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东方的勒瓦娄哇技术--宁夏水洞沟遗址的世界性意义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发掘了中国第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仰韶村。迄今仰韶村在我国已是家喻户晓。同样，1923年德日进等发掘中国第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水洞沟，1928年由步林、步日耶、桑志华、德日进系统出版水洞沟研究报告。从学术水准和学术重要性来说，水洞沟比仰韶的工作，均有过之无不及。从学者素质来说，法国学者更是当时世界公认地质学、古生物学和旧石器最权威学者。然而，事实上水洞沟遗址在中国社会上知名度并不高，就连考古界里水洞沟遗址还没受到应有的重视。《20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书中，举例介绍中国11个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但并没有水洞沟遗址。

    此中原因，推测其中包括如1928年水洞沟相关报告，是以法语写成，迄今未见有中译本。又此书出版年代较早，一般读者难以看到原书。1960年，中苏关系交恶，水洞沟合作的发掘报告，无法正常操作。一九六三年，裴文中再发掘水洞沟，但又碍于政治运动等问题，不了了之。然而，裴老的工作却为其后宁夏水洞沟研究播下种子。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九八○年以钟侃为首重新发掘水洞沟第1地点工作，一共发现6700余件石制品，15种动物化石，对水洞沟堆积和地层情况，又再作深入的分析。最近几年《水洞沟──1980年发掘报告》出版，为复兴水洞沟的研究，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2003年9月，近百名中外考古学者，为纪念水洞沟发现八十周年国际学术会议，出版了《旧石器时代论集》，突显了国内外近年对水洞沟遗址的成果。

    环观世界考古学中最受注目的几个项目，譬如约距今六百万年前人类的出现、一万年前农畜生产经济的形成、五千年以后国家文明及城市兴起等。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欧美考古学界又察觉到人类社会中影响最深远革命之一，是出现在距今五万至四万年前，从人种与文化上产生过激烈的变化。具体表现就是如何从旧石器时代中期过渡至晚期，从尼安德特人转变到现代智人。文化上，如出现现代智人的行为模式，象征主义行为的能力表现。石器文化上基本动向是从勒瓦娄哇向石叶技术的转变。这个革命起源地开始于东非与西亚，很可能是其中之一的核心。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变化，已成为世界考古学中最重大的研究课题之一。在东亚方面，北方以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担当重要的角色。大约在1960年以后，俄方学者在西伯利亚南部阿尔泰山区，相继发掘了很多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延续到晚期的遗址，如奥克拉德尼科夫洞穴、Ust-Kan、Denisova、Strashnaya、Kaminnaya等洞穴，开地遗址如KaraBom、Ust-KarakoI、II、TmuechinI、II等遗址。近二十多年来，在杰烈维扬科一再的召集和影响下，多次开展欧亚大陆旧石器中期─晚期国际会议。高星在2011年七月，就是作为中国的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围绕考古文化上的发展，古人类体质和早期人的基因系统等问题深入探索，一些研究成果又在《自然》发表，吸引着全球学者的目光。

    从学术史眼光来说，我们对水洞沟遗址的评价，无疑必须要从世界旧石器中期─晚期文化的背景考察。从这个角度来说，1923年德日进发掘水洞遗址，1924年他在《中国北部古石器时代遗址之变化》论文中已经明确指出，水洞沟的石器文化是旧石器中期或者晚期之间。1928年的报告中，步日耶认为水洞沟石器，“这种工业好像处在很发达的莫斯特文化和正在成长的奥瑞纳文化之间的半路上，或者这两个文化的混合物”，确是旧石器学问上权威的发言，一锤定音，也就是说东亚旧石器从中期─晚期转变研究，宁夏水洞沟遗址就是最初的出发点。

