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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分析与古代陶器研究

发布时间:2010-12-10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作者:秦 戈

 

    陶器研究是考古学最为擅长的领域之一,并已在原料分析、生产、技术、功能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陶器上的指纹痕迹作为目前能够考察到的最多的古代指纹材料之一,却一直未能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由于陶器在生产过程中的湿软特性及其之后的固硬状态为指纹的“压印”和长久保存提供了可能和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也使得指纹痕迹仅能够发生于陶器的生产过程中,因而指纹分析就有可能提供关于陶器生产尤其陶工的相关信息。

    一、陶器生产过程中指纹痕迹的发生

    考古学上所能识别的陶器生产工艺流程包括原料制备、坯体成型、修整、装饰、烧制等环节。除此之外,民族学资料表明,陶器坯体在操作台成型之后至入窑烧制之前的生产过程中,经历了至少数次搬运以及稍长时间的阴干过程(赵美、万靖:《怒族手工制陶术调查》,《四川文物》2008年第1期)。由于加工动作以及陶坯本身的原因,陶器原料制备、修整、阴干、烧制等步骤遗留下来的指纹痕迹鲜见;相对而言,坯体成型、装饰、搬运却易于产生指纹痕迹。

    目前研究表明,至少在我国,古代陶器的成型方式曾有捏塑法、泥片贴筑法、泥条筑成法、模制法以及快轮拉坯成型法等(李文杰:《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研究》,科学出版社,1996年)。在这些成型方法中,捏塑法、泥片贴塑法、泥条筑成法、模制法都需要以“捏或按”的方式将泥料或泥坯挤压、捏合、固定,从而形成完整器物,故它们产生指纹痕迹的原因容易理解。而快轮拉坯法要求在快速旋转中提拉坯体,所以在其实施过程中要形成指纹痕迹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有考古资料表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古代陶匠将形制较为复杂的器物一次拉坯成型并非易事,因此常常出现将两件或多件事先制好的坯体相互平接或套接以组合成完整器的现象(李文杰,1996),而在组合拼接的过程中为求牢固就需要对结合部位进行按压,从而使指纹痕迹的遗留成为了可能。

    如果说坯体成型过程中所产生的指纹痕迹大多是无意识造成的,那么装饰环节中遗留的指纹痕迹则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意施加的。从已观察到的标本来看,这类指纹痕迹一般分布较有规律、轮廓相对完整,其中不乏纹路清晰者,因此是指纹分析的较好材料之一。例如,先秦时期的一些陶器上常常装饰有波浪状的附加堆纹,此类纹饰一般是将泥条贴附在陶坯上,然后在其上有规律地进行按压,而手指则是实施按压步骤的主要“工具”之一。

    同时,民族学资料表明,陶坯在工作台上加工完成之后就会被搬运至其他地方进行阴干、晾晒或后续处理。在搬运的过程中,指纹很可能会被遗留在刚刚制成的陶坯上。根据现有的民族学资料观察,搬运过程中产生的指纹痕迹一般遗留于器物腹、肩等部位。

    总之,通过对陶器制作技术环节及操作步骤进行动态分解并逐一分析,能够更加深刻全面地理解陶器生产工艺流程中指纹痕迹的产生背景和发生情况,甚至可以以此归纳出每项技术环节所产生的指纹痕迹的表现特征,进而将可观察到的指纹痕迹与陶器制作的具体环节以及制陶者的相关手指“对号入座”,为指纹分析技术的准确实施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精细化研究提供相应的信息支撑。
    二、指纹分析所揭示的陶器生产信息

    如前所述,陶器为指纹痕迹的遗留与保存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物质载体,通过引入现代指纹学的研究成果,对古代陶器上的指纹痕迹进行观测与分析,或可揭示更多的关于古代社会尤其陶器生产方面的信息。

    (一)指纹特征所反映的陶工个体

    众所周知,指纹具有“唯一性”,每个人的指纹形态特征、花纹样式都保持着自身的同一,而与其他人的指纹相区别,即使相貌极为相似的双胞胎,其指纹都没有一个完全相同的。同时,研究表明,指纹也具有“不变性”,人从生到死,直到彻底腐败变质之前,指纹原来的形态结构和基本的纹样细节特征保持不变。

