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群舒青铜器研究的意义

    先秦典籍中所谓“群舒”，包括《世本》记载偃姓的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和舒龚；《左传·文公十二年》杜注群舒之属宗和巢；舒；还可包括英和六。群舒故地由文献考订在今安徽江淮地区，根据考古发现，又可南及皖南沿长江地带。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种有着明显地域特征的青铜器组合，例如牺首鼎、牺首尊、铉鼎、汤鼎、曲柄盉等，在群舒故地多次被发现，时代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学界基本认定其与群舒族群相关联。

    群舒青铜器，已公开发表的典型资料主要有，1959年舒城凤凰嘴、1971年肥西小八里、1974年舒城五里、1974年六安孙家岗、1975年寿县肖严湖、1978年庐江盔头、1982年怀宁金拱、1988年庐江岳庙、1988年舒城河口、1989年六安燕山村、1993年潜山黄岭、1994年桐城长岗等。尚未整理的出土资料主要有，1987年枞阳金社、1987年望江竹山、1991年庐江三塘、1992年枞阳横埠、1996年枞阳官桥、2005年舒城春秋塘、2006年无为开城、2006年无为襄安等。皖南沿长江地区也有多处出土，如，1972年繁昌孙村、1979年繁昌汤家山、1979年青阳汪村、1986年芜湖韩墩、1987年芜湖柳春园、1989年铜陵谢垅、2000年郎溪十字铺等。

    群舒青铜器自发现以来，向为学界所关注，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如，殷涤非《安徽舒城出土的铜器》（1964年）应为群舒青铜器第一篇田野发掘报告；《青铜器研究与安徽古代史》（1983年）和《铉鼏解》（1983年）论及舒器和舒国事。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1990年）多篇考订汉淮、徐淮新出铜器和史实，主张徐舒有分野；《安徽南部地区存在颇具特色的青铜文化》（1991年）考订东至出土涡纹罍和枞阳出土方彝。李国梁《群舒故地出土的青铜器》（1990年）、《中国青铜器全集》东周5前言《吴越徐青铜器概述》（1997年）著录群舒青铜器。杜廼松《在皖鉴定所见铜器考》（1999年）、《古代青铜器》（2005年）考订曲柄盉和龙耳尊。曹锦炎《关于甚六编钟的“舍”字》（1990年）、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1992年）、何琳仪《舒方新证》（1999年）等皆主张二重证据徐舒不同源。刘信芳《安徽凤阳县卞庄一号墓出土镈钟铭文初探》（2009年）识别嬴姓钟离国铜器。其他重要论著还有，张钟云《淮河中下游春秋诸国青铜器研究》（2000年）、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2003年）、毛颖、张敏《长江下游的徐舒与吴越》（2005年）、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2007年）等都有不同角度涉及舒器诸方面。

    群舒青铜器出土区域清晰，典型器物及其组合有着显而易见的族群渊源和年代关联，适合作为一个独立单元进行类型学作业。与学界某些将皖南宁镇土著型青铜器归为春秋以后吴越体系的方法论倾向相近似，江淮地区除可辨明的中原宗周器以外，有着明显地域特征的群舒器物基本被纳入春秋以后的年代范畴，因此，群舒青铜器的编年体系及其方法论亟待重建和反思。20世纪30年代以来，郭沫若、容庚、陈梦家、唐兰、李学勤、马承源诸先生相继创立和发展了运用考古类型学研究铜器的方法，“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西周青铜器的分期断代研究，又取得了新的成果，这都为群舒青铜器的分期和分域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群舒青铜器的典型资料，主要包括墓葬出土的铜器，这些墓葬不仅随葬有成组的青铜礼器，而且常有呈一定组合的陶器伴出，相对年代和共存关系明确可信；保存情况较好的铜器窖藏；零星出土或收藏的重要铜器。群舒青铜器的常见器类，主要有牺首鼎、牺首尊、龙耳尊、铉鼎、汤鼎、曲柄盉、龙鋬和燕鋬匜等。群舒青铜器上常见的几种变化较多的主体纹饰或装饰，主要有夔龙纹、窃曲纹、几何纹和兽首饰等。兹举数例。