    回顾俄罗斯方面，早在1938年在阿尔泰Ust-Kan遗址发掘，最初彼方学者认为是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直至1968年由奥克德尼科夫把Ust-kan下文化层年代，改正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俄罗斯在阿尔泰地区旧石器中期工作，主要也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才逐步开展。换句话说，1960年中苏合作发掘水洞沟遗址阶段，当时苏联方面对东亚旧石器中期至晚期阶段研究，也是处于刚起步的阶段。从这一段学术回顾可见，在某个角度上，一九二○年代水洞沟旧石器中莫斯特与奥瑞纳文化因素的认识，也是当时世界上法国学者可能是最具专业资格的发言，水洞沟遗址被作为最早在东亚地区旧石器中期向晚期转变最有代表性的遗址研究，也是当时东亚地区首屈一指研究最权威的个案。裴文中1939年发表周口店15地点石器分析中，认同其中一些石器与勒瓦娄哇技术的关系。

    到了一九四○年代前后，中国正值灾难纷飞，战火连天，水深火热的日子。此后，我国旧石器学术界可能受到种种社会及传统文化的影响，有一段颇长的阶段，他们倾向于以华北周口店北京猿人的石器传统中，去解释水洞沟的文化来源，而拒绝以原来亚欧大陆角度的分析，这当然是有着一定时代背景的烙印。

    在纪念水洞沟遗址85周年学术讨论会上，高星全面总结水洞沟遗址的重要性，其中他指出水洞沟是中国最早发现勒瓦娄哇技术产品的遗址，这是很值得重视的发言。勒瓦娄哇技术在非洲以至亚欧大陆广泛的范围都曾有所发现。1933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人类博物馆曾召开过一次以勒瓦娄哇技术为主题的世界学术会议。当时东亚的俄罗斯和日本学者参加，很可惜没有中国学者的参与。

    此次会议主持之一Ofer Bar-Yosef对勒瓦娄哇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分析相当精辟。他认为其一是旧石器的系统性出现。此种技术产生于旧石器早期，中期盛行亚欧大陆，但其技术的内涵、原料使用等，存在有较多变易的因素。其二是这种技术代表更新世中古人类行为与认知发展的演化。勒瓦娄哇技术包括复杂的生产预制技术，而最终制作的成品，是带有可预测性的。此技术对一些目的性石片生产效能上，有着明显的提高，亦即是在认知能力上有所提升。因此，OferBar-Yosef最后结论认为，勒瓦娄哇技术是人类演化中显著的里程碑。

    究竟这样一种作为人类演化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技术与思想，是怎样在水洞沟出现的？他又对中国产生过甚么重要的影响呢？尤其是对于后者，它的来源是怎样的？

    最近学术界对水洞沟遗址的评价，似乎有更多积极的反响。高星更是得风气之先的优势。在最近一篇《水洞沟见证东西方文化的远古碰撞》访问记中，他谈到如把“水洞沟的石叶与其后在我国呈马蹄状分布的细石叶遗址‘拉郎配’，因为二者已经具备内在的技术与外在的形态关联，如果二者真能联系在一起，那么‘水洞沟人’非但没有消失和退却，还在其后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华夏文明的滥觞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在这里让我仿佛开始感觉到，经过近90多年的时日，水洞沟遗址的真面目及极其重要的地位，才逐渐获得我国学人的认识。简言之，在东北亚地区，越来越多学者相信，石叶与细石叶技术两者，的确存在有很密切内在发展的关系。高星的推想，并非子虚乌有。