    显然,如果将指纹“人各不同”的特性用于古代陶器上指纹痕迹的研究中,或可带来有意义的发现。前文已经论述,目前所说的指纹痕迹仅可能发生于陶器的生产过程中,故指纹的主人很大程度上应是负责或辅助制作陶器的陶工。因此,对于古代陶器上遗留的指纹痕迹进行特征比对与个体识别,不仅能为不同陶器的共时性判断提供理论上的可能,也可为我们了解当时陶器生产规模与分工、陶器产品流通等方面建立新的途径。举例来说,不同陶器上的指纹痕迹一旦鉴定为属于同一个体,那么可以肯定这些陶器为同一陶工所制,其共时性便确定无疑;而且,将指纹分析技术与陶器原料成分检测或岩相分析结合起来,则有可能解决陶器产品贸易或陶工迁徙的问题。同时,正如前文已分析的那样,陶器生产工艺流程包括若干环节,如果我们对于不同环节遗留的指纹痕迹进行比对分析与个体识别,那么就能判断出一件器物是由一个人完成还是由多人完成,也就能考察出陶器生产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专业分工。

    在实际工作中,虽然由于指纹资料库信息的缺乏,时空跨度较大的指纹分析往往费时费力,也可能无法得出明确的结果,但如果是在几个共时性较强的单位内,尤其是在一个制陶作坊范围内,出土陶器上指纹痕迹的分析与个体识别,则是相对容易实现的,也可为我们提供不少有价值的线索和信息。例如,意大利学者Francesco d’ Andria记录了Metaponto一处制陶作坊(年代为公元前四世纪)出土的125件陶瓶上的约400个指纹,通过借助指纹分析技术对这些指纹痕迹所代表的个体数量进行考察,目前已从中识别出至少4个个体的指纹,也就是说至少有四个陶工曾在此工作过(Paul Astrǒm. The study of ancient fingerprints. Journal of ancient fingerprint. Nr1 2007)。此外,有学者曾与指纹学专家合作,对以色列某遗址出土的数百件陶器上的指纹痕迹进行了比对与识别,他们发现这些指纹痕迹很可能系同一陶工所留,由此推测该遗址可能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Kimberlee Sue Moran. Unintentional artefacts: fingerprinting material culture. Journal of ancient fingerprint. Nr1 2007)。

    诚然,正如前文已经分析的那样,在陶器的生产工艺流程中,除了装饰环节中的有意施加,其他环节遗留的指纹痕迹常常为片断的局部小块印痕,也经常会发现扭曲或变形的指纹痕迹,由此增加了个体鉴定的难度。其实,不仅是陶器上的指纹痕迹,即使在以指纹为常规检测内容的刑侦、司法等行业也经常会面临指纹痕迹的残缺或变形问题,而这恰恰是指纹学的基本研究领域之一。根据指纹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可知,指纹存在诸多“细节特征”(刘少聪,1984),即使是残缺或变形的指纹痕迹,只要“细节特征”足够,照样可以用于鉴定或区别人身。对此,有资料显示,如果不同指纹残痕中有至少八处纹线“细节特征”相匹配、且系相同的手指部位所留,则在司法上可以认定这些指纹属于同一人(Keith Branigan, Yiannis Paradatos, Douglas Wynn. Fingerprints on early minoan pottery: a pilot study. The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Vol. 97(2002))。而陶器上的指纹痕迹大多是负责陶器生产的陶工所留,其人群规模应不是很大,所以参与比对的纹线“细节特征”的数量理应更少。

    (二)指纹分析与陶工年龄的判断

    指纹学研究表明,指纹的诸多细节特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指纹遗留者所属的年龄阶段。其中,指纹纹线的宽窄密度与年龄阶段之间的关系已被多国指纹学者反复验证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是目前相对比较成熟、应用最多的方法之一。具体而言,胎儿从3~4个月指纹纹线开始生长,直到6个月左右形成完整的指纹。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指掌长度、宽度的变化,指纹纹线逐渐由细变粗,纹线的间隔由密变疏,花纹的面积由小变大(刘少聪,1984)。所以,指纹纹线的这种客观变化成为推断年龄的一种科学依据,也就是说,只要知道指纹纹线的间距,就有可能根据调查结果判断出其所对应的年龄。