    牺首鼎，圆腹鼎体的一侧作兽首状，兽首一般有双角和凸起的双目，另一侧一般有扉棱作兽尾。附耳直折向上，有密合盖，盖上置环钮。三蹄足，两足在前，一足在后。牺首鼎的独特之处在于兽首和容器的连铸，密合盖置于兽首后项，无流口（图一）。牺首鼎出土于舒城、庐江、怀宁一带，皖南见于柳春园一例。汪村出土四足牺首尊，造型和功能与牺首鼎相近，长圆角器腹，平底，四曲蹄足，环形鋬尾。背上开口，当有盖。兽头扬起，双角弯曲前伸（图二）。牺首尊也是兽头和器身而不是和盖连铸，无流口。相同的例子还有丹徒烟墩山出土的一对牺觥。群舒故地以外，江苏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和绍兴M306出土牺首鼎。

    龙耳尊在皖南的青阳和南陵出土，器体应仿自中原商代大口折肩尊式样，但在两侧铸接龙形耳是南方的革新。汪村龙耳尊，大敞口，束颈，圆折肩，鼓腹，圈足。肩两侧铸接龙形耳，肩饰一周斜角云纹，腹饰瓦纹（图三）。桐城长岗出土兽耳折肩尊与龙耳尊造型思路相接近。

    铉鼎的基本形态是，长方形附耳，子母口，平盖有直裙，深腹微垂，三蹄足。一般盖中置环纽，盖周置三个矩形捉手（图四）。殷涤非以凤凰嘴所出考证所谓铉鼏之制，鼎盖上可以抽插、横穿盖纽以贯鼎耳的铜棍为铉，覆于鼎盖上的疏布巾为鼏。铉鼎的附耳、平盖、中央环钮及盖周三矩钮等形式要素对春秋中晚期以后的鼎形器影响深远。

    汤鼎在舒城、繁昌、铜陵、青阳有出土。汤家山汤鼎，直口广肩，扁鼓腹，双耳立于肩上。弧拱盖有直裙，盖附四只矩形钮。肩部饰一周窃曲纹（图五）。春秋中期以后，淅川下寺、寿县蔡侯墓、绍兴M306均有汤鼎出土，但形制和纹饰都有较大的变化。蔡侯墓称为“炊器”，绍兴M306自铭“汤鼎”，陈公柔依据此式鼎常与盥缶同出，定为浴器。

    曲柄盉出土于六安、肥西、舒城、庐江、怀宁这一狭小区域，皖南也集中在铜陵、繁昌、南陵和芜湖这一相互连接地区。曲柄盉的基本形态是，上部为盆或钵，下部为鬲。腹设一流一鋬，流为短柱形，在两足之间，鋬为卷曲形，在一足之上（图六）。曲柄盉的形制、变化、年代、功能与命名，马今洪、张钟云、郑小炉、毛颖等都有很好的研究，名称也有甗形盉、鬲形盉和流甗的不同。六安燕山村伴出西周中期前后形制的凤纹垂腹尊和附耳圈足盘，曲柄盉的年代安排可做调整。群舒故地以外，河南信阳、湖北汉川、湖南衡阳和绍兴M306分别有零星发现。

