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发掘80周年
1930年和1931年秋季，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在山东济南龙山镇第一次发掘了城子崖遗址，至今已经走过八十余年的历程。城子崖遗址是由中国考古学家发现、中国学术机构主持、采用近代考古学方法发掘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遗址。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中国东部存在一个土生土长、不同于彩陶文化的黑陶文化，并以城子崖遗址所在地龙山镇命名为“龙山文化”。1934年，城子崖遗址发掘成果结集出版了《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一书，此书是中国田野考古报告的第一部。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是中国田野考古工作早期开创阶段的重要里程碑，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一、吴金鼎——发现城子崖遗址第一人
吴金鼎，字禹铭，山东省安丘县人。1926年于山东齐鲁大学文理学院历史政治系毕业后，考进北京清华学校国学院，师从李济先生学习人类学。
1928年3月24日，吴金鼎到济南以东的龙山镇汉平陵故城作考古调查，“出镇东北行，经一河水即水经注所谓武源者是也。河东岸系黄土峭壁，高三四丈。大道穿过，割为深沟。……沟之两壁上微露灰土及陶片等物。余颇異之。”这是吴先生发现城子崖遗址的最早记录。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吴先生先后五次到龙山镇，对城子崖遗址以及龙山镇周围七八里范围内的古迹进行全面的考古调查，并做了局部试掘，收集了大量的陶、石、骨器标本。在《平陵考古记》中，吴先生对第二次调查做了详细记录，“先自北端而登，至台西边之高崖下。沿崖右行，见火烧之遗迹，红土堆积甚厚。烧土之处似具有一定之形状者。崖上之灰土包含层极为显著。中含陶片、石块及贝骨等物。颇与吾人所常见者不同。未几，掘获骨质之锥二枚。其制造之粗糙足代表其年代之久远，余心不禁狂喜。盖前次余所疑者，今日得其实据矣。”吴先生据此，“认明此龙山遗址，确为新石器时代之一村落。一部古代史硛深藏黄土垄中。”年仅二十七岁的吴金鼎下定鸿鹄之志，“嗣后余将牺牲所有余暇，尽吾全力以求此遗址之了解。”吴金鼎可谓发现城子崖遗址的第一人。
1930年11月7日至12月7日，在李济主持下，进行了城子崖遗址的正式田野考古发掘。吴金鼎作为史语所助理员参加了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工作，开始了其人生理想的第一步。发掘结束后，出土文物运回济南，由吴金鼎负责保管整理。吴金鼎用一个多月时间完成《龙山城子崖实物整理报告书》，报告了“整理工作之经过”、“整理期间所得之印象”、“研究问题之提出”三项田野资料整理内容。返回北京后，李济、吴金鼎等着手撰写发掘报告，至1931年8月，完成发掘报告初稿。
1931年春天，吴金鼎参加了由梁思永主持的河南安阳殷墟后冈遗址的发掘。梁思永是第一位在西方受过田野考古训练的中国学者。在后冈遗址梁思永、吴金鼎发现了与城子崖遗址相同的黑陶遗物，并运用考古地层学方法，划分了小屯、龙山、仰韶文化遗存从上到下堆积的三叠层，找到了解决中国史前历史之谜的钥匙。后冈遗址黑陶遗存的发现，表明城子崖遗址黑陶文化分布十分广泛，城子崖遗址是探寻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遗址。因此史语所决定暂缓编印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重返城子崖遗址进行更大面积的发掘。
