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鞍山六朝墓葬研究的新起点

  
    众所周知，包括今马鞍山市域及所辖当涂县域的马鞍山地区，与南京不仅山水相连，而且历史上相对长的一段时间内与南京同属一个行政区域。因此，两地的历史文化面貌有着很大的相似性。直到今天，马鞍山仍为南京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六朝为例，当时都城建康所属丹阳郡辖领的丹阳县和江宁县就横跨今南京和马鞍山两地。其中丹阳县为秦汉以来旧县，治所在今南京江宁区与当涂县交界的丹阳集镇。集镇以一街相隔，北属江宁区横溪街道丹阳社区，南属当涂县丹阳镇。县域大约包括今当涂县东大部地区以及江宁区西南部的小丹阳、横溪、陶吴等地；江宁县为太康元年（280年）由秣陵县西南境析置，县治位于今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所在的江宁集镇，距今马鞍山域界亦仅咫尺之遥。其县域北界在今南京南郊铁心桥、西善桥、板桥一线，西南则达古牛渚地区，即今马鞍山市西北滨江的采石一带。《后汉书·郡国志》载“秣陵南有牛渚”，可以为证。

    此外，马鞍山域内的牛渚城、姑孰城两座六朝古城号称建康西南门户，与都城建康有着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牛渚地处长江折流北上的横江东岸，江滨的牛渚山突入江中，谓之牛渚圻，后称采石，为自古以来的一处重要津渡。山上不仅有驻军的牛渚城，还有屯粮的牛渚屯，故有“采石之险，甲于东南（《姑孰志序》）”之誉；姑孰城地处姑溪河（古称姑孰溪、姑浦）入江口的当涂县城关镇，因在建康之南，又称“南州”。史载“姑孰冲要，密迩京畿（《梁书》卷一）”，其“街衢平直”，堪比建康城（《世说新语·德行第一》）。东晋王敦、桓温、桓玄甚至一度屯据姑孰，遥控建康。齐和帝禅位于梁后筑宫于姑孰，亦受害于此。总之，牛渚、姑孰雄据长江天险，锁钥东南。六朝凡有事建康者，两城必为所争，故历代皆有重臣心腹镇守。

    正是由于京畿之地的特殊区位优势，以及域内牛渚城、姑孰城两座重要城池的缘故，马鞍山地区是六朝墓葬分布的重地。根据地方文献记载，吴景帝孙休定陵在城东（指当涂城东，下同）凌家山，追封为楚宣武皇帝的东晋权臣桓温永崇陵在青山东北隅，南齐和帝萧宝融恭安陵在城北黄山，吴、晋世家大族陶基、陶璜、陶回、陶如海等人墓葬在横山（或称横望山）之麓，东晋雍州刺史杨亮墓在城东南泊山、东晋征西将军毛璩墓在城南尼山圩。高等级六朝帝王、贵族墓葬之多，在整个南方地区都不多见；而从考古发现看，马鞍山亦是都城建康（今南京）以外六朝墓葬分布最多、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故六朝墓葬的发掘、保护与研究一直被列为当地文物部门工作的重点。新中国成立以来，该地区重要六朝墓葬发现频仍，如独家墩三国早期墓、孙吴左大司马、右军师朱然及其家族墓、宋山孙吴大墓、林里东晋建元二年（344年）墓、东晋太元元年（376年）散骑常侍孟府君墓、东晋太元二十一年（396年）杨邵妻虞道育墓、有“才学在虞预之右（《晋书》卷八十二）”誉称的东晋著名史学家谢沈墓、当涂青山六朝墓地，等等，其中朱然墓更是1980年代轰动一时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这些发现先后得到蒋赞初、罗宗真、李蔚然、杨泓、王世襄、胡继高等许多老一辈著名文物考古专家学者的重视，他们的有关研究成果曾经为推动马鞍山地区六朝墓葬形制结构及出土遗物的深入研究作出重要贡献。近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韦正先生、南京大学历史系吴桂兵先生和我也不约而同地对此表示关注，并对一些具体问题发表意见。可以说，马鞍山地区六朝墓葬是魏晋南北朝文物考古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之一。

    当然，关于马鞍山地区六朝墓葬，最有发言权的还属当地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吾友栗中斌即属个中翘楚，他长期倾心于当地六朝墓葬的发掘与研究，之前已经在《东南文化》、《江汉考古》等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对不少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现在他的专著《马鞍山六朝墓葬研究》即将出版，这是李蔚然《南京六朝墓葬的发现与研究》之后以地区六朝墓葬为专题的第二部考古专著，也是继2008年王俊主编的《马鞍山六朝墓葬发掘与研究》文集之后，当地学者以当地六朝墓葬为主题的又一重要学术研究成果，无论于他个人，还是于马鞍山地方历史文化，都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