    其实,根据指纹纹线疏密推断遗留者所属的年龄阶段在我国元代就已开始,当时的官吏在审理案件时,就“以其疏密判人短长壮少”,并加以验证,终于避免造成一起冤案(姚燧(元):《牧庵集》,《四部丛刊》本,卷二十二)现代指纹学发端之后,对于指纹纹线密度与年龄阶段之间关系的研究投入了不少的精力,在大的范围内已经初步建立起能够反映不同种群的指纹纹线密度变化与年龄阶段之间的对应关系的数据标准,并被经常性地引用到刑侦、司法、交通事故鉴定等行业。

    就考古学研究而言,以指纹纹线密度来推断遗留者年龄阶段的方法为解读古代陶器上的指纹痕迹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对相关陶器上指纹痕迹纹线密度的测量、统计,再与指纹学者调查所得的“纹线密度与年龄阶段”的对应关系进行比对,则很自然就知道了陶器上指纹遗留者所属的年龄范围。换言之,将指纹分析技术引入到古代陶器研究中,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当时陶器生产者的年龄状况,甚至可以在此基础上探讨陶工年龄构成、长幼分工、陶艺传承等诸多问题。例如,美国学者Kathryn A. Kamp曾根据亚利桑那北部Sinagua地区出土陶器上的指纹痕迹以及陶器本身的特征、质量,对当时的陶艺教育、传承进行了分析(Kathryn A. Kamp. Prehistoric Children Working and Playing:A Southwestern Case Study in Learning Ceramics.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Vol.57,No.4(2001))。此外,有研究者利用陶器上的指纹痕迹,成功地论证出地中海的青铜时代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Viking时代都存在未成年人与大人一块生产的现象(Mikael Jǎgerbrand. Why the world needs another journal. Journal of ancient fingerprint. Nr1 2007);我们在对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指纹痕迹的分析中,也得出了未成年人参与陶器生产的认识。

    除此之外,指纹分析还能够获取个体左右手、种族、遗传疾病、身高等方面的信息。

    综上可知,将指纹分析技术引入到古代陶器研究中,无疑能够丰富关于当时陶器生产及其相关问题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希望对不同遗址和不同考古学文化或其期别的指纹信息,进行系统的收集和记录。通过比较和分析以建立较为齐全的指纹数据库,为管窥古代居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提供更多的材料和信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0年12月10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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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指纹分析与古代陶器研究

发布时间:2010-12-10

 

    陶器研究是考古学最为擅长的领域之一,并已在原料分析、生产、技术、功能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陶器上的指纹痕迹作为目前能够考察到的最多的古代指纹材料之一,却一直未能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由于陶器在生产过程中的湿软特性及其之后的固硬状态为指纹的“压印”和长久保存提供了可能和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也使得指纹痕迹仅能够发生于陶器的生产过程中,因而指纹分析就有可能提供关于陶器生产尤其陶工的相关信息。

    一、陶器生产过程中指纹痕迹的发生

    考古学上所能识别的陶器生产工艺流程包括原料制备、坯体成型、修整、装饰、烧制等环节。除此之外,民族学资料表明,陶器坯体在操作台成型之后至入窑烧制之前的生产过程中,经历了至少数次搬运以及稍长时间的阴干过程(赵美、万靖:《怒族手工制陶术调查》,《四川文物》2008年第1期)。由于加工动作以及陶坯本身的原因,陶器原料制备、修整、阴干、烧制等步骤遗留下来的指纹痕迹鲜见;相对而言,坯体成型、装饰、搬运却易于产生指纹痕迹。

    目前研究表明,至少在我国,古代陶器的成型方式曾有捏塑法、泥片贴筑法、泥条筑成法、模制法以及快轮拉坯成型法等(李文杰:《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研究》,科学出版社,1996年)。在这些成型方法中,捏塑法、泥片贴塑法、泥条筑成法、模制法都需要以“捏或按”的方式将泥料或泥坯挤压、捏合、固定,从而形成完整器物,故它们产生指纹痕迹的原因容易理解。而快轮拉坯法要求在快速旋转中提拉坯体,所以在其实施过程中要形成指纹痕迹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有考古资料表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古代陶匠将形制较为复杂的器物一次拉坯成型并非易事,因此常常出现将两件或多件事先制好的坯体相互平接或套接以组合成完整器的现象(李文杰,1996),而在组合拼接的过程中为求牢固就需要对结合部位进行按压,从而使指纹痕迹的遗留成为了可能。

