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保科技发展十二五规划专家谈（二）
《规划》是指导文保科技工作的行动纲领
国家文物局科技专家组组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王丹华
《国家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发展“十二五”规划》分现状与趋势，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和工作思路，主要任务；保障措施4部分，不仅提出了要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特别重要的是提出了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明确了“十二五”期间文物保护科技工作的发展方向和任务，确定了工作重点。
实践证明，文物保护科学技术涉及领域非常广泛，是一门文理交叉、工程技术交叉的边缘科学。要做好这项工作，开放和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当前也正朝这个方向努力，许多高校、科研院所都加入到了我们这个行列。从创新体系建设来说，“十一五”期间，具有活力的文物保护创新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国家文物局已经分专业设立了17家文物保护国家重点科研基地，和省市合作建立起了区域科技创新联盟，并指导科研基地和科研单位建立了专业创新联盟，探索了文物保护科技工作新的模式。新模式的建立对于促进科技资源的开放和共享有很大的益处，无论在人才培养、设备利用、信息沟通、先进技术引进等方面，都将有很大的发展。“十一五”期间，文物保护科技首次和国家工程技术中心挂上了勾，在敦煌成立了首家“古代壁画保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成果正向相关省份辐射。通过联合攻关，我们承担了科技部的4个大项目，十几个针对文物保护领域的关键课题都完成得非常好，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共性和关键技术研究成果。从《规划》可以看出，文物保护正由被动向主动转变。过去，我们不敢提基础理论研究、系统研究等问题，基本上是处于被动的、抢救式的保护状况，“十一五”期间，我们加强了认知文物价值、文物性质及劣化机理等的系统研究，开始了以预防为主的文物保护研究。这次《规划》的十个发展目标、十项任务实际上就是从被动到主动转变的结果，而这个转变的实现，必然提高文物保护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使文物保护科技工作得到一个跨越式的发展，从而更好地发挥科技在文物保护工作的引领作用和支撑作用。文物保护科技行政管理能力得以加强，科技创新环境也越来越好。国家文物局不断地完善法规体系，颁布了一系列行业的标准，以及涵盖行业科研课题、科研基地、科技成果、科研奖励和专家管理等方面的规范，在重大科技项目管理中引入第三方评估咨询制度，实现了科技评估咨询活动由“自然人行为”向“法人行为”的转变，使科技管理逐步规范化、科学化，为科技保护创新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总的来说，《规划》在透彻分析国内外文物科技保护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确定了指导思想，明确了科技需求、发展目标和工作思路，凝炼了重大项目，部署了任务，制定了保障措施，是一个指导我们在这个五年期间非常具体的行动纲领。
创新体制机制 加快实现文物保护科技战略性转变
中科院战略规划局研究室主任 陶宗宝
《国家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明确了“十二五”时期文物保护科技的目标任务、战略重点和重大举措，对加快实现文物保护科技战略性转变，促进文物保护工作科学发展、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实施贯彻好《规划》，根本解决制约当前我国文物保护科技发展的瓶颈问题，关键是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筹划，创新体制机制，促进开放联合，有效集成社会创新要素，形成整体合力。
文物保护科技是一个应用目标导向明确、多学科综合交叉的领域。由于保护对象的特殊性、复杂性、多样性，需要充分发掘、传承文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科技的内涵与价值，最大程度减少时间、自然环境与人为因素对文物的侵害，对文物保护科技的能力和水平要求更高。“十一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大力推动全国文物界和科技界的合作，建立了一批文物保护科技的专业科研基地，充分调动国家科研机构、大学等优质科技创新资源，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开展关键技术联合攻关，加强基础能力和条件平台建设，取得显著效果。中科院始终把文物保护科技需求作为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有20多家科研机构积极参与文物保护重点工程、专业科研基地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二五”期间，应继续通过政策引导，进一步促进政产学研用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和完善文物保护科技创新体系。
在组织实施重点保护工程、重大科技攻关任务中，要打破部门、行业的分割，完善创新价值链，完善充分调动各方科技力量的管理体制机制，抓住关键瓶颈制约，凝练关键科学技术问题，集成社会优质科技创新资源，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强系统集成创新，加强文物保护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发挥重点保护工程、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以任务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要重视和加强文物保护科技的基础性工作，在文物保护关键技术、基础能力与条件平台建设、人才培养体系等方面进行前瞻系统布局。推动与国家科研机构的战略合作，有效联合国内相关力量，构建跨部门合作的新体制，共同组建面向文物保护重大科技需求、关键共性技术与重大专有装备研发、基础研究与数据标准规范、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科研基地、创新联盟、创新平台等，形成优势互补、合理分工、联合协作的文物保护科技体系布局。充分利用大学、国家科研机构科教资源的优势，联合建立开放的文物保护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加强科技人才培养基地建设，联合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建立论坛、网站等开放的交流平台，加强文物界和科技界的人员交流互聘，让科技人员更好地了解和把握文物保护科技的需求，让文物保护科技人更好地了解和把握相关科技领域的新进展。
