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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考古传播的人才培养机制

发布时间:2011-09-05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作者:郭云菁

    大众传媒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公众对于自身直接感知之外的几乎所有认知,大都是从各类媒体中获得。因此,作为传播考古学的理念和知识的公众考古传播研究的重点,便应将各类媒体作为主要的研究和合作对象,探讨考古与媒体的最佳合作模式。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完善和增进考古界和媒体界的交流机制,加强两个领域之间的信息和人员互动,特别是专业公众考古传媒人才的培养,探索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尤为重要。

    公众考古传播人才的培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立足于培养一批与媒体交流的公众考古人员;二是着重培养具备基本的考古学知识的媒体从业人员。以这些人员为核心,进一步选拔培养“考古——传媒复合型人才”,通过其示范和带动作用,探索公众考古传播人才的合理培养模式,应当是逐步建立全面有效的公众考古传播机制的重要基础。笔者借鉴传媒人才学这门新兴的学科,来探讨公众考古传播的人才培养机制。

    传媒人才指的是“在大众传媒领域里以其创造性劳动,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传播事业做出一定贡献的人。”以上定义强调的是“创造性劳动”和“贡献”,故而,公众考古传播人才的培养目标可以确定为创造性地探索公众考古传播模式,为公众考古传播机制的建立做出贡献。毫无疑问,这同样是需要考古和传媒两个领域的共同努力的。

    从考古界来看,首先,公众考古从业人员应该树立与媒体合作的意识,探索考古语言的转化途径,主动将艰深的考古信息向通俗层面转化。有志于从事公众考古传播的学生可以将考古信息的通俗性转化机制作为一个公众考古的课题来进行研究,确立一套统一的考古专业术语的通俗化阐释模式,并在各类平面媒体上加以应用。如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曾提出在出版专业考古报告的同时,也相应地出版一套通俗性的面向大众的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也曾有人提出创办《大众考古》这样的通俗性考古刊物等。另外,高蒙河教授在国内首开《公众考古学》研究生课程,学生以课堂演讲和课程论文的方式,对诸如“《探索·发现》的叙事技巧”、“兽首之争的喧嚣与代价”、“《鬼吹灯》——盗墓小说与中国考古学”等考古热点问题加以讨论,也不失为可以推广的公众考古传媒人才培养的一种方式。

    第二种途径是培养专门针对各类媒体的“考古发言人”,主要是指经过完善的考古学专业教育,拥有较为丰富的考古实践经验,对考古学的认识比较全面,同时具有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熟悉各类媒体的运作和公众的心理需求,能够将真实的考古信息用通俗性语言来传达给各类媒体和公众的人员。而现今从事这项工作的多是一系列考古专业机构的一线专家和领导,他们在专业知识和能力方面显然毋庸置疑,但是对于媒体的运作模式和公众的心理却不太了解。

    关于“考古发言人”的选拔培养,笔者认为,应该重点培养和锻炼一批中年青学者,他们对于新知识的接受度比较高,更熟悉各类媒体的运作模式。鼓励他们多与公众交流,分析公众需求,增强语言表达能力,成为专职的“考古发言人”。“考古发言人”的主要职责是在重要的考古活动上向媒体传达有效信息,参与各类权威媒体考古类栏目的策划、学术顾问或编导,如央视的《探索·发现》栏目;还可以在央视的《百家讲坛》栏目中开坛讲学;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甚至可以开辟新的考古类栏目,并亲自担任主持等。

    除此之外,培养一批考古职业作家,也是考古传媒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在欧美,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英国保罗·巴恩、法国克里斯提安·雅克等,他们大多出身于考古及其相关专业,受过完整的专业训练,其作品吸引了无数人关注考古学,在考古学的大众传播上功不可没,成为了世界知名的考古职业作家。值得借鉴的是,在科学普及方面,很多杰出的科幻作家大多是掌握先进科技的专业人员,如二十世纪科幻三巨头阿瑟·查理斯·克拉克、艾萨克·阿西莫夫和罗伯特·A·海因莱茵。相信考古学出身的人员如果具备很好的文学功底,也可以动笔写一些趣味性的考古类文学作品。事实证明,这种文学作品的受众关注度是极高的,它们将会给更多的公众带来考古的启蒙,引领他们进入考古的殿堂。