    我和勒瓦娄哇技术的邂逅，屈指一算也有三十多年历史了。1980年，我在东北大学留学的第一年，九月裴老和他年青助手盖培访问仙台。我的老师芹沢长介让我参加了在仙台及山形接待裴老和盖培的工作。这次，盖培惠赠我一件他在1960年发掘水洞沟出土的勒瓦娄哇石核P2701石膏复制模型。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勒瓦娄哇技术。此后，1983年我参加Lawrence Guy Straus主持新墨西哥大学考古队在法国西南部Sorde-L’Abbaye的AbriDufaure遗址旧石器晚期文化的发掘工作。在法国及西班牙期间，我看到不少旧石器中期勒瓦娄哇石制品，对一些石核与莫斯特尖状器的相互拼合，印象尤其深刻。1984年，我首次回到中科院古脊椎动物及古人类研究所，拜候了盖培，并前往周口店向裴老墓地致祭。当时我在古脊椎动物及古人类研究所内，对周口店及水洞沟石制品做一些测量和研究。其中成果后来我和盖培共同在美国由FredWendorf等主编AdvancesinWorldArchaeology第五卷，“Upper Paleolithic Cultural Traditions in North China”中发表了。1988和2000年，先后分别由文本亨和卫奇，让我观察到黑龙江十八站遗址出土的石器中，从细石叶技术石器群仍然可见到一些勒瓦娄哇的石核。在1990年4月，我在山西太原观察到刚已发表的陵川塔水河的旧石器，其中一些是勒瓦娄哇石核和石片。1991年9月，我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王向前、丁建平合作整理薛关遗址石器，其后为扩大研究的视野，我们对西北地区旧石器遗址进行考察，从太原出发，先后去了宁夏、甘肃、新疆乌鲁木齐等地博物馆，又调查了相关一些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十月十八日我们到了宁夏，由钟侃和董居安热情接待，一同到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观察1980年发掘探坑的剖面。其后，我在所内我测量了三件勒瓦娄哇石核和两件有二次加工的石叶工具。11月上旬，返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安志敏的好意，我把海拉尔的石器作了实测和拍摄。

    1990年夏天，由于我的老师加藤晋平推荐，杰烈维扬科邀请我前往新西伯利亚，参加了“北亚、中亚和东亚及美洲旧石器层序编年研究会议”。此次会议上，我报告了塔水河遗址和周口店十五地点的对比研究，分析了一些可能与勒瓦娄哇技术相关的石制品。会议结束后，我们一同乘坐直升机，自新西伯利亚往俄方阿尔泰地区，参观了著名奥克拉德尼科夫、Denisova、Ust-kan、StrashnayaKaminnya洞穴和KaraBom、Ust’-karakolI、II等遗址，由各地相关出土石器。当时，我幸得杰烈维扬科亲切指导，对一些来自西伯利亚、蒙古国展示的石器，可以自由观察、拍摄和测量，在差不多十天时间内，让我对这些梦寐以求的旧石器资料，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形成了我对水洞沟石器来源初步的看法。

    此后在较长的一段期间，我的精力转移到新石器时代以后的玉器。去年九月，因为要整理海拉尔史前石器和玉器的关系，我在海拉尔李娟副区长安排下，得以登临阿里河镇嘎仙洞遗址。让我最震憾的是嘎仙洞遗址地貌，与我在1990年于俄方所见阿尔泰Ust-kan洞穴环境，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俄罗斯阿尔泰地区洞穴周围是落叶与针叶林混杂森林，遗址一般在河面30－50米左右，南斜面土堆岩肌裸露，北方斜坡有浓密森林，从洞穴前庭可以远眺到弯曲转拆河流，是观察动物进出狩猎极为良好的生活据点。这些相若地貌从俄罗斯阿尔泰连接蒙古国北面山地，连绵以至于大兴安岭，让我预想到从旧石器中期─晚期的阶段，拥有勒瓦娄哇技术的猎人在这里频繁移动生活。嘎仙洞之行让我深信在阿里河镇的周围，很可能发现从旧石器中期到晚期的遗址，其中也应该包括勒瓦娄哇技术的制品。

