楮墨遗珍 馨香流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西域文献整理札记

缘起 
    以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敦煌写经等西域文献鲜为人知，作为图书馆管理人员，我亦仅知其大概。因为古籍藏量大，主要专业人员很有限，基础整理工作千头万绪。2006~2008年，在国家文物局的立项支持下，我们完成了院藏地方志古籍的详细编目整理和书目出版。2009年，财政部、国家文物局加大了支持力度，为期3年的“院藏珍贵古籍及文物资料的抢救保护” 计划得以立项。最初的工作重点放在2005年入藏的一批古书画、碑帖和善本古籍的著录整理、入库排架及数据库系统中相应数据的采集完善方面，年底在整理基础上进行《院藏墨迹精粹》的编纂时，原本想从藏经残片中遴选出时代较早的墨迹来充实书的内容，便循着依稀的线索查找。因20世纪90年代对旧藏建账上架时，这些写经残片均以盒或合册为单位来给定用于登账的登录号和用于查找的索书号，而这些盒或册间杂在善本书中，至于其中具体有什么内容并无详细的编目著录，也难怪这些残经几十年来一直藏而不彰。

    2010年初，随着排查的进行，越来越多的写经等残片进入视野，有汉文的、有民族文字的，但当时并不知道它们为何种文字，还另有少量相对完整的、非敦煌吐鲁番等西域地区的其他佛经写本，若粗略估算，大概有200多件。我们知道，近百年来基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敦煌学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显学，随着散落到了英、法、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收藏单位的敦煌遗书目录及图像资料的陆续公布，也有力地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入进行。对于院藏的这些文献遗书做专题整理，无疑是一件亟须而有意义的工作。一方面可以摸清家底，另一方面将整理成果刊布，让这些寿世千年的楮墨遗珍，走出“深藏”，进入学术界和社会，成为公器。从2010年1月开始着手整理工作，时值今日才算是有了一个初步的整理结果。

整理过程

单独编号   摸清家底

    上文提到，这些残片原初入藏时，一般是经简单托裱后合订成册，有的则是散叶用盒子收纳。因此以往登入财产账的登录号是以一或几册/盒、而不是以每个残片为单位入账登记，自然也以一或几册/盒为单位给定入库排架的索书号。比如登录号为0323、索书号为8020-006-005-002、书衣墨笔题“吐鲁番残经一册”的19页简装册，残片共计58件，而其中的每件残片均有可能是一个独立的文献写（或印）本，若不重新单独编号，将无法进行整理。

    有鉴于此，在第一步的编号登记时，采取在不变动原登录号、索书号的前提下，对每件残片依照原装册中残片的前后次序，进行单独编号登记，暂称之为“写经编号”。一件残片对应唯一的写经编号。每个残片的写经编号有两部分组成：前部分是始于xj001的流水号；后部分是残片的原登录号，再加该残片在原册中的次序号，其间用“.”隔开；前后部分中间用“-”连接，例如写经编号xj002-0662.02。起初的写经编号从xj001开始，以等差值1递增至xj241。这其中囊括了疑似为出自敦煌、吐鲁番等西域地区的汉文和民族文字的写本和个别印本，以及其他数量不多的旧藏佛经写本。需要说明的是，随着对这些藏品的辨识，原给定的写经编号会略有调整增加，原因是有的残片起初被认为是一件，但经识读研究后发现是两件不同的东西。如起初编号为“xj043-0660.24”的残片，其实是后人在粘接托裱时将“大方广佛华严经”与“大般涅槃经”两个不同写本的残片误装在一起，这样一个残片使用原写经编号“xj043-0660.24”，增加的另一个残片写经编号定为“xj043.1-0660.24.1”。

    据整理统计，在给定了写经编号的246件残片中，西域文献遗书235件（分别属于192个文献写或印本），其他佛经写本9件（明宣德二年泥金写经1件，清代写经1件，真伪存疑的1件，日本写经6件），此外另有两件后经专家辨识为清代满文牛录名的残片。

