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改变思想——学习《中国远古时代》随笔

    一

    在100年前的1909年，梁启超准备撰写一部新的中国史，并在提纲中列出“有史以前之时代”一节。深受西方史学思想影响的他，这时不但已经了解到汤姆森的三期说，甚至还认为中国也必有石器时代。只是“中国虽学术未盛，在下之层石，未经发现”而已。因此他提出“以此说为比例，以考中国史前之史，绝不为过。”梁启超的这个推断，可以说是中国人提出用考古材料研究中国史前史的一个开端。但梁启超的预见性不过是理论意义上的奢望，因为在近代考古学尚未传入中国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科学出土资料，要想编著一部带有考古学含量的中国史前史，不是何其难也，而是不可为也。

    不知是历史巧合，还是考古命定，就在梁启超提出“以考中国史前之史”这一年，河北高阳诞生了苏秉琦。距此75年后的1985年，苏秉琦应《中国通史》总主编白寿彝邀请，担任第二卷《远古时代》主编（以下简称《远古》）。他召集俞伟超、张忠培、严文明、郭大顺等，多次讨论编纂设想，并就他关于史前社会的基本认识形成了提纲。距此4年后，张忠培和严文明撰写完成这一集大成的旷世之作。是年，距梁启超提出撰写中国史前史，已过去了80年。

    二

    这80年，于中国历史而言只是短暂一瞬，而于中国古史系统来说，却已从最初的疑古大讨论，傅斯年提出“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完成了向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转变。而这一被胡适称之为既有做学问的途径，又提倡求真精神，更带有解放人的思想的史学运动，不能不说与已先期诞生于1921年的中国考古学有着极大的关联。打那以后，国人不但开始重新审视和抉择“盘古开天地”等传说性的历史材料，更是期盼能结合新兴的考古学的新发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来重建科学的古史体系。但刚刚萌芽的考古学尚无法担纲如此大任，这正如顾颉刚所说：“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现在才刚刚开头，还不能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甚至有的外国学者，比如撰写过《史前人类》的摩根还宣称：“中国文明始于公元前七、八世纪，我们完全不必理会它的史前史”。

    就在这正反两种认识的交替往复时期，一位远在美国的年轻人李济，却已下决心从社会学和心理学改行学习人类学。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通过人类学来重建中国的古史学，“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几年以后的1926年，他回国主持了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考古工作，开始实践他的初衷。3年后他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学组主任，并以“中国民族的原始和中国文化的原始”为课题，把重建中国上古史作为了一生的追求，直至他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开始编撰包括商周和史前时代的《中国上古史》。然而这时他已远离大陆考古学的主战场，别说亲手发掘和摩挲，就是看到第一手资料的文图，也多要通过他在美国留学的学生张光直转寄，这在他当年与张光直的通信中，触目皆是，令人唏嘘。最终，这位开创中国人独立主持发掘工作的考古之父，与一代史学名家梁启超的宿命一样，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性，还是没有完成他的重建中国古史之梦。

    当年，也就是在李济任职考古组的同年，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会考古组也应时成立。后来徐旭生出任组长，而苏秉琦也于“1934年离开学校，投身考古工作”，成为徐旭生同仁并一生执弟子之礼。这一年，张忠培出生于湖南长沙，此前两年，严文明出生于湖南华容，他们二人经年日后在协助苏秉琦1980年整体性提出重建中国史前史方面所起的作用，已众所周知。其实，苏秉琦重建史前史的志趣由来已久，这在他1947年与徐旭生合写有关传说时代的文论中，就已经预见到“将来必有一天，我们可以能根据丰富可靠的地下遗物遗迹，和考古学的成就，来描述中华民族的史前文化。”

    综上简述，自上个世纪起，除了前面提及的代表性人物外，我们还可以列出诸如章太炎、王国维、郭沫若、梁思永、夏鼐等一大串人物来。换言之，几乎所有的史界名人及后学，都关注或参与过中国史前史这一重大国史课题的讨论或实践。其实，关乎中国国脉渊源的史前史又何止于学界？即便学界之外的思想界乃至政界，仍不乏关注人等。例如毛泽东就曾于1964年说过：“原始社会这段历史还搞不清楚，有一百多万年，阶级社会不过三千年。什么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原始末期，有了彩陶。”一位国家领导人在治国理政中，用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说事，甚至还将它们填词入诗，抒发过带有国情意蕴的情感：“人猿相揖别。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足见考古学非但只有考古价值、历史价值乃及学术价值，甚至还有文化价值、社会价值乃及思想价值等。

    但这些前人们，要么英年早逝，要么孤悬海外，要么转主行政。唯有苏秉琦在重建中国史前史这一“艰难的起步，坎坷的道路”上，走得最久，行得最远，做得最主流，并最终修成《远古》这一标志中国古史研究走向的现代化正果——这与其说是苏秉琦选择了史前史，毋宁说是历史选择了苏秉琦。

    三
    白寿彝曾在《远古》题记中写道：“本卷的完成，在极大程度上概括了远古时代考古学研究尤其是他们本人的研究成果，他们坚持实事求是，认真地从考古学文化入手，清理了中国史前民族、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脉络。这在以往的通史撰述中是没有前例的。这在考古学工作上，也是一项创举。本卷的出版，我相信会在我国学术工作上产生有益的影响。”

    白老的评介后来得到印证。该书出版后颇受读者欢迎，即便到了成书的20年后，新的考古学发现仍未动摇该书的基本观点。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于对白老和苏公的尊敬和纪念，为飨读者，今年更名为《中国远古时代》（以下简称《时代》），单独出版。新版《时代》不乏新创意，那就是增补了张忠培和严文明在《远古》出版后关于仰韶时代、龙山古城、文明形成，东方文明摇篮四篇论文。这些新研充分实践着当年苏秉琦的期许：“正如当代一些科学巨著一样，（《远古》）可以一版一版地编下去，随着学科的发展，每一新版从内容到体例都可以而且必然有发展。” 就这样，新出《时代》不但内化了《远古》的专业性和经典性，还外化了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追求：认识国情，弘扬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对世界文化史做贡献。

    张忠培曾在《中国考古学六十年的巨大进步》中说：“中国考古学在广义的中国古史研究中，已经取得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对西周之前的历史研究中，已经掌握话语权乃至垄断的话语权，……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不仅已成为激发人民的爱国情感、提高民族素质和增进民族凝聚力的中华民族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也是我们遵循‘传承、吸收、融合、创新’的文化演变规律，推进文化进步，和借以‘鉴往知来’推进社会、政治及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思想源泉。”

    的确，建立在客观材料和科学理性上的《远古》及其增补本《时代》，作为几代考古学家编撰中国史前史的总结性和创造性相结合的巨著，不但开辟了中外读者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新途径，甚至它的影响力已经并且还将直达中国的学术界甚至思想界。换言之，考古无法改变历史，但可以改写古史，并由此改变国人读史、写史、解史、治史的认知方式，可以改变并将还会继续改变我们人类理解古今世界的思想。
 

(《中国远古时代》，苏秉琦主编，张忠培、严文明撰写，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定价：58元)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0年12月10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