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语境下的中日考古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师生赴日本考古发掘与参观纪略

 

      去年伊始，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徐天进教授与东京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大贯静夫教授共同发起的北大研究生赴日本发掘、参观活动启动。今年8月29日至9月11日，第二期学员由徐天进教授带队，前往位于北海道北见市常吕町的“东京大学常吕考古实习基地”参加田野实习，随后赴京都、奈良、大阪三地，参观多处博物馆及考古学研究机构。

      大学研究机构是一个国家综合学科力量的重要体现。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是中国考古界重要组成队伍之一，亦是国内大学考古研究机构之领军人。自设立考古专业以来，在全国很多地区的遗址都开展过教学式的田野实习，为中国考古界培育了众多栋梁枅椽。近几年较有代表性的实习基地为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和陕西扶风、岐山的周原、周公庙遗址，均已连续进行了十几年的工作。

      东京大学在考古学领域设立了服务于本科生的文学部和研究生的人文社会系，并另设附属的“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及“考古学研究室”，针对北海道地区设有“北海文化研究实习实验部门”。这次参加发掘的地点即是隶属于上述部门的“北海文化研究之常吕实习基地”。

      基地设于著名的常吕遗址所在地，位于北海道北见市常吕町。自上世纪60、70年代起便陆续有学者对此遗址进行调查与发掘，其中以东京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的相关活动最为重要。基地包括一个功能齐全的研究室（设图书馆、会议室、资料室、文物收藏室、器材室、绘图室）、一个资料陈列馆（存放历年调查、发掘的重要文物）、一个埋藏文化财保护馆（负责出土文物的修复、保管、展示）、一个设施齐全的学生宿舍、一处古代文化体验馆及一处复原的古代村落，集学习、研究、保护、公众体验于一体。

      不妨将北京大学周公庙遗址实习基地与东京大学常吕遗址实习基地做个对比（见表）：

      当然，差别的一大原因是两国具体情况不同。表面看来，日方的田野实习只是配套设施与外部条件优越完善，实际教学效果可能不及我国。但以我们亲身体验来看却并非如此。日本学生可以在一个月的实习中，掌握全套田野发掘及博物馆工作的基本流程和方法。

      此次发掘对象是常吕遗址大岛遗址群中一处擦文时代的方形半地穴式房址。由于此地偏僻，房址废弃后鲜有人类活动扰动；且气候寒冷，半年都被积雪覆盖，故表土层堆积速度缓慢，地层堆积简单。在这里，寻找房址的方法是肉眼观察，地面呈近圆形下陷处即是。每年的发掘时间仅半个月。去年发掘了边长5米的一号房址并在二号房址布下一条探沟，今年的工作是清理边长9米、深约0.4米的二号房址。亦采用探方发掘法。根据房址的大小布下一个10×10米的探方，房址以外的遗存不在发掘范围内。由于房址本身保存好，边界明显，且中部堆积薄，所以起初并没有明确房址的准确边线，而是直接从中部较薄堆积处开始发掘，直至找到地面，再向四周扩散发掘，直抵墙壁。所有同学和老师在一个面积约40平方米的遗址内分四区工作。

      每日收工前，各区负责人轮流介绍当日情况；晚餐后则集中于研究室，回顾当日工作并讨论问题，最后由领队熊木俊朗总结并布置明日任务；随后同学们要记录当天工作日记，并分工进行出土遗物的清理、测绘、修复等工作。大家不断总结、累积每日成果，在图书室借阅相关书籍与往年发掘资料，尝试解疑。实习生活高效且充实。

      东京大学很早就开始致力于各学术上的国际交流，其中一大方向就是推动研究人员的交流，尤其是青年研究人员的交流，这对于独创性的培养意义重大。通过交流，研究人员之间建立起亲密的合作关系，有利于将来从事合作研究；另外，也是传递双方学术信息的窗口和桥梁。

      欲做有用之学，先要成为可用之人，这在中国、在日本都一样。我们期待更多大学和社会研究机构能够给青年学者们提供这样的机会。

      日本的考古学研究力量主要分为国家研究所、地方研究所、文物中心、博物馆及大学考古研究机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私人财团兴建的博物馆及研究人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日本从事考古调查、发掘及行政管理的正式人员近万人。

      这次我们参观了一个国家级研究机关——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一个地方研究所——橿原考古研究所，一个国立综合历史博物馆——奈良国立博物馆，以及数个私人财团或地方设立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其中，国立和地方机构主要负责就近处理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调查、发掘、研究与展示，私人机构则更多的承担展示和服务公众与社会的功能。

      我们希望他国之先进性能为我国相关考古研究机构的发展提供借鉴。同时，我们也关注到日本考古研究机构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

      整体来看，研究员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发掘、整理发掘资料或编写发掘报告。如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的史料研究室，自2008年以来就一直在整理一批新出木简。因出土量大且内容重要，整理工作繁冗复杂，以至于只能一边工作，一边发表报告。据此项目的负责人介绍，同样的工作还要继续进行20年！正因如此，研究人员进行专题研究特别是综合研究的时间就相对较少，使得他们学术潜力的发挥和学术层次、研究水平的提高受到制约。从这点上看，我国的考古学者们则具备条件来从事理论和专题、综合研究，这也是推进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

（《中国文物报》2012年12月21日12版  作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 彭明浩 潘 攀 王冬冬 冉宏林 蒋宇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