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动性：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力
文化变迁的动力可能来自文化内部的技术层面，如工具或者产品及其代表的生产力的创新；也可能来自社会组织层面的调整，如生产关系、政治组织和亲族组织的变革；还有可能源于文化外部的环境变迁，或者其他文化的影响。而意识，包括情感，所具有的能动性，也是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动因。文化的意识形态包括知识、艺术、道德、信仰、价值观等行为规范，也涉及礼制与法制等行为规定。文化认同虽然涉及文化的所有层面，但本身也是一种包含认知和情感在内的意识形态。
我在《西阴文化：中国文明的滥觞》一书中就对西阴文化的彩陶进行过解读，认为西阴文化彩陶所使用的绘画语言可以分解为阳纹弧线三角、阴纹弧线三角、圆点这样三个最基本的语素。三种基本语素互相结合，形成多种不同的语符。其中弧线三角与圆点形成对比；阳纹弧线三角和阴纹弧线三角互相映衬。同时从阳纹和阴纹两个角度来观察，就可以把弧线三角纹分解为互相依存的鸟和花；并且将西阴文化的彩陶的结构理解为：
阳纹 ∶ 阴纹
弧线三角 鸟 ∶ 花
阳器 ∶ 阴器
↓
圆点 蛙（娃）
苏秉琦先生曾经提出“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西阴文化所到之处，甚至影响所及，都有花鸟图案的彩陶存在。彩陶是西阴文化的标志性内涵，也是这一文化产生广泛认同的基础，无疑对西阴文化的生成、扩张以及“华”族的生成具有强大的推动力。
写作《巴史—以三峡考古为证》这本书，对文化认同所具有的能动性在文化变迁中的作用有了更加具体而深入的理解。
关于族群（或者民族）的认定，中国学者往往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为圭臬。斯大林在1913年提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质素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94页）西方学术界很早就对这样的理解提出质疑，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经济生活既不是确定民族（族群）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否证的例子比比皆是。
族群认同到底以什么为基础？王明珂近年对这个问题有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在族群本质研究中，‘历史’、社会记忆或人群间一种共同起源想象，常被认为是凝聚族群认同的根本情感源头。在‘国族主义’（nationalism）研究中，学者也注意到‘历史’建构与‘国族’（nation）意识间的关系。在过去的著作中，我也曾以社会历史记忆的形成与变迁，来说明族群认同的根基性与工具性本质。以族群认同的根基性而言，我认为族群成员间的根基感情产生自仿真同胞手足的同源情感；它的工具性便在于，此种‘同源’记忆经常在人们的争辩与操弄之中，因而‘起源’也被修饰、改变与遗忘以应和环境变迁。这说明为何在许多强化族群或民族认同的社会回忆活动中，人们经常在追溯、寻索、创造及争论‘共同起源’”（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117页）。
族群认同主要基于血缘与文化两方面。真实的或者虚拟的血缘联系是族群认同的基础。即使有些情形出于利益或者其他原因，使族群认同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工具性），但毕竟往往也要假托成血缘联系。但血缘联系往往也不是判定族群认同的充分条件，族群认同更重要的是文化认同。
我们在全面检索、分析三峡考古积累的田野资料的基础上，建立遗存的时空框架；再采用谱系理论，重建了三峡古代文化变迁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已经能够比较明晰地看出不同历史时期釜文化认同的情况。然后把釜文化的认同情况与巴文化的认同联系（不是等同）起来，把三巴地区的釜文化作为判定巴文化的线索。之所以让釜作为这一文化谱系的标志，是因为我们认为釜既是一种客观文化因素，也具有主观象征意义。釜是一种恒定的文化因素与文化象征；同时这也是与三峡地区来自周边地区的不同的罐文化、不同的鼎文化、不同的鬲文化比较的结果。
同治《恩施县志》（卷一二）：向述，河内郡人，为汉景帝驸马。时巴蛮攻劫，帝以王（即向述）镇秭归。元妃公主刘氏，次妃许氏，王之健将则许氏兄弟也。王在镇，安攘有功，教养有法，得楚蜀人心。生子十六，分十子入衡阳，六子入川。聚桥头分遗破釜，命各执一片，世守为信。
关于这个传说中的主人公向述的族属，潘光旦认为，向王之“向”，就是巴务相的“相”，而向王就是廪君或其某一辈的继承人（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潘光旦选集》（Ⅱ），光明日报出版社，P349）。这个传说表明釜在巴文化中已经超乎了一般的器物，成为一种文化象征、文化基因、文化密码。我们以釜作为判断巴人、巴文化的认同标准，应该有其合理性。
