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跟世界学术潮流的夏鼐先生——写在《夏鼐日记》出版之际
四百多万字的《夏鼐日记》，是夏鼐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它不仅为了解夏鼐先生个人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对于了解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中国现代学术史甚至中国现代史，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始于1927年、终于1985年6月17日——即夏先生去世前两天——的这部日记，虽然开头几年（1927~1930年）和文革期间（1967~1971年）都有中断，但前后延续半个多世纪，由中国顶尖学者撰写的这样一部日记，在中国现代史上实在并不多见，用它补中国现代史特别是现代学术史研究史料的不足，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比如，在文革开始之后的1965~1966年，他就记录了曾昭燏（1965年1月18日日记）、傅乐焕（1966年6月1日日记）和陈梦家（1966年8月25日、9月3日日记）三位老朋友的自杀，虽然都是寥寥数语，也似乎不带太多的感情色彩，但这样的史料，恐怕是很难从当时的公开出版物上获得的，即便后来这三位学者都已平反昭雪，但后人对他们那人生中最惨痛的一页，多不甚了了，有人甚至连他们的名字也记不得了。
夏鼐先生是中国考古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早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所长、所长和名誉所长，领导中国考古事业长达35年，可以说是新中国考古事业最主要的奠基者，中国考古学之有今天，跟这位舵手有直接的关系。我生也晚，没有见过夏鼐先生，但他是我最为敬仰的少数几个学者之一。我过去学习考古学史，有一个很武断的感觉，甚至现在也还是这样，那就是觉得中国考古界跟国外的交往在改革开放前是中断的，中国考古学者对外界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我相信不少同龄人或者比我年轻的人也有类似的感觉。但是，看过《夏鼐日记》，我知道我的判断很不正确。至少在1966年之前，中国考古界并没有跟外界隔绝。夏鼐先生不仅通过与各国学者的直接交流了解国外考古学的新进展、新动态，更通过阅读大量外文文献，获得新的知识。如果说夏鼐先生是一个窗口的话，那么中国考古学至少有一个窗口是洞开的。我这样说也许您不相信，请让我举例说明：
1950年1月2日，“阅毕豪厄斯《迄今的人类》（pp.1-312）。”1月3日，“阅胡顿《从猿到人》”。1月5日，“阅毕《从猿到人》（pp.1-604）”。1月8日，“上午在家阅Wdidenreich，Six lectures on Sinanthropus Pekinensis and related problems（魏敦瑞：《中国猿人北京种及有关问题的六次讲演》。”1月9日“阅毕魏敦瑞：《中国猿人北京种及有关问题的六次讲演》（pp.1-92）”。1月13日，阅魏敦瑞、金蒂的《猿和人》；1月14日，阅博尔斯《普通人类学》。1月15日，阅《美洲人类学家》（1939年）。1月16日，阅蒙特留斯著、滕固译《先史考古学方法论》（1-91页）。1月19日，阅《人类》（1947年）。1月20日，阅基思：《人类化石的新发现》及《美洲人类学论文选集》中关于非洲南方古猿的文章。1月22日-23日，阅毕郭沫若译、米海里司著《美术考古学发现史》（1-462页），并作札记。1月25日，阅魏敦瑞《中国猿人北京种的齿式》。1月27日，“阅《人类》1945年各期”。1月29日，“阅《人类》1944年各期。下午起写《<从古猿到现代人>的商榷》。”
上面是夏鼐先生一个月阅读外文书刊或外文译著的记录。因为跟当时在浙江大学的教学有关，所以读物主要是人类学甚至是古人类学方面的。这些外文文献，有新有旧，并不都是新的出版物。但夏先生对新出外文书刊的阅读之快、之多、之宽泛，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下面再举一个例子。