    由于嘎仙洞考察，又再次把我对中国北疆勒瓦娄哇技术探索的热情，重燃起来。返回香港后，我又读到王晓琨、魏坚、陈全家、汤卓炜、王春雪在内蒙古金斯太洞穴遗址的发掘简报，报道其中的中文化层，有勒瓦娄哇技术制品。不久，我幸蒙日本槇林启介的帮助，又读到日本著名旧石器学者松藤和人所写〈东亚勒瓦娄哇技法问题〉一文，谈到他在2009年在金斯泰洞穴所见的地貌，和我以上所说俄罗斯阿尔泰一带洞穴景貌，仿佛神似。因此，今年我在吉林大学考古系主任王立新教授的推介下，得到人民大学魏坚的快诺，七月九日至十三日我和助手谈骏业到了吉林大学，在陈全家的指导下，观察了金斯泰遗址石器群，从下向上自7、5层均捡出有勒瓦娄哇技术石制品，但更多都是一些盘状石核生产的三角形小石片，明显可以看到华北同期间石片的技术，在此处有着较强的传承。第五层所见有勒瓦娄哇石核，是石片素材的石核，平面呈三角形，台面倾斜，有细致的修整。另一件01DaJT65A:5石片可称莫斯特尖状器，台面有细致修整。松藤和人曾指出此石器台面为Chapeaudegendarme的特征，但事实上此石片台面侧面呈圆弧形。从本遗址第三层开始，已进入细石叶技术的阶段，不见勒瓦娄哇技术的资料。

    2004年初夏，中、美、俄学者一同在北疆考察旧石器，曾在准噶尓盆地和什托洛盖的骆驼石遗址，发现了勒瓦娄哇石核等石制品，备受中外学术界所注目。因此，2011年七月下旬，为进一步理解新疆北部的旧石器，我去了一次阿勒泰地区考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内，看到了和什托洛盖骆驼石遗址采集的一些石器。其中一些大型刮削器，更是旧石器中期莫斯特文化典型的器物。从这些石器原料以至风格，都与俄罗斯阿尔泰地区所见旧石器中期石器群有很大的相似。此次我野外考察的范围，主要是沿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和哈巴河两岸北部，这里是阿尔泰山中段南坡，北面以阿尔泰山脉脊线与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东侧蒙古国三国接壤，是我国西伯利亚区系植物在中国分布典型代表地区，同时也是西伯利亚泰加林群南延的极限地区。从自然和人文风貌方面，均与我1990年在俄罗斯阿尔泰地区所见基本相同。美丽的额尔齐斯河是我国唯一汇入北冰洋的水系，从河畔可以远眺俄罗斯方面的景色。

    按现今情况，由于我国新疆北部旧石器的调查和研究开展工作不多，特别是从哈萨克自治州和阿勒泰地区，仅报道过一些旧石器的采集资料。这个地区旧石器时代研究，基本上可说是处女地。我们考虑到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发现了较多旧石器中期的遗址，这些早期猎人应该是有可能从阿尔泰山北面，南下长驱直入北疆的范围。但是如俄罗斯阿尔泰地区Denisova洞穴的发掘所显示，洞穴内堆积一共可分22层，第22至21层是属于旧石器中期的早期阶段。从此洞穴最底层出现的莫斯特尖状器，台面即是Chepeaudegendarme特征，也就是发达的勒瓦娄哇技术。在俄方阿尔泰地区勒瓦娄哇技术最初出现，就已经非常成熟，它的来源只能是从外来的侵入。目前，俄罗斯学者认为这种技术很可能是直接来源于中亚，从哈萨克斯坦进入西伯利亚。我们根据这样思维的方式，新疆北部特别是亚欧腹地美丽宜人的喀纳斯山地一带，一定有大量可以提供早期猎人生活的良好营地。新疆的旧石器中期莫斯特因素的来龙去脉，日后很可能要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及蒙古国的三者考古资料对比中探索。从目前情况来说，新疆的和什托洛盖，南至腹地如乌鲁木齐的周围，都已发现过勒瓦娄哇技术的石制品，因此新疆北部的范围，理应有此文化之分布存在，只有待日后工作去证实。（邓 聪）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文物报》2012年1月6日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