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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亦为文化发展之要旨——张忠培《文化杂交:广州的过去与未来》读后

发布时间:2011-06-21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作者:李晓明

 
   2011年2月25日第1907期《中国文物报》刊发了张忠培先生的《文化杂交:广州的过去与未来》一文。捧读过后,难以掩卷,豁然窥见“杂交”亦为文化发展之要旨,感叹文虽短却意宏大。

  诚如张先生所言,文化具有鲜活而鲜明的个性,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身发展规律。张先生通过剖析广州文化的发展历程,层层推衍,逐一梳理,条分析缕,以致通透,最终提出“文化杂交”这个概念。

  西汉初年,楚人陆贾直谏高祖刘邦曰,天下“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马上文化与马下文化的结合,也即征伐与儒道的结合。后人盛赞的汉唐盛世,源头或正在于此。清朝融合满汉文化后才有康乾中兴。相反,元朝欲排汉之试图,却致其百年即亡。

  如果说上述现象乃是大一统之背景下的历史演化,那么传统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是否亦如是?被梁启超誉为清朝输入欧化第一人的严复在《天演论》自序里说,“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智者所见总是相同。张先生在此书中也言及,文化的演进是渐次的,同样遵守着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从量到质的飞跃,而如此积累也自然不是大杂烩一锅煮,不问良莠照单全收,不问精华糟粕一概揽入怀中,文化的演进是一个自动扬弃与主动选择齐头并进的过程:传承—吸收—融合—创新。

  于此,张先生力图剖析的问题实能让人瞬间警醒,文化能否真正兼容?文化之争看似不流血,却是否带有同样的殖民特性,侵略而颠覆?在中国知网期刊检索“文化殖民”时,数十位知名学者的忧心忡忡会瞬即扑入眼帘,有关“文化断层”“文化掠夺”的探讨和慨叹铺天盖地而来,不由让人心生惶恐。张先生言简意赅地指出,其杞人忧天的心理在于对文化的错误理解,而对文化发展链条的解读失误,更直接导致了其立足点的倾斜乃至歪曲,究其本质只有一个,就是对各种文化存在一种毫无必要的区别心,纠结于芜繁复杂的表层之上,贻笑大方地追问,究竟是传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好。

  传统文化自然需要传承,但万物毕竟是不容阻挡地向前发展的。“固守传统,全盘继承,是停滞,不是传承”。显而易见,纯粹而静止的文化传承只是一种可笑的不了解事物发展规律的幻想。那么吸收呢?民国之初,胡适提倡全盘西化,几十年后,蜗居宝岛的李敖又提出全盘西化,但他们的危言耸听在中国快速发展的现实面前都不攻自破了。张先生评其“所谓的‘全盘西化’是虚拟的话题,是吓人的恐怖暴语”。时隔多年之后,人们仍停留在形而上的争论之中,探讨着“文化殖民”中的吸收与否、主动抑或被动吸收、如何吸收。而张先生则“传统文化是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土壤,不适宜这土壤的外来文化,不可能被吸收,更不可能和这土壤生育的文化相融合。”西方人需要中国的茶叶,因为茶文化是他们向往的文化,中国人不需要他们的刀叉,因为中国人吃饭不需要这种刀叉文化。同样的,西服会在中国流行,而唐装在西方同样受欢迎。这里,一如杜威所言,一切都只取决需要,又如张先生所说,不过是舶来品符合了当地的土壤。

  更深一层面的问题是,有人虽肯定了文化融合,却又分别出自然融合与被迫融合之不同。对此,张先生也做了解答,文化的演进需要“以当时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互为参照系数,进行比较、鉴别”。换言之,这个过程是不可控的,不能擅自穿越或加速的,自然更不会为某些经济政治利益服务。由此可以推断,文化融合根本不可能出于被迫,而某些让守旧者惊兀的新质的出现,恰恰是文化发展历程中杂交的结果。站在历史的高度,放眼观之,于文化而言,又何曾存在过一种文化能霸道地将其他文化完全覆盖的现象呢。

  张先生说,“文化杂交、中西合璧”是广州乃至更多城市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正确文化路线。在杂交和合璧之中,事物必然具备的两面性也随之呈现了,偏执病同样像蛀虫一样潜伏于其中。偏执于外来文化的实际例证之一,某年全国语文之星夏令营活动中,有一道题为用“兰”组词。许多参赛的中学生不假思索便答道,“AC米兰”。兰作为花中四君子之一,其可组成许多富有创意的词,而这个只与一支球队有关的词组不免让人无言以对。但是,这是否就代表了我们的文化被掠夺了,被殖民了呢。非也。类似问题的出现,归根结底只在于文化发展的不充分、文化向心力不足而已。

  针对如许问题,张先生提出:必须将文化建设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门类,充分运用科学发展观处理好“五位一体”的关系;必须澄清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两个提法的误解,“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文化”更绝不是经济的附庸。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代表们审查“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时,亦将“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设为单独一篇,其苦心不言自明:文化事业同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在满怀信心走向未来的同时,不仅是要经济上迅速发展,同时在精神面貌上、思想文明素质上亦需发展,应该两条腿飞快走路。张先生“文化杂交”的观点,如一枚指针,解答了我们许多彷徨、纠结的困惑,指明了文化大发展何去何从的方向,又如一缕甘泉,滋润着文化战线上的每一颗螺丝钉。


