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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大发现”杂谈

发布时间:2011-03-07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作者:施劲松

    2011年1月7日的《中国文物报》介绍了美国《考古》杂志2011年第1期评选出的2010年世界10大考古发现,希望国内学术界有所借鉴。有意思的是,中国的《考古》杂志每年也会报道国内上一个年度的6项重要考古发现,国家文物局则每年组织评选中国的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外学术杂志或机构不仅都组织这类年度评选,而且还会从一个更长的时间段内审视历史上的考古大发现。比如,著名的英国考古作家保罗·G·巴恩曾主编并约请欧美众多考古学家撰写《考古的故事——世界100次考古大发现》,该书于2002年出版了中译本。我国的《考古》杂志也曾于2001年组织全国的专家评选出20世纪中国的100项考古大发现,其后编著的《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也于2002年出版。

    中外都评选各类考古大发现,这首先是因为考古发现不断丰富着我们的知识,拓展出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渴望了解历史奥秘或是关心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何处去”这些终极问题的人,自然都会为考古发现所吸引。不仅如此,世界各地出土的考古发现还体现了古代文明的成就,尤其是那些宏伟建筑和精美艺术品更是常常引起人们的惊叹,因而人们总可以从某个角度或依据某种标准对这些发现进行评比,评比的结果又会在考古学界甚至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我不熟悉美国《考古》杂志的10大发现及世界100次考古大发现中的许多具体内容及学术价值。不过仅从项目类别上也可看出它们所具有的一些特点。

    首先,这些发现并不只限于一国,而是分布于全世界。美国《考古》杂志评选的2010年10项发现中计有欧洲3处、北美洲3处、南美洲2处、非洲2处。世界100项发现更是遍及五大洲。其次,评选标准呈多样性,而不是仅仅根据遗迹的壮观或遗物的精美程度。以美国《考古》杂志2010年10大发现为例。其中,土耳其公元前4世纪卡里亚王国的赫卡托穆陵墓、危地马拉玛雅城市埃尔佐茨的皇家陵墓、秘鲁哈恩的早期金字塔,内容丰富、壮观。而加拿大班克斯岛的1853年英国海军“调查者号”沉船和美国弗吉利亚的1608年教堂,可能更多反映了美国人的关注点。埃塞俄比亚距今360万年的人类化石表明这些早期人类的祖先可以直立行走;希腊克里特岛距今70万年至13万年间的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与海德堡人和直立人的石工具相似,如果由此说明13万年前人们可以穿越地中海,那么就需要重新设定早期人类迁徙的种种假设;在突尼斯发现的迦太基儿童墓地,则推翻了长期以来认为的公元前8世纪至2世纪迦太基人把大量儿童作为祭品的论断。从某种程度上说,上述3项发现在带来新认识的同时还提出了更多的问题。还有2项不属于田野发掘。一是德国科学家首次完成了尼安德特人基因谱测序和与现代人的对比,认为在距今10万至8万年前,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祖先离开非洲走向世界时,尼安德特人曾与智人杂交。二是美国科学家发明了放射性碳素年代无损测定法,并将测年准确性提高了一倍。前者是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后者是一项新技术。

    对考古发现的理解和关注面的差异会使我们对考古发现的重要性产生不同的认识。宏大的古代建筑和精美的文物集中体现了古代社会的文明程度和艺术成就,无论是出于学术的眼光还是公众的兴趣,它们往往都可以被列为重大考古发现。但若仅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出发,一些看似寻常甚至简单枯燥的发现也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前述埃塞俄比亚的古人类化石和克里特岛的遗址便是如此。一项考古发现可能在拥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同时也能吸引社会的关注,但也可能并不如此。具有轰动效应的考古发现能提高公众对考古科学的关注程度,但那些看似平常的考古发现、综合研究成果甚至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同样需要向社会传播,考古学家有责任将人们对考古学的热情引导至正确的方向。

    面对各类考古发现,我们不能只满足于直观的感受,更需要了解它们隐含的意义,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对考古材料进行“再发掘”,以使我们的认识不断深化。以我国《考古》杂志组织评选的20世纪100项考古发现为例,它们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因为它们是由全国的专家广泛评选出来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是站在今天、从中国考古学发展史的立场是来理解这些考古发现的意义的。因为有了一定的时间间隔,对这些发现所解决或提出的学术问题,以及它们在考古学史上的地位,也就有了更多的理性反思。有很多遗址都需要经过长年的发掘或是研究,甚至需要其他相关材料补充之后,其重要性才能够从多方面不断开显出来。

    比较中外的考古大发现,我们最后还可以看到,美国《考古》杂志评出的2010年10大发现中并无中国及亚洲的发现。从2006年至今5年的考古大发现中,有关中国的发现只有2项。其中一项是2008年度的北京周口店田园洞约4万年前的人类化石的脚趾特征构成了人类最早穿鞋的证据,第二项是2006年度的DNA分析得出秦始皇陵附近一座墓葬的死者可能是被强迫修陵的波斯俘虏。这两项发现在中国似乎没有引起太多关注,而它们的意义也是经过更深入的研究才被“发掘”出来的。《考古的故事——世界100次考古大发现》中涉及到中国的9项发现,大多是作为远东的项目而与其他亚洲国家的考古发现合并介绍的。中国组织的各类评选都只限于中国的考古发现。这表明,不同的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术取向与关注点、以各自文化为中心而采纳的不同立场和视角,都使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相互间缺乏更多的了解,要做到彼此间深入的了解恐怕还有很长的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1年3月4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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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考古大发现”杂谈