    在国内,纪实文学作家岳南将考古新发现融入到文学创作之中,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示给公众,其与杨仕合著的《风雪定陵》等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业内,考古专家也身体力行地投身公众考古工作,在公众考古的普及、理论和教育传播方面做出了不少实践性的探索。另有一批有志于从事公众考古工作的考古学子,可以借鉴国内时下比较有影响力的科学传播公益组织“科学松鼠会”的经验,联合一批国内外各院校的考古学子和一线青年研究者,针对各自的知识结构和兴趣特长加入到公众考古传播的队伍之中来。

    从媒体界来看,应该对专门报道考古文博类的相关媒体从业人员进行岗位培训,如文博类“跑口”记者、编辑、编导甚至主持人等媒体人员。公众考古从业人员走入媒体,通过专题讲座、案例法等方式,对其进行面授、函授或网络授课,也可以通过组织定期的考古读书会或选题会议的形式,进行分阶段的长期的在职培训。更为系统地培训是指对专门报道该领域的媒体人员进行脱岗培训,集中一段固定时间,让他们走入考古专业机构进行较为系统的专业培训,全面了解考古学的历程、学科和知识体系、工作流程、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等。

    通过以上各类培训,帮助各类媒体从业者掌握基本的考古学知识,完善其考古知识结构,明确真实的考古工作流程,以避免在报道考古类信息时会出现各类问题。比如,大受公众关注的“曹操墓”事件,媒体由于缺乏考古常识,引发公众对于考古工作的质疑,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综上所述,通过考古界和媒体界的共同努力,在公众考古从业者、考古职业媒体人两个方面,培养一批一专多能的“考古——传媒复合型人才”,以这些人才为中心,来实现考古和媒体两个领域的有效沟通,建立公众考古传播的有效机制,以达到考古学大众传播的目的。(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博系)


(《中国文物报》2011年9月2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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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公众考古传播的人才培养机制

发布时间:2011-09-05

    大众传媒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公众对于自身直接感知之外的几乎所有认知,大都是从各类媒体中获得。因此,作为传播考古学的理念和知识的公众考古传播研究的重点,便应将各类媒体作为主要的研究和合作对象,探讨考古与媒体的最佳合作模式。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完善和增进考古界和媒体界的交流机制,加强两个领域之间的信息和人员互动,特别是专业公众考古传媒人才的培养,探索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尤为重要。

    公众考古传播人才的培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立足于培养一批与媒体交流的公众考古人员;二是着重培养具备基本的考古学知识的媒体从业人员。以这些人员为核心,进一步选拔培养“考古——传媒复合型人才”,通过其示范和带动作用,探索公众考古传播人才的合理培养模式,应当是逐步建立全面有效的公众考古传播机制的重要基础。笔者借鉴传媒人才学这门新兴的学科,来探讨公众考古传播的人才培养机制。

    传媒人才指的是“在大众传媒领域里以其创造性劳动,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传播事业做出一定贡献的人。”以上定义强调的是“创造性劳动”和“贡献”,故而,公众考古传播人才的培养目标可以确定为创造性地探索公众考古传播模式,为公众考古传播机制的建立做出贡献。毫无疑问,这同样是需要考古和传媒两个领域的共同努力的。

    从考古界来看,首先,公众考古从业人员应该树立与媒体合作的意识,探索考古语言的转化途径,主动将艰深的考古信息向通俗层面转化。有志于从事公众考古传播的学生可以将考古信息的通俗性转化机制作为一个公众考古的课题来进行研究,确立一套统一的考古专业术语的通俗化阐释模式,并在各类平面媒体上加以应用。如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曾提出在出版专业考古报告的同时,也相应地出版一套通俗性的面向大众的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也曾有人提出创办《大众考古》这样的通俗性考古刊物等。另外,高蒙河教授在国内首开《公众考古学》研究生课程,学生以课堂演讲和课程论文的方式,对诸如“《探索·发现》的叙事技巧”、“兽首之争的喧嚣与代价”、“《鬼吹灯》——盗墓小说与中国考古学”等考古热点问题加以讨论,也不失为可以推广的公众考古传媒人才培养的一种方式。