1931年10月9日至31日，山东古迹研究会组织了城子崖遗址第二年度的发掘。李济、梁思永、董作宾和吴金鼎等人都参加了城子崖遗址发掘品的整理工作，并于1932年3月完成报告编写。1934年，《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黑陶文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李济在《城子崖》报告序中这样写到，“初稿大部分是吴金鼎预备出来的，他是城子崖的发现者，田野工作他费力很多，屋内工作及报告草稿也费时最久。他的初稿交到梁思永先生手中的时候，要比现在多一倍以上，可见他用力之勤了。”从中可见，吴金鼎在城子崖遗址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和报告撰写中的重要贡献，也表达了李济先生对吴金鼎的喜爱之情。
二、城子崖遗址相隔六十年的两次发掘
城子崖遗址第一次发掘于1930年和1931年，分两个年度进行的。
1930年11月6日，山东古迹研究会成立的第二天，李济偕董作宾、郭宝钧、吴金鼎、李光宇和王湘急切的赶赴龙山镇。11月7日，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发掘工人每6人一组，编号分队，佩戴徽章，统一指挥。发掘坑以长10米、宽1米为一基本单位，发掘坑编号用序数命名法。在发掘中，有专人做地层观察和出土器物品记录。有重要者，测量其坑中位置与深度，并绘图、摄像。回到室内后先后洗刷、编号、登记、统计和装箱。
1931年10月9日，城子崖遗址第二年度发掘开始。发掘由梁思永主持，参加发掘的有吴金鼎、刘屿霞、王湘、刘锡曾和张善等。此年度发掘，梁思永改进了发掘工人的组织。采用面袋包装文物，出土物按照层位标明地点和记录统计。还按坑位和层位作活页式登记，便于整理时翻阅。城子崖遗址第一次发掘共开探坑89个，发掘面积近1000平方米。
城子崖遗址1930年和1931年第一次发掘展示中国考古学家掌握和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能力。发掘者详细记录了地层、土质、土色的特色，注意到不同土层的堆积状态，仔细分辨了打破和叠压关系。准确区分了周代灰陶层和史前黑陶层，完整的清理出了青铜时代的墓葬和窑址，精确的绘制了坑位连接、土质土色标一的剖面图。1991年我们对城子崖遗址第二次发掘时，重新清理了1931年发掘的C1-C4探沟。借助《城子崖》报告提供的剖面图，我们进行了认真的比对，其对土质土色的划分和描述，对土墙建筑程序和结构的判定都是准确的。发掘者在对出土陶器进行整理中，按容器或非容器、口径与腹径比、器足的多寡等标准，将陶器分成二门9式35类，并用阿拉伯数字标定一定的序列。这是中国考古学家采用定量化的方法，在类型学研究方面做的一个可贵的尝试。
城子崖遗址第一次发掘，使一个以磨光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 遗存，在沉睡了四千年之后又重新走到世人面前，但也留下了一个悬念，即1931年发现的夯筑城墙年代问题。《城子崖》报告是这样记述的：“至于此墙建筑之年代，前次认在灰陶期，今次发掘，于城墙问题更复作特别研究，颇疑其为黑陶期物。”
城子崖遗址第二次发掘于1989年至1993年，分4个年度进行的。此次发掘由张学海主持，先后参加勘探和发掘的有：罗勋章、佟佩华、孙淮生、魏成敏、何德亮、靳桂云、王守功和李振光等。此次发掘制定的主要任务是确认城墙的年代问题，因此在四面城墙上开七条探沟，其中北墙三条、南墙一条、东墙一条、西墙一条。并在西墙北段城址内、外两侧和南墙中段外侧布了两个发掘区。还在遗址西南部寻找和再次清理了1931年发掘的C1-C4探沟。总共发掘面积1000余平方米。
通过勘探和发掘，我们搞清城子崖遗址保存有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周代文化三个时期的城墙遗迹。查明六十年前第一次发掘时疑似黑陶期城墙应属岳石文化时期。在岳石文化城墙之下新发现有龙山文化城墙，破解了城子崖城墙的年代之谜。
龙山文化时期城址平面近方形，唯北墙东、西两侧内收中部凸出。城址东西宽430米、南北长530米左右，总面积20万平方米。城墙建筑方式是外挖内筑，利于形成绝对高度，构成有效屏障。墙体夯筑方式较为原始。在城址南墙西段解剖探沟中，我们可以看到，夯层由外向内，由下向上倾斜堆筑，夯层长短不齐，厚度不一，相错叠压。可能是取土点土色不同，夯层黄、白相向，大致可辨。