识别鉴定   拼缀释读

    每件残片单独编号后，整理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对每件残片卷面信息的采集和记录。敦煌遗书类文献最初多为卷装，目前存留的残片既是一种文献资料，又是珍贵的文物实证。因此，对这类残存的记录信息，参照了文献著录、文物档案记录等方面的信息采集内容。主要有：文献题名、文献的撰译者、存留卷面的完残状态、内容的起止文字、存留卷面的最大纵高和横长尺寸、卷面的形制（包括书写或刻印、界边栏格）、卷子的制作栏格、残存行字数量、卷面的批注或原修订符号、馆藏信息（包括写经编号、登录号、索书号、残片数量、破损情况、收藏题跋钤印、装裱、标签等情况）、相关残片间的合缀、确定文献题名的参考文献等。
    对每件残片的这种档案式编目著录，从一个侧面反映着目前的认知程度，既是一种可以作为残片历史的记录，又是现实社会中可以提供给读者、观者了解使用的一种基本信息。因此，我们在整理研究过程中，力求做到仔细认真，有问题请求相关方面的专家来帮助解决。在上述需采集的信息中，有两个关键环节需要辨识和鉴定：一是就卷面残存文字来确定其文献题名，即“是什么”；二是残片的制作时代，即“什么时代或时间的遗存”。因为除了个别相对完整，或者碰巧存留有题名或年款的卷子外，绝大部分残片上都没有明确的信息。

    可以说，对这些残片的整理和认知是相关方面专家学者鼎力合作的结晶，在此有必要略作赘述。在我考虑进行西域遗书的专题整理，而冒然求助于国家图书馆的李际宁先生时，得到了他的热情帮助，李先生慨然提供了国图“敦煌遗书编目原则”和样例供参考，使我信心倍增。同时他还联系造诣颇深的上海师范大学方广锠教授及张丽女士一同前来帮助鉴定。更值得提及的是，在整理研究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了方先生的指导和提携，方先生不仅对所有汉文残片的时代进行了鉴定，我侍其左右得以耳提面命，受益匪浅。在遇到难题时，也总是与百忙之中的方先生商榷，自己水平所限不能解决的便求助先生解决。如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中查找不到的残片文献题名由方先生来帮助拟定；对录文的句读标点，我先试着做，然后经先生校订，我再研读学习揣摩，在这一过程中我从原来对佛典的敬而远之到初步的细心体认，窃以为是一个飞跃性的提高。在这批藏品中还有小量的非汉字遗书，当院领导朱晓东书记得知我一筹莫展时，联系专攻西夏文的西北师范大学韩小忙教授，专程来实际察看，韩先生对西夏文残片进行了初步辨识，后又联系更精专佛教文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聂鸿音研究员来辨识鉴定。聂先生慨然应允对西夏文佛经残片的释读，并辨别出其他的民族文字残片为回鹘文。接下来，聂先生很热情地引介专攻回鹘文的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系张铁山教授来院辨识鉴定，张先生对此也很感兴趣，回鹘文残片的释读便由他来承担。

    在整理过程中，还有一个环节便是残片间的拼缀。这是一个既需耐心又很令人兴奋的事。在弄清了每件残片尤其是类似残片的文字内容、文献题名后，通过对它们的内容、书写风格、用纸等特征的反复比对，再进行残片图像间的模拟拼缀。因为早期的佛教写经，从用纸尺寸、行款字数等形制及书体来看，尽管各时代地域有差别，通常有一定的规制或规律可循。这点在我们著录的行字信息中也能看出来。我们对内容的文字起止、行格款字的记录，一方面是对目前客观存在状态的记录，另一方面也便于我们对院藏的残片之间、或与其他收藏单位的某些残片进行拼合缀补。比如院藏的14件《阿毗达磨俱舍论》（图1）残片，其实是8世纪唐代的同一个文献写本；而我们的1件6世纪南北朝的《大般涅槃经疏》，与上海图书馆藏的有“昙鸾写”题记的《大般涅槃经疏》，虽不能直接缀连，但原为同一卷写本，其位置在上图藏卷之前。
    在院藏235件（192个文本）西域文献残片中，若从语种来统计：汉文223件（182个写/印本），回鹘文8件（6个写/印本），西夏文4件。若从写或印的制作方式来统计，除6件汉文、3件回鹘文（2个文本）、1件西夏文为宋元印本外，余皆写本。若从内容来统计：佛教文献208件（167个文本），道教文献2件，世俗文书18件（16个文本），文献类别待考的7件。若从制作时代来统计：5世纪东晋写本6件，5-6世紀南北朝写本81件（70个文本），7-9世纪唐代写本110件（80个文本），8-9吐蕃统治时期写本6件，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13件，10-14世纪民族文字写/印本12件（10个文本），宋元时期印本7件。