    第二种途径是培养专门针对各类媒体的“考古发言人”,主要是指经过完善的考古学专业教育,拥有较为丰富的考古实践经验,对考古学的认识比较全面,同时具有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熟悉各类媒体的运作和公众的心理需求,能够将真实的考古信息用通俗性语言来传达给各类媒体和公众的人员。而现今从事这项工作的多是一系列考古专业机构的一线专家和领导,他们在专业知识和能力方面显然毋庸置疑,但是对于媒体的运作模式和公众的心理却不太了解。

    关于“考古发言人”的选拔培养,笔者认为,应该重点培养和锻炼一批中年青学者,他们对于新知识的接受度比较高,更熟悉各类媒体的运作模式。鼓励他们多与公众交流,分析公众需求,增强语言表达能力,成为专职的“考古发言人”。“考古发言人”的主要职责是在重要的考古活动上向媒体传达有效信息,参与各类权威媒体考古类栏目的策划、学术顾问或编导,如央视的《探索·发现》栏目;还可以在央视的《百家讲坛》栏目中开坛讲学;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甚至可以开辟新的考古类栏目,并亲自担任主持等。

    除此之外,培养一批考古职业作家,也是考古传媒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在欧美,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英国保罗·巴恩、法国克里斯提安·雅克等,他们大多出身于考古及其相关专业,受过完整的专业训练,其作品吸引了无数人关注考古学,在考古学的大众传播上功不可没,成为了世界知名的考古职业作家。值得借鉴的是,在科学普及方面,很多杰出的科幻作家大多是掌握先进科技的专业人员,如二十世纪科幻三巨头阿瑟·查理斯·克拉克、艾萨克·阿西莫夫和罗伯特·A·海因莱茵。相信考古学出身的人员如果具备很好的文学功底,也可以动笔写一些趣味性的考古类文学作品。事实证明,这种文学作品的受众关注度是极高的,它们将会给更多的公众带来考古的启蒙,引领他们进入考古的殿堂。

    在国内,纪实文学作家岳南将考古新发现融入到文学创作之中,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示给公众,其与杨仕合著的《风雪定陵》等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业内,考古专家也身体力行地投身公众考古工作,在公众考古的普及、理论和教育传播方面做出了不少实践性的探索。另有一批有志于从事公众考古工作的考古学子,可以借鉴国内时下比较有影响力的科学传播公益组织“科学松鼠会”的经验,联合一批国内外各院校的考古学子和一线青年研究者,针对各自的知识结构和兴趣特长加入到公众考古传播的队伍之中来。

    从媒体界来看,应该对专门报道考古文博类的相关媒体从业人员进行岗位培训,如文博类“跑口”记者、编辑、编导甚至主持人等媒体人员。公众考古从业人员走入媒体,通过专题讲座、案例法等方式,对其进行面授、函授或网络授课,也可以通过组织定期的考古读书会或选题会议的形式,进行分阶段的长期的在职培训。更为系统地培训是指对专门报道该领域的媒体人员进行脱岗培训,集中一段固定时间,让他们走入考古专业机构进行较为系统的专业培训,全面了解考古学的历程、学科和知识体系、工作流程、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等。

    通过以上各类培训,帮助各类媒体从业者掌握基本的考古学知识,完善其考古知识结构,明确真实的考古工作流程,以避免在报道考古类信息时会出现各类问题。比如,大受公众关注的“曹操墓”事件,媒体由于缺乏考古常识,引发公众对于考古工作的质疑,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综上所述,通过考古界和媒体界的共同努力,在公众考古从业者、考古职业媒体人两个方面,培养一批一专多能的“考古——传媒复合型人才”,以这些人才为中心,来实现考古和媒体两个领域的有效沟通,建立公众考古传播的有效机制,以达到考古学大众传播的目的。(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博系)


(《中国文物报》2011年9月2日7版)
 

作者:郭云菁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