(《中国文物报》2011年5月13日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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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杂交”亦为文化发展之要旨——张忠培《文化杂交:广州的过去与未来》读后

发布时间:2011-06-21

 
   2011年2月25日第1907期《中国文物报》刊发了张忠培先生的《文化杂交:广州的过去与未来》一文。捧读过后,难以掩卷,豁然窥见“杂交”亦为文化发展之要旨,感叹文虽短却意宏大。

  诚如张先生所言,文化具有鲜活而鲜明的个性,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身发展规律。张先生通过剖析广州文化的发展历程,层层推衍,逐一梳理,条分析缕,以致通透,最终提出“文化杂交”这个概念。

  西汉初年,楚人陆贾直谏高祖刘邦曰,天下“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马上文化与马下文化的结合,也即征伐与儒道的结合。后人盛赞的汉唐盛世,源头或正在于此。清朝融合满汉文化后才有康乾中兴。相反,元朝欲排汉之试图,却致其百年即亡。

  如果说上述现象乃是大一统之背景下的历史演化,那么传统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是否亦如是?被梁启超誉为清朝输入欧化第一人的严复在《天演论》自序里说,“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智者所见总是相同。张先生在此书中也言及,文化的演进是渐次的,同样遵守着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从量到质的飞跃,而如此积累也自然不是大杂烩一锅煮,不问良莠照单全收,不问精华糟粕一概揽入怀中,文化的演进是一个自动扬弃与主动选择齐头并进的过程:传承—吸收—融合—创新。

  于此,张先生力图剖析的问题实能让人瞬间警醒,文化能否真正兼容?文化之争看似不流血,却是否带有同样的殖民特性,侵略而颠覆?在中国知网期刊检索“文化殖民”时,数十位知名学者的忧心忡忡会瞬即扑入眼帘,有关“文化断层”“文化掠夺”的探讨和慨叹铺天盖地而来,不由让人心生惶恐。张先生言简意赅地指出,其杞人忧天的心理在于对文化的错误理解,而对文化发展链条的解读失误,更直接导致了其立足点的倾斜乃至歪曲,究其本质只有一个,就是对各种文化存在一种毫无必要的区别心,纠结于芜繁复杂的表层之上,贻笑大方地追问,究竟是传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好。

  传统文化自然需要传承,但万物毕竟是不容阻挡地向前发展的。“固守传统,全盘继承,是停滞,不是传承”。显而易见,纯粹而静止的文化传承只是一种可笑的不了解事物发展规律的幻想。那么吸收呢?民国之初,胡适提倡全盘西化,几十年后,蜗居宝岛的李敖又提出全盘西化,但他们的危言耸听在中国快速发展的现实面前都不攻自破了。张先生评其“所谓的‘全盘西化’是虚拟的话题,是吓人的恐怖暴语”。时隔多年之后,人们仍停留在形而上的争论之中,探讨着“文化殖民”中的吸收与否、主动抑或被动吸收、如何吸收。而张先生则“传统文化是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土壤,不适宜这土壤的外来文化,不可能被吸收,更不可能和这土壤生育的文化相融合。”西方人需要中国的茶叶,因为茶文化是他们向往的文化,中国人不需要他们的刀叉,因为中国人吃饭不需要这种刀叉文化。同样的,西服会在中国流行,而唐装在西方同样受欢迎。这里,一如杜威所言,一切都只取决需要,又如张先生所说,不过是舶来品符合了当地的土壤。

  更深一层面的问题是,有人虽肯定了文化融合,却又分别出自然融合与被迫融合之不同。对此,张先生也做了解答,文化的演进需要“以当时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互为参照系数,进行比较、鉴别”。换言之,这个过程是不可控的,不能擅自穿越或加速的,自然更不会为某些经济政治利益服务。由此可以推断,文化融合根本不可能出于被迫,而某些让守旧者惊兀的新质的出现,恰恰是文化发展历程中杂交的结果。站在历史的高度,放眼观之,于文化而言,又何曾存在过一种文化能霸道地将其他文化完全覆盖的现象呢。

  张先生说,“文化杂交、中西合璧”是广州乃至更多城市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正确文化路线。在杂交和合璧之中,事物必然具备的两面性也随之呈现了,偏执病同样像蛀虫一样潜伏于其中。偏执于外来文化的实际例证之一,某年全国语文之星夏令营活动中,有一道题为用“兰”组词。许多参赛的中学生不假思索便答道,“AC米兰”。兰作为花中四君子之一,其可组成许多富有创意的词,而这个只与一支球队有关的词组不免让人无言以对。但是,这是否就代表了我们的文化被掠夺了,被殖民了呢。非也。类似问题的出现,归根结底只在于文化发展的不充分、文化向心力不足而已。

  针对如许问题,张先生提出:必须将文化建设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门类,充分运用科学发展观处理好“五位一体”的关系;必须澄清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两个提法的误解,“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文化”更绝不是经济的附庸。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代表们审查“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时,亦将“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设为单独一篇,其苦心不言自明:文化事业同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在满怀信心走向未来的同时,不仅是要经济上迅速发展,同时在精神面貌上、思想文明素质上亦需发展,应该两条腿飞快走路。张先生“文化杂交”的观点,如一枚指针,解答了我们许多彷徨、纠结的困惑,指明了文化大发展何去何从的方向,又如一缕甘泉,滋润着文化战线上的每一颗螺丝钉。


(《中国文物报》2011年5月13日8版)
 

作者:李晓明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