    如果说坯体成型过程中所产生的指纹痕迹大多是无意识造成的,那么装饰环节中遗留的指纹痕迹则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意施加的。从已观察到的标本来看,这类指纹痕迹一般分布较有规律、轮廓相对完整,其中不乏纹路清晰者,因此是指纹分析的较好材料之一。例如,先秦时期的一些陶器上常常装饰有波浪状的附加堆纹,此类纹饰一般是将泥条贴附在陶坯上,然后在其上有规律地进行按压,而手指则是实施按压步骤的主要“工具”之一。

    同时,民族学资料表明,陶坯在工作台上加工完成之后就会被搬运至其他地方进行阴干、晾晒或后续处理。在搬运的过程中,指纹很可能会被遗留在刚刚制成的陶坯上。根据现有的民族学资料观察,搬运过程中产生的指纹痕迹一般遗留于器物腹、肩等部位。

    总之,通过对陶器制作技术环节及操作步骤进行动态分解并逐一分析,能够更加深刻全面地理解陶器生产工艺流程中指纹痕迹的产生背景和发生情况,甚至可以以此归纳出每项技术环节所产生的指纹痕迹的表现特征,进而将可观察到的指纹痕迹与陶器制作的具体环节以及制陶者的相关手指“对号入座”,为指纹分析技术的准确实施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精细化研究提供相应的信息支撑。
    二、指纹分析所揭示的陶器生产信息

    如前所述,陶器为指纹痕迹的遗留与保存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物质载体,通过引入现代指纹学的研究成果,对古代陶器上的指纹痕迹进行观测与分析,或可揭示更多的关于古代社会尤其陶器生产方面的信息。

    (一)指纹特征所反映的陶工个体

    众所周知,指纹具有“唯一性”,每个人的指纹形态特征、花纹样式都保持着自身的同一,而与其他人的指纹相区别,即使相貌极为相似的双胞胎,其指纹都没有一个完全相同的。同时,研究表明,指纹也具有“不变性”,人从生到死,直到彻底腐败变质之前,指纹原来的形态结构和基本的纹样细节特征保持不变。

    显然,如果将指纹“人各不同”的特性用于古代陶器上指纹痕迹的研究中,或可带来有意义的发现。前文已经论述,目前所说的指纹痕迹仅可能发生于陶器的生产过程中,故指纹的主人很大程度上应是负责或辅助制作陶器的陶工。因此,对于古代陶器上遗留的指纹痕迹进行特征比对与个体识别,不仅能为不同陶器的共时性判断提供理论上的可能,也可为我们了解当时陶器生产规模与分工、陶器产品流通等方面建立新的途径。举例来说,不同陶器上的指纹痕迹一旦鉴定为属于同一个体,那么可以肯定这些陶器为同一陶工所制,其共时性便确定无疑;而且,将指纹分析技术与陶器原料成分检测或岩相分析结合起来,则有可能解决陶器产品贸易或陶工迁徙的问题。同时,正如前文已分析的那样,陶器生产工艺流程包括若干环节,如果我们对于不同环节遗留的指纹痕迹进行比对分析与个体识别,那么就能判断出一件器物是由一个人完成还是由多人完成,也就能考察出陶器生产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专业分工。

    在实际工作中,虽然由于指纹资料库信息的缺乏,时空跨度较大的指纹分析往往费时费力,也可能无法得出明确的结果,但如果是在几个共时性较强的单位内,尤其是在一个制陶作坊范围内,出土陶器上指纹痕迹的分析与个体识别,则是相对容易实现的,也可为我们提供不少有价值的线索和信息。例如,意大利学者Francesco d’ Andria记录了Metaponto一处制陶作坊(年代为公元前四世纪)出土的125件陶瓶上的约400个指纹,通过借助指纹分析技术对这些指纹痕迹所代表的个体数量进行考察,目前已从中识别出至少4个个体的指纹,也就是说至少有四个陶工曾在此工作过(Paul Astrǒm. The study of ancient fingerprints. Journal of ancient fingerprint. Nr1 2007)。此外,有学者曾与指纹学专家合作,对以色列某遗址出土的数百件陶器上的指纹痕迹进行了比对与识别,他们发现这些指纹痕迹很可能系同一陶工所留,由此推测该遗址可能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Kimberlee Sue Moran. Unintentional artefacts: fingerprinting material culture. Journal of ancient fingerprint. Nr1 2007)。