岳石文化时期城墙是在龙山文化时期城墙基础上内收修筑的，平面形状与龙山文化时期城墙基本一致，面积相对缩小，约17万平方米。目前，我们从西和南两个方向看到高出地面三米左右的城桓主要是岳石文化时期的城墙。城墙构筑方式是基槽夯筑，在西墙北段发掘中，发现城墙基槽内侧板筑痕迹清晰完好。周代文化时期城墙修筑在岳石文化时期城墙之上或内侧，面积更小，残存无几。
城子崖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陶器数量多，制作精，形体大。泥质陶以黑、光、亮为主要特征。长颈白陶鬹体现了实用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陶罍、陶瓮、陶罐等器物形体硕大，颇有王者风度，应视为礼器。一件陶罍，通高79，口径36.5，腹径66厘米，是目前发现龙山文化同类器中最大的一件。
城子崖遗址相隔60年的两次发掘证明，城子崖城址是中国古代东方的中心之一。城子崖遗址的两次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和地位。1990年至1993年的第二次发掘，被分别评为全国“七·五”期间和1990年双十大考古新发现。1994年获国家文物局颁发的国家田野考古发掘二等奖。
三、山东龙山文化发掘和研究成果
龙山文化的发现、发掘和研究已经走过80余年的历程。目前发现的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已达到1500余处，其分布范围包括山东全境及苏北、豫东、皖北和辽东半岛等地。山东龙山文化经过发掘的遗址已经有60余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临淄桐林、寿光边线王、潍坊姚官庄、潍坊鲁家口、日照两城镇、日照东海峪、日照尧王城、五莲丹土、泗水尹家城、兖州西吴寺、阳谷景阳岗、栖霞杨家圈、茌平教场铺遗址等。
在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发掘中，尤以发现一系列龙山文化城址和龙山文化大墓引起学术界关注。1984年，在寿光边线王遗址发现龙山文化城址，第一次用考古学方法确立了龙山文化城址的存在，揭开了发现和研究龙山文化城址的序幕。1990年，章丘城子崖遗址的第二次发掘确认城子崖遗址存有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周代三个时期的城址，把山东探寻龙山文化城址推向高潮。随后，发现龙山文化城址的有：邹平丁公（1991年）、临淄桐林（1993年）、阳谷景阳岗（1994年）、五莲丹土（1996年）、日照两城镇（2000年）、茌平教场铺（2001年）等。在发现的城址中，除景阳岗平面呈弧边长条形以外，其余为近方形。城子崖、景阳岗、丹土、桐林、两城镇面积均超过20万平方米。在景阳岗、丹土和两城镇城址中发现大面积夯土，是大型建筑的台基。考古工作者在临朐西朱封和泗水尹家城遗址发现8座龙山文化大型墓葬，墓室的面积多在20平方米以上，两椁一棺，有的带有边箱和脚箱。随葬有蛋壳陶杯和玉器等精美礼器。在城子崖、丁公和西吴寺等遗址中还发现有水井。
龙山文化陶器以其黑作为基本特征，因而有了城子崖遗址发掘之初，称其为“黑陶文化”。对于龙山黑陶，人们用尽最美的语言赞誉它，“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掂之飘忽若无，敲击铮铮有声。”龙山黑陶之所以黑，其奥秘在于烧制过程中使用渗碳技术，因而烧制出来的陶器，器表、器胎和器里全黑，可谓是典型黑陶。龙山文化陶器制作已普遍使用快轮拉坯成型技术，陶器规整匀称、比例合谐、厚薄一致、棱角分明、造型美观典雅、稳重之中又显得十分灵巧。器形主要有鼎、鬹、甗、罐、盆、豆、杯和器盖等，流行耳、流、鼻、鋬手等附件。蛋壳黑陶高柄杯和白陶鬹是其代表作。临淄桐林遗址出土一件大陶甗，通高130厘米，为国内陶甗之最。
龙山文化玉器主要出于日照两城镇、五莲丹土、胶县三里河、临朐西朱封、临沂大范庄、海阳司马台等遗址。两城镇1936年曾发现出有成品玉器和半成品玉材的玉坑。两城镇出土一件两面刻有兽面纹饰的玉圭，质地优良，做工精美。西朱封出土镂孔冠饰和雕花玉簪，代表了龙山文化制玉工艺的最高水平。大范庄、司马台等遗址出土的牙璋是中国牙璋中年代最早的。金属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飞跃发展的一个标志，山东龙山文化出土铜器的地点有胶县三里河、栖霞杨家圈、长岛店子、日照尧王城、诸城呈子和临沂大范庄等遗址。出土器物有铜钻、铜锥、铜片等。邹平丁公遗址出土的刻字陶片，笔画流畅、排列有序，记载了一个特定的内容，表明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已经进入用文字符号记载历史的阶段。