从城背溪文化延续到大溪文化，三峡地区的釜文化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发展过程。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来自北方关中地区的西阴文化及其后续文化，来自东面江汉平原的屈家岭下层文化、屈家岭上层文化、石家河文化，来自中原地区的煤山文化，来自西面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一浪盖过一浪地持续对三峡地区的釜文化形成冲击。到朝天嘴文化时期，三峡地区的釜文化已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但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釜文化依然不绝如缕，成为维系三峡地区巴文化传统的一个鲜明标志。而到了路家河文化时期，釜文化突然兴盛起来。其间的原因很难一下子完全明了，但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巴文化与周文化的关系。周文化的崛起，可能是以釜为代表的巴文化中兴的背景。二、釜作为巴文化的象征。
釜在路家河文化中几乎占到器物总数的三分之二，无疑是夸张性地显示了釜的功能与意义。釜是一种物质的存在，对其产生认同也会涉及这一文化的其他层面。认同本身是一种意识活动，它最终转化为生产大量的釜这一行为，同时也是复活巴文化整体结构的一种表达。这就是精神变物质，也就是意识所具有的能动性的体现和产生效果的机制。这个案例比较好地说明了文化认同所具有的能动性如何推动文化的变迁。
巴文化虽然地处蜀、楚之间，且与这两支文化都有过非常密切的联系，但在秦汉之际的文化大融合中，走出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蜀文化与楚文化最终融入了汉文化，而以釜为代表的巴文化得以延续，甚至分布范围还有所扩大。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楚文化与蜀文化从族源上看，本来就与中原地区的华夏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巴人则属于南蛮集团。二、楚文化与蜀文化都生成了强大的中心聚落，形成了王国政体和相应的政治权威，成为中原王朝必须进行政治整合的对象。巴文化虽然也可能进入了方国和王国体系，但基本属于“被文明”状态，其政治影响不能对帝国的权威形成挑战，反而使其成为秦、汉帝国先后借助的军事盟友。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文化认同无疑在巴人作为一个族群延续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华阳国志·巴志》：“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賨民，要与共定秦。秦地既定，封目为长安建章乡侯。帝将讨关东，賨民皆思归；帝嘉其功而难伤其意，遂听还巴。谓目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耳。’徙封阆中慈乡侯。目固辞。乃封渡沔侯。故世谓：‘三秦亡秦，范三侯’也”。范目有功于汉，这是他可以与汉高祖刘邦讨价还价的先决条件，但其先后辞去长安建章乡侯和阆中慈乡侯，接受渡沔侯的分封，不排除可能涉及政治或者经济利益上的博弈，但更主要的应该还是包括思乡情结在内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应该是巴人、巴文化得以延续下去的一个根本原因。巴人在三巴地区经历数千年风风雨雨，最终自然成为这里的土家。这个例子说明了文化认同在抗拒文化的异化时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学术界比较关注从礼制的角度来解释中国文明的形成。什么是礼或礼制？从本质上说，礼或者礼制是一种行为规定。人类社会的行为规定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礼与法。法规定社会的人不能怎么做；礼规定社会的人应该怎么做。法由警察、监狱等刚性的强制力量作为保证；礼则由舆论等柔性的强制力量做后盾。礼与法是行为的规定，它们都是各种文化规范外显的表达。礼与法都有一个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都在文明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礼形成于遥远的古代，也存在于现代；中国有之，外国也有。
文化是一个社会生活模式的总和。考古学在把生产力、生产关系、亲族组织、政治组织等文化内在的物质结构以及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其他文化的影响）等外在因素这些客观层面作为文化变迁的动力加以考察的基础上，从文化的主观层面、意识层面来理解文化变迁，把意识所具有的能动性作为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力，对文化变迁的动力和机制的理解更加全面。对文化进行这种整体性研究，应该是考古学已经发育成一门成熟的人文学科的标志。
中国近三十年文化、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最根本的动力应该是思想解放以及由此释放的巨大能动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其他文化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先进因素，重建信仰体系等行为规范；完善法律体系的同时，明晰全社会应该遵守的行为规定，无疑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非常紧迫的任务。
（《巴史—以三峡考古为证》，余西云著，科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定价：188元）(《中国文物报》2011年9月2日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