精品掇英

    在院藏235件（192个写/印本）西域文献遗存中，包括汉、回鹘和西夏三种语言文字，汉文类的大部分为5-8世纪、回鹘和西夏文类的多为13世纪的佛教文献写本，其中不乏颇具较高佛学历史文献价值、书法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的精品佳作。如5世纪东晋由帛氏作注的写本《道行般若经》（图2）、6世纪南北朝由高僧昙鸾所书的《大般涅槃经疏》（图3），其注疏未收入以往历代大藏经，无疑丰富了佛典大藏。此外保存内容较多、写于南朝梁大通二年（528）的《大方等大集经》（图4），亦不多见。这些经疏不仅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而且因其时代较早，在现存魏晋南北朝墨迹寥若晨星的今天，这些写本亦在一定程度上丰富着我们对1500年前先人书写样式风格的认知。
    同样，院藏的唐显庆二年（657）写本《妙法莲华经卷第七》（图5）、显庆五年（660）写本《妙法莲华经卷第三》（图6），无论从纸张的加工，或是从书体风格而言，均开盛唐写经之风韵。最能代表唐高宗时宫廷写经风尚的，则当属《武则天制<妙法莲华经>序》（图7），这件残片的珍贵，正如启功先生撰文所称“字体精严，雅近欧书《皇甫诞》、《温大雅》诸碑，而血脉腴润，故非石刻所能及。其识语，文词巧丽，与书相称，俱当时之选。”（见《启功丛稿》中华书局1981年12月第1版；有关最新研究文章参见赵和平《唐代咸亨至仪凤中的长安宫廷写经》，见http://www.fjdh.com/wumin/HTML/138786.html，2010-7-9）。

    上述几例仅是西域文献中的汉文写本，而院藏的回鹘文、西夏文佛教文献虽数量不多，但亦值得珍赏。如一片以泥金书于磁青纸上的西夏文写经（图8），从藏文转译而来，是汉文大藏中所没有的。另有一帧回鹘文佛经残片中写有完整的汉字题记，也很少见。更值得一提的是两叶保存完整、每叶正背两面书写、约为10-11世纪的《十姓回鹘王及其疆域记录》（图9）。保留至今的回鹘文遗存中很少有历史文献，该文献对研究回鹘语文以及回鹘历史都具有重要价值。在这些回鹘文文献中，常夹写汉字。我们可以从这些民族文献中管窥已消逝的西域民族文字风格、宗教信仰，以及当时民族间文字语言的相互影响与融合。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院藏的1件保存完整的明代宣德二年（1427）写经。该写本内容为《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图10），释圆瀞用泥金楷书于磁青纸；在卷子的抄经部分前是用泥金精细工整地描绘的礼佛图；卷末有清康熙十一年（1672）太监蹇而泰泥金楷书题跋。中国的写经在经过早期的盛行之后，到宋代之后由于大量使用了刻板来印刷经文，因此我们的抄写佛经传统在宋代及以后便逐渐趋于衰落甚至中断，而日本的写经传中国之衣钵并一直持续下来。院藏有6件日本写经，其中1残件《妙法莲华经》（图11）为8世纪日本天平年间之物。从多人的题跋可知，这件被称为日本光明皇后所制的残卷，当为清光绪间曾作为随员出使日本的陈衡山所得。

刊布共享
    随着整理工作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应该将所著录资料与相应的实物图像集结刊布，公诸社会。目前已基本编纂完毕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西域文献遗珍》，可以说是此阶段专题整理研究的一个汇集。本书编纂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所有残件本体基本信息的著录总目，二是所有残件的图版及其相应的录文或释文。尽管我们知道能力水平有限，但为方便阅读，对录文进行了句读标示，有的文字仅据参照文献略作校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校勘。

    检索院史，现藏西域文献中的大部分，与院藏地方志等其他古籍善本一样，同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郑振铎、王冶秋等文物局领导组织并派员从旧书肆收购而得，当时的购签有的还存留在书册上。这些藏品后拨交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即现文研院前身。这些藏品在数十年间一直处于打捆流转状态，历经沧桑，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得以专库专架安置，同时进行清点建账、除尘灭菌等整理和保护工作。另一小部分写经文献源于2005年国家文物局的收购，并调拨入藏当时的中国文物研究所，即现文研院前身。随着事业发展，财政部、国家文物局不断加大对院藏古籍善本及珍贵文物资料抢救保护工作的支持力度，回望近一年来有关西域文献的整理和编纂工作，倘若没有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没有佛学、敦煌学及民族文献学等领域专家学者的鼎力相助，没有院领导的支持及各相关部门的协作，项目进展就不可能如此顺利。而即将付梓的《院藏西域文献遗珍》，既是一部经过专业整理后的国有财产账，同时也是使这些浸润着先人芸香气息、历经沧桑尚能寿世的珍贵文化遗产，得以化身千百、馨香流布，得以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成为永续传承链条中的一环。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0年11月17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