1949年9月3日，夏先生接受浙大聘书，秋季即开始在浙大开课。从10月6日进入浙大，到这一年结束，夏先生阅读的外文期刊，就有数种，而且不少都是这一年的新刊。比如10月8日，“返家后阅新出Man(《人类》，各期。”10月30日，“上午在家阅《人类》1949年1月号。”10月31日，“阅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美洲考古学杂志》）1948年4册。”11月1日，“阅《美洲考古学杂志》1949年1月号。”11月4日，“下午阅American Anthropologist（《美洲人类学家》）二本。”10月11日，“阅了一册《美洲人类学》（5卷2期，1949）。”12月27日，“下午抄录Science Monthly(《科学月刊》)今年5月份中之介绍1939年人类学与考古学之新发现及新学术一文。”
夏先生对国外的考古学研究是非常关注的，欧美许多学者的研究都曾进入他的视野。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柴尔德是英国著名考古学家，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代表人物，对二十世纪的考古学发展有很大影响。三十年代，夏先生没能成为柴尔德的学生，但他一生都对柴尔德的研究情有独钟。日记中记录阅读柴尔德著作的地方，从1949年10月至1952年底，凡十多处。比如1949年10月28日，“阅V.G.Childe，Archaeological Ages and Technical Stages（柴尔德：《考古学的时代与技术阶段》）。”1950年2月2日，“下午阅《人类》1942年各期。将柴尔德关于苏俄考古二文作札记。”5月19日，阅柴尔德《欧洲文明的起源》。6月18日，阅柴尔德《历史上发生了什么》。
1951年10月1、2日，阅毕柴尔德《不列颠群岛的史前社会》。1952年4月26日阅柴尔德《历史学》（pp.1-83）。5月19日，阅柴尔德：《社会演化》。6月26~28日，连续三天阅柴尔德《欧洲文明的开端》。7月1日阅毕（1-336页）。从1953年到1957年柴尔德去世期间，夏先生还读过柴尔德的《从底格里斯河到塞文河的初期车子》《关于远古东方的新发现》《远古文化史》（即《人类创造自己》的中译本）和《欧洲的遗产》《历史的复原》《史前考古学目标和方法的变化》（《史前学会通报》文章）等多部（篇）著作和文章。1958年1月8日，夏先生为不幸去世的柴尔德写下一篇《传略》，表达他对柴氏的敬仰之情。实际上，1959年夏先生有关考古学文化的讨论，虽然针对的是中国考古学的问题，但研究问题的概念、方法和思路都有柴尔德的影子，这跟他长期阅读柴氏的研究著作是密不可分的。
正因为如此，西方考古学的不少新东西，从理论到方法，都能及时进入夏鼐先生的视野，并最终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手段。比如大家熟悉的碳素测年，夏先生1955年5月5日阅读利比的《放射性碳素断代法》和伯尼《旧大陆考古学中的放射性碳素断代》，并准备撰文介绍；又比如花粉分析，1955年8月26日言及，“上午阅Faegriet，The Textbook of Pollen Analysis（费格里等：《花粉分析教科书》。”这些在西方刚刚出现的新技术，很快就被介绍到中国考古界，并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在跟夏鼐先生的引介和推动有密切的关系。
二战之后西方考古学界出现的新思潮之一，就是对传统考古学的反思，最终导致所谓“新考古学”的出现。夏先生晚年对新考古学的评价不高，但他对这个学术思潮的认识也许比某些西方学者还要早得多。对传统考古学提出明确挑战的泰勒的《考古学研究》一书，夏先生是在1951年2月10日开始阅读的，到2月17日读完，五天的日记里都有阅读此书的记录。虽然他没有留下片言只语的评论，但对西方考古学里这个反传统的东西，他应该是有深刻印象的。此书1948才刚在美国出版，夏先生阅读此书，只比美国学者晚了两年。
夏先生无书不观。除了中文书，英文最多，法文、日文甚至俄文的文献他也能直接阅读。所以，西方考古学的新发现、新理论、新方法，他恐怕比一般西方学者还要了解，而掌握这些新动向的时间也差不多跟西方学者同时。西方杂志，比如《科学》《美洲人类学家》《人类》《古物》《美洲考古学杂志》等国际著名刊物，一般都能在当年进入夏鼐先生的视野。中国考古界与西方的联系是畅通的，夏鼐先生就是连结中西方考古研究的最重要的一个桥梁。就夏鼐先生的日记所见，这种联系直到1966年文革步入高潮，也未曾稍断。如果说夏鼐先生是紧跟世界考古学潮流的话，那么说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考古学没有脱离潮流，中国考古界没有割断跟世界考古潮流的联系，恐怕是恰当的、中肯的。（《夏鼐日记》，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即出）
(《中国文物报》2011年8月3日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