    诚然,正如前文已经分析的那样,在陶器的生产工艺流程中,除了装饰环节中的有意施加,其他环节遗留的指纹痕迹常常为片断的局部小块印痕,也经常会发现扭曲或变形的指纹痕迹,由此增加了个体鉴定的难度。其实,不仅是陶器上的指纹痕迹,即使在以指纹为常规检测内容的刑侦、司法等行业也经常会面临指纹痕迹的残缺或变形问题,而这恰恰是指纹学的基本研究领域之一。根据指纹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可知,指纹存在诸多“细节特征”(刘少聪,1984),即使是残缺或变形的指纹痕迹,只要“细节特征”足够,照样可以用于鉴定或区别人身。对此,有资料显示,如果不同指纹残痕中有至少八处纹线“细节特征”相匹配、且系相同的手指部位所留,则在司法上可以认定这些指纹属于同一人(Keith Branigan, Yiannis Paradatos, Douglas Wynn. Fingerprints on early minoan pottery: a pilot study. The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Vol. 97(2002))。而陶器上的指纹痕迹大多是负责陶器生产的陶工所留,其人群规模应不是很大,所以参与比对的纹线“细节特征”的数量理应更少。

    (二)指纹分析与陶工年龄的判断

    指纹学研究表明,指纹的诸多细节特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指纹遗留者所属的年龄阶段。其中,指纹纹线的宽窄密度与年龄阶段之间的关系已被多国指纹学者反复验证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是目前相对比较成熟、应用最多的方法之一。具体而言,胎儿从3~4个月指纹纹线开始生长,直到6个月左右形成完整的指纹。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指掌长度、宽度的变化,指纹纹线逐渐由细变粗,纹线的间隔由密变疏,花纹的面积由小变大(刘少聪,1984)。所以,指纹纹线的这种客观变化成为推断年龄的一种科学依据,也就是说,只要知道指纹纹线的间距,就有可能根据调查结果判断出其所对应的年龄。

    其实,根据指纹纹线疏密推断遗留者所属的年龄阶段在我国元代就已开始,当时的官吏在审理案件时,就“以其疏密判人短长壮少”,并加以验证,终于避免造成一起冤案(姚燧(元):《牧庵集》,《四部丛刊》本,卷二十二)现代指纹学发端之后,对于指纹纹线密度与年龄阶段之间关系的研究投入了不少的精力,在大的范围内已经初步建立起能够反映不同种群的指纹纹线密度变化与年龄阶段之间的对应关系的数据标准,并被经常性地引用到刑侦、司法、交通事故鉴定等行业。

    就考古学研究而言,以指纹纹线密度来推断遗留者年龄阶段的方法为解读古代陶器上的指纹痕迹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对相关陶器上指纹痕迹纹线密度的测量、统计,再与指纹学者调查所得的“纹线密度与年龄阶段”的对应关系进行比对,则很自然就知道了陶器上指纹遗留者所属的年龄范围。换言之,将指纹分析技术引入到古代陶器研究中,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当时陶器生产者的年龄状况,甚至可以在此基础上探讨陶工年龄构成、长幼分工、陶艺传承等诸多问题。例如,美国学者Kathryn A. Kamp曾根据亚利桑那北部Sinagua地区出土陶器上的指纹痕迹以及陶器本身的特征、质量,对当时的陶艺教育、传承进行了分析(Kathryn A. Kamp. Prehistoric Children Working and Playing:A Southwestern Case Study in Learning Ceramics.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Vol.57,No.4(2001))。此外,有研究者利用陶器上的指纹痕迹,成功地论证出地中海的青铜时代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Viking时代都存在未成年人与大人一块生产的现象(Mikael Jǎgerbrand. Why the world needs another journal. Journal of ancient fingerprint. Nr1 2007);我们在对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指纹痕迹的分析中,也得出了未成年人参与陶器生产的认识。

    除此之外,指纹分析还能够获取个体左右手、种族、遗传疾病、身高等方面的信息。

    综上可知,将指纹分析技术引入到古代陶器研究中,无疑能够丰富关于当时陶器生产及其相关问题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希望对不同遗址和不同考古学文化或其期别的指纹信息,进行系统的收集和记录。通过比较和分析以建立较为齐全的指纹数据库,为管窥古代居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提供更多的材料和信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0年12月10日第7版)
 

作者:秦 戈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