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的春天——写在国家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发展“十二五”规划发布之际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所长、古陶瓷科学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 罗宏杰
近日，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国家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发展“十二五”规划》，我有幸在第一时间看到这一规划，读后如沐春风，不免思绪起伏，久久不能平息。有一种感觉在心中激荡，那就是：我们国家的文物保护科技事业已经迎来了又一个明媚的春天。
从这部规划中，我看到了务实的作风和创新的理念，看到了对我国文物保护科技现状的深刻认识和深入思考，看到了中国从文化遗产大国向文化遗产保护强国转变的未来。规划中毫不回避我国文物保护科技目前“战略研究滞后、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技术供给总量不足、创新成果转移与扩散不力、科技人才仍然匮乏、科技投入有待加强、体制机制亟待完善”等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了“必须把科学和技术真正摆在文物、博物馆事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文物保护科技的发展规律——既要符合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的规律，也要符合文物保护科技发展的自身规律。只有着力解决这些制约文物保护科技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瓶颈问题，才能实现文物保护科技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样的科学论断。而在指导方向明晰之后，规划又从顶层设计、战略谋划、以需求为牵引的重点突破、人才队伍建设、优化布局以及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等角度出发对“十二五”期间我国文物保护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指导意见。尤为突出的是提出了使文物保护由“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的创新转变，这将彻底改变文物保护工作“临时救援”的角色，使得我国的文物保护体系不断完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真正做到有效支撑和引领我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健康、迅速发展。
这份规划充分体现了文物界和科技界共同的意愿，我从事文物科技研究事业近30年，这还是第一次在国家正式发布的指导性文件中看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自20世纪30年代初由周仁先生开创古陶瓷科学研究以来，几代科学家投身于利用现代科学手段研究古代陶瓷的烧制工艺、科学机理以及判别模式等，为科技考古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理论基础、科研数据以及宝贵经验，确立了我所古陶瓷科学研究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然而老一辈科学家在长期研究过程中，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文物考古和科学研究如何实现真正的融合。虽然多年来他们与考古学家们建立了良好的友谊与合作关系，但如何让科学研究成果在文物、考古研究事业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使其不仅限于对考古发掘成果的验证和补充，却始终难以找到合适的切入点。
从我进入文物科技研究领域起，这样的困惑也同样一直伴随着我，但是近年来这样的情况开始产生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十一五”以来，科学技术在文物保护领域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我国文物保护科技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时期。国家文物局进一步明确了科技司的职能，文物保护科技行政管理能力得以加强。国家先后启动实施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大遗址保护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 “指南针计划—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价值挖掘与展示”等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和面上项目，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共性和关键技术研究成果，文物保护科技水平显著提高。而各级文物研究管理部门在不断加强自身科技基础条件建设的同时，积极推进与科研院所的交流与合作，组合成一批卓有成效的重点科研基地和区域创新联盟，形成了文物界与科技界互为促进、互为补充的良性发展态势。