发布时间:2011-03-07

    2011年1月7日的《中国文物报》介绍了美国《考古》杂志2011年第1期评选出的2010年世界10大考古发现,希望国内学术界有所借鉴。有意思的是,中国的《考古》杂志每年也会报道国内上一个年度的6项重要考古发现,国家文物局则每年组织评选中国的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外学术杂志或机构不仅都组织这类年度评选,而且还会从一个更长的时间段内审视历史上的考古大发现。比如,著名的英国考古作家保罗·G·巴恩曾主编并约请欧美众多考古学家撰写《考古的故事——世界100次考古大发现》,该书于2002年出版了中译本。我国的《考古》杂志也曾于2001年组织全国的专家评选出20世纪中国的100项考古大发现,其后编著的《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也于2002年出版。

    中外都评选各类考古大发现,这首先是因为考古发现不断丰富着我们的知识,拓展出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渴望了解历史奥秘或是关心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何处去”这些终极问题的人,自然都会为考古发现所吸引。不仅如此,世界各地出土的考古发现还体现了古代文明的成就,尤其是那些宏伟建筑和精美艺术品更是常常引起人们的惊叹,因而人们总可以从某个角度或依据某种标准对这些发现进行评比,评比的结果又会在考古学界甚至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我不熟悉美国《考古》杂志的10大发现及世界100次考古大发现中的许多具体内容及学术价值。不过仅从项目类别上也可看出它们所具有的一些特点。

    首先,这些发现并不只限于一国,而是分布于全世界。美国《考古》杂志评选的2010年10项发现中计有欧洲3处、北美洲3处、南美洲2处、非洲2处。世界100项发现更是遍及五大洲。其次,评选标准呈多样性,而不是仅仅根据遗迹的壮观或遗物的精美程度。以美国《考古》杂志2010年10大发现为例。其中,土耳其公元前4世纪卡里亚王国的赫卡托穆陵墓、危地马拉玛雅城市埃尔佐茨的皇家陵墓、秘鲁哈恩的早期金字塔,内容丰富、壮观。而加拿大班克斯岛的1853年英国海军“调查者号”沉船和美国弗吉利亚的1608年教堂,可能更多反映了美国人的关注点。埃塞俄比亚距今360万年的人类化石表明这些早期人类的祖先可以直立行走;希腊克里特岛距今70万年至13万年间的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与海德堡人和直立人的石工具相似,如果由此说明13万年前人们可以穿越地中海,那么就需要重新设定早期人类迁徙的种种假设;在突尼斯发现的迦太基儿童墓地,则推翻了长期以来认为的公元前8世纪至2世纪迦太基人把大量儿童作为祭品的论断。从某种程度上说,上述3项发现在带来新认识的同时还提出了更多的问题。还有2项不属于田野发掘。一是德国科学家首次完成了尼安德特人基因谱测序和与现代人的对比,认为在距今10万至8万年前,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祖先离开非洲走向世界时,尼安德特人曾与智人杂交。二是美国科学家发明了放射性碳素年代无损测定法,并将测年准确性提高了一倍。前者是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后者是一项新技术。

    对考古发现的理解和关注面的差异会使我们对考古发现的重要性产生不同的认识。宏大的古代建筑和精美的文物集中体现了古代社会的文明程度和艺术成就,无论是出于学术的眼光还是公众的兴趣,它们往往都可以被列为重大考古发现。但若仅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出发,一些看似寻常甚至简单枯燥的发现也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前述埃塞俄比亚的古人类化石和克里特岛的遗址便是如此。一项考古发现可能在拥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同时也能吸引社会的关注,但也可能并不如此。具有轰动效应的考古发现能提高公众对考古科学的关注程度,但那些看似平常的考古发现、综合研究成果甚至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同样需要向社会传播,考古学家有责任将人们对考古学的热情引导至正确的方向。

    面对各类考古发现,我们不能只满足于直观的感受,更需要了解它们隐含的意义,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对考古材料进行“再发掘”,以使我们的认识不断深化。以我国《考古》杂志组织评选的20世纪100项考古发现为例,它们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因为它们是由全国的专家广泛评选出来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是站在今天、从中国考古学发展史的立场是来理解这些考古发现的意义的。因为有了一定的时间间隔,对这些发现所解决或提出的学术问题,以及它们在考古学史上的地位,也就有了更多的理性反思。有很多遗址都需要经过长年的发掘或是研究,甚至需要其他相关材料补充之后,其重要性才能够从多方面不断开显出来。

    比较中外的考古大发现,我们最后还可以看到,美国《考古》杂志评出的2010年10大发现中并无中国及亚洲的发现。从2006年至今5年的考古大发现中,有关中国的发现只有2项。其中一项是2008年度的北京周口店田园洞约4万年前的人类化石的脚趾特征构成了人类最早穿鞋的证据,第二项是2006年度的DNA分析得出秦始皇陵附近一座墓葬的死者可能是被强迫修陵的波斯俘虏。这两项发现在中国似乎没有引起太多关注,而它们的意义也是经过更深入的研究才被“发掘”出来的。《考古的故事——世界100次考古大发现》中涉及到中国的9项发现,大多是作为远东的项目而与其他亚洲国家的考古发现合并介绍的。中国组织的各类评选都只限于中国的考古发现。这表明,不同的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术取向与关注点、以各自文化为中心而采纳的不同立场和视角,都使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相互间缺乏更多的了解,要做到彼此间深入的了解恐怕还有很长的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1年3月4日7版)
 

作者:施劲松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