山东龙山文化的研究在中国诸多史前文化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其分布范围、文化面貌、分期类型、年代源流、经济形态、社会状况和与周围地区同期文化关系等问题基本搞清。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农业占据主导地位，养殖业空前发展，采集、捕捞和狩猎在人们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手工业均发展到专业化生产的程度。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提出的诸项要素，如城墙、壕沟、夯土建筑、贵族墓地、铜器、玉器、大型礼器和文字等在山东龙山文化内涵中多有体现。龙山文化时期，人类已迈进了文明的门槛。
四、城子崖遗址发掘和龙山文化确立的历史地位
关于城子崖遗址发掘，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在《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序中，第一句话就说，“这是‘中国考古报告集’第一种，又是中国考古学家在中国国家的学术机构中发布有预计的发掘未经前人手之遗址之第一次，我以为这是值得纪念的事情。”主持城子崖遗址发掘的李济先生在序二中写到：“由于这个遗址的发掘，我们不但替中国原始问题的结论找到了一个新的端绪，田野考古工作也因此得到了一个可循的轨道。”因此，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是中国近代考古工作开创阶段的重要里程碑。
20世纪初，国外考古学家根据河南仰韶文化彩陶与中亚和近东的彩陶有近似之处，提出中国史前文化西来的假说。这一假说在中国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中国考古学家对此表示怀疑，并提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李济先生在《发掘龙山城子崖的理由及成绩》中清楚阐述了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城子崖遗址的发掘，证明中国东部存在着一个土生土长、不同于彩陶文化的黑陶文化，这些黑陶文化在许多方面与殷墟文化更加接近，否定了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我们还要提到，从1928年开始的河南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曾经误把夯土建筑基址中的夯窝误判为水流的漩涡，将建筑柱础的卵石当成洪水从山上冲下来的证据。正是由于1930年和1931年城子崖遗址发掘确认夯土筑城墙，纠正了“殷墟水淹说”，丰富了中国考古学家对于复杂的地下埋藏情况的认识。李济在《安阳》一书中说，“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重新解释过去我们在安阳遇到的问题，提供了一些新的依据，这对于安阳田野工作的发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山东龙山文化是中国考古学家确立的第一个史前文化。1981年，北京大学严文明先生建议将河南、陕西、山西、湖北、辽东、冀北等地，与山东龙山文化区域相连，时代相同的考古学文化，统称为龙山时代，这一建议得到学术界的认同。由此，以城子崖遗址所在地——龙山镇得名的龙山时代，就成为距今4600——4000年左右，在中华文明是中占据600年之久的那一段波澜壮阔历史的冠名。
（《中国文物报》2011年10月28日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