2009年，国家文物局与中国科学院启动全方位战略合作，针对文物保护的重大需求，联合组建技术创新平台；同年，古陶瓷科学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挂牌成立，陶质彩绘文物保护专业技术创新联盟签约运行；2011年，由上海硅酸盐所牵头，敦煌研究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中科高等研究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单位共同参与的国家973重大专项“脆弱性硅酸盐质文化遗产保护关键科学与技术基础研究”获得科技部批准。现在《规划》正式发布了，作为这一系列令人振奋的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我看到了老一辈科学家向往已久的科学与艺术相互交融的愿景正在逐步得以实现，我们的文物保护科技事业已经迎来又一个春天。
凝练需求 优化合作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 刘曙光
《国家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日前正式发布了，这是我国文物保护科技领域的一件大事。《规划》的核心战略目标，是在“十一五”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文物保护行业创新体系建设，全面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结合当前在战略研究、学科体系、技术供给总量、创新成果转化、科技人才与投入、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关键问题，围绕主体性要素、资源性要素、服务性要素和环境性要素等4个方面，从技术体系、组织体系、制度体系进行了精心布局。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作为科技创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深入学习贯彻《规划》方面承担着重要的任务，应该以国家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需要和国家文物局的部署要求为导向，密切结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创新体制机制，发挥在文物保护关键技术和材料研发推广中的平台作用，逐步提升在国内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修复领域的创新能力。
在技术能力层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将围绕《规划》中提出的“需求牵引，重点突破”原则，积极参与《规划》中提出的重大专项、文物保护关键技术提升计划、文物保护基础研究推进计划。基于承担和参与的“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课题《铁质文物综合保护技术研究》《空间信息技术在大遗址保护中的应用研究(以京杭大运河为例)》《石窟岩体结构稳定性分析评价系统的研究》《无损或微损检测技术在石窟保护中的应用研究》《南京报恩寺地宫出土文物保护关键技术研究》的研究基础，争取开展石质文物、金属文物等文物保护修复科学技术研究，岩土文物和壁画保护研究；结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主要职责和现有科技资源条件，以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中心各项建设为基础，聚集全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力量，重点做好“南海I号”、“南澳一号”以及水下考古船等国家重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关键技术与设备研发；通过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组织好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监测关键技术的研究。争取在“十二五”期间，基本形成3-4个优势领域，在2-3个关键技术成果方面有所突破，提升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技术识别、获取、应用与扩散能力。
在组织建设层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将努力落实《规划》中“优化合作、完善布局”的要求。当前，文化遗产保护已经开始向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演变，我们将结合主要技术领域、人员力量与实际任务对比情况，深化开放合作的程度。一方面打造文化遗产研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监测等创新团队，根据实际工作需求，明确提出任务和技术需求，进而凝练科研需求；另一方面积极参与《规划》中的科研组织机构建设、基础条件平台建设计划，参与建设科研基地、创新联盟、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筹建国家出水文物保护科技实验室、国家文物保护分析测试中心；同时通过国家文物局科技管理办公室、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秘书处、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等管理平台，进一步加强与国内外相关专业机构的合作。根据“技术识别”内容，选择合作伙伴，明确合作范围与利益，探索稳定的“方向性、主题性、区域性”的多元化合作方式，有效集成外部创新源与内部技术力量的整合，发挥集成创新的敏捷性、经济性与协同性等特点，快速提升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科技成果总量和科技创新能力。
为更好地落实《规划》中各项科技计划围绕技术-组织-制度创新体系的系统部署，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将积极借鉴《规划》中提出的技术路线图、科技贡献率、科技成果推广等研究计划，进一步促进科研与工程的紧密衔接、有力支撑保护工作实践。（《中国文物报》2011年9月9日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