    是书分为四章，分别从建置沿革、典型墓例的形制结构、出土的各类遗物、墓葬的类型与分期、特殊墓葬文化面貌形成的原因等多个方面对马鞍山地区六朝墓葬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与总结。在消化材料的过程中，作者发明创见甚多，举其要者有：关于朱然的出身，曾经有学者把吴“四姓”中的“朱”误认为朱治家族，进而得出朱然出身江南豪族的结论。作者指出朱治虽然长期担任吴郡太守，但其祖籍是丹杨故鄣而非吴郡，故不属吴郡四大姓之一，甚至不是南方士族出身，仅因军功升迁进入孙吴政权核心；对于朱然等砖室墓葬前、后室之间的过道明显偏左的现象，作者认为一方面是和偏右的墓门错开，另一方面可以增大前室右祭台的面积，便于其上放置棺木；朱然墓出土的一件三蹄足扁圆腹带盖铜器，发掘简报定名为水注，作者认为应是一件罕见的铜灯。盖内所接上下相通的长管可穿灯心，而腹部三个贯通的小管则用来插灯围；朱然等六朝早期墓葬出土的名刺，过去部分学者把它归为明器。作者认为，其中像朱然墓这样未随买地券或衣物券等伴出者应是实用器。又如，作者不盲从于以往学界将长江下游地区六朝墓葬划分为孙吴至西晋、东晋至刘宋以及南朝齐、梁、陈三个时期的旧思路，而是根据马鞍山地区六朝墓葬的实际情况，将之分为孙吴至西晋早期、西晋中期至东晋早期、东晋中期至南朝三个阶段。等等。这些卓识因来自于他长期一线田野考古的实践，来自于他独立的思考，无疑值得我们认真倾听。

    我和中斌不仅同龄，差不多同时从高校毕业，而且参加工作后一直在当地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几乎没有挪过窝，目前都在主持所在地区的田野考古工作，都有志于使本地区的六朝考古工作在前人的基础上能迈一个较大的台阶，都以南方地区六朝文物考古和本地区地方历史文化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相近的专业经历、工作岗位和兴趣志向，使我们相识后很快成为相见恨晚的道友。多年以来，马鞍山地区每有重要六朝考古发现，我多第一时间承蒙邀请赴现场参观考察。虽然在雨山朱然家族墓时代及墓主身份、宋山孙吴大墓墓主比定，以及林里东晋建元二年墓砖室形制结构解读等方面，我和中斌有着不同的理解，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友谊，并不妨碍我们随时就共同感兴趣的马鞍山、南京地区六朝考古新发现，展开毫无保留的学术交流和探讨。这一过程使一些问题愈辩愈明，更让我从中受益匪浅。在此，我要对中斌和马鞍山地区其他诸多同仁道声感谢。

    承中斌厚爱，我有幸得以先睹他的这部学术专著，这不禁使我回想起很多年以前我和罗宗真先生合著的一部关于六朝文物考古的书稿。那时我所承担的部分因受体例限制，尽管写得比较通俗浅显，但乐于以此为契机，真正开始那漫长而艰辛的学术跋涉历程。中斌的情况亦然，经过包括他在内的当地几代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努力，马鞍山地区六朝墓葬的编年序列固然已经建立，但还有众多重要问题有待解决，例如本地区东汉墓葬文化面貌及与孙吴墓葬的关系，孙吴墓葬出土的不同系统、来源的青瓷器的时代及背景，吴景帝孙休定陵、南齐和帝恭安陵及东晋权臣桓温家族墓葬地望的考定，以采石为中心的孙吴时期大型墓葬群的性质，东晋砖室墓葬形制演进较之南京地区滞后的分析，隋唐墓葬文化面貌及与南朝墓葬的关系，等等。这些重任，中斌理所当然还要继续承担，并有责任带出一支在安徽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和特色的地方考古队伍。我完全相信，中斌有这个愿望，也有这个实力，而这部学术专著必将成为他在六朝考古研究领域的新起点。

    最后，我还想借此机会，再次希望以中斌为首的马鞍山地区新一代文物考古工作者，尽快全面启动以牛渚营（城）、姑孰城为代表的本辖域内主要六朝城址的重点考古工作，充分利用目前已经掌握的有益线索，首先就以上两座城址的位置等关键问题取得突破，再结累累学术硕果。（《马鞍山六朝墓葬研究》，栗中斌著，黄山书社2011年8月出版，定价：36元）（《中国文物报》2012年2月3日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