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对沈阳广宜街辽代石函墓的再认识

发布时间:2014-01-06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作者:林 栋
  沈阳广宜街辽墓群先后于1965年和2003年发现辽代小型石函墓六座,墓葬面貌十分一致。其中2003年发掘的五座报道较为详细,将其定性为“石棺墓”。笔者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比较,认为这些墓葬在形制、葬具和葬俗等方面与以往本地区发现的传统辽代石棺墓存在较大差别,体现出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其墓主人也代表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应将其单独列为辽墓的一个类型。并对墓群进行了分期与年代方面的探索。
 
  一、墓葬特征比较
 
  广宜街辽墓和传统辽代石棺墓均采用石质葬具并实行火葬,但是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墓葬形制、尺寸
 
   广宜街墓葬均为砖筑,尺寸很小,长度约在1.3—1.6米之间,宽度约在1.3—1.4米之间。顶部为带脊的屋顶形,四壁则可看作是房屋的四面墙壁。M5(图一,1)“整个墓椁就像一座小型房屋,有顶、有脊、有沿”,五座墓葬的总体结构基本一致,可看成是缩小的房屋模型。
 
  而市区其它石棺墓则不同,李进墓为“砖砌圆形单室墓,直径约3米,地面铺砖,后部有砖筑棺台,上置石棺”;胡化墓为“圆形砖室,内径2.98米,墓室北部砖砌尸床,床上横置石棺”,孙允中墓为圆形,尺寸不详。辽宁大学辽墓墓室后部有砖砌的