    江淮地区多见龙形鋬的三足或四足匜，皖南沿江地区只见燕鋬三足匜，龙形鋬与燕尾鋬可能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图七）。龙形鋬和扁平足受中原形制的影响大一些，燕尾鋬则可能是江南的形制。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若干重点遗址的发掘，江淮地区西周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和年代框架已初步建立。以江淮分水岭为界，可大体把群舒故地分为北部淮河流域区、南部长江流域区和东部环巢湖区。北部淮河流域区发掘的主要遗址有寿县斗鸡台和六安堰墩等，西周时期的主要器类组合鬲、罐、豆、甗、盆及其形制特征与中原地区基本相同。南部长江流域区发掘的主要遗址有庐江大神墩、潜山薛家岗、安庆张四墩等，地域特征显著，西周早期延自夏商以来的土著文化，中期开始，具有特征性的如折肩鬲、带把鬲形盉等器物多见。东部环巢湖区发掘的主要遗址有含山大城墩和滁州何郢等，陶器与中原地区的西周文化的共同点主要表现在大部分的绳纹鬲、盆、矮圈足簋、豆的形态特征，而印纹陶系罐和原始瓷豆等又与宁镇皖南吴文化分布区的特征相同。江淮地区考古学文化分区和分期体系的建立，不仅为群舒文化的探寻提供了线索，也为群舒青铜器的研究提供了参照。如，潜山薛家岗遗址商代遗存出土的带把鬲形盉，庐江大神墩西周遗址出土的带把甗形盉，它们的形制和群舒曲柄盉可谓一脉相承。

    徐旭生、郭沫若等学者曾提出徐舒同源说。舒为偃姓，徐为嬴姓，同源说的主要依据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偃、嬴，语之转耳。”但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禧公三年注中认为，徐为嬴姓国，舒为偃姓国。王力在《同源字典》中也阐述了近似的观点。曹锦炎将北山顶有铭铜器的“舍”字释读成“舒”，并通过同一器物并存有“舍”、“余”二字，排除了“舍”、“余”在金文中为一字的可能。至此，既有“徐人取舒”的同文见异的地上文献，又有徐、舒相互对应的地下文献，凡此二重证据法，徐舒不同源。徐舒的疆域，徐旭生主张以淮河为限，徐国在周初位于今山东的曲阜附近，春秋时位于今洪泽湖西北的泗县境内。而群舒在“淮水南，大江北，如今霍邱、寿县、六安、霍山、合肥、舒城、庐江、桐城、怀宁等县，西不过大别山山脉，东不过巢湖，这一带平坦的地带，除了六、寥、钟离各国以外，全属群舒散居处的地域”。郭沫若等认为徐国国土曾到达江南，多位学者又根据近年江西、浙江等地出土徐器勾画出徐国南迁的具体线路和经过的地点。徐国青铜器多成组且有铭文，李学勤通过对若干徐器的释读，厘清了徐国诸王世系。陈公柔对徐器的花纹和形制作了较系统的类型学研究，堪称完备。目前发现的徐国青铜器，多为春秋中晚期，造型庄重典雅，纹饰规整，铭文字体秀丽，显示出极高的铸造水平。群舒青铜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铭文的，时代多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中期。比较徐器的厚重、规整和繁缛，舒器装饰相对简朴。徐器中有大量的乐器和兵器，舒器中则较少发现。因此，以考古类型学方法为核心，通过细致的比较分析，结合古文字学等的研究成果，可以尝试徐舒青铜器的甄别研究。

    西周春秋时期，群舒为江淮古方国中的荦荦大者，在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商周时期江淮地区与中原王朝有着长期的交流与互动，又受到周边吴、越、楚等文化的影响和覆盖，这就构成了江淮文明的多元内涵，孕育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周边地区楚文化、吴文化和越文化等研究成果丰硕，而江淮地区独特的群舒文化研究则相对薄弱。学界对诸如目前有多少群舒青铜器出土？共存关系好的典型资料又有哪些？典型器物的形式和变化如何？群舒青铜器的年代体系如何建立？群舒族群和文化如何迁徙和传播？徐舒器物如何甄别？群舒与中原王朝以及吴、越、楚的文化互动与交流又是如何？等等问题，都需要作出一番认真的清理和研究。群舒青铜器年代和国别体系的建立，不仅可以拓展青铜器分期分域研究的领域，还可以为江淮地区的田野考古实践、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提供理论和内容的支撑。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文物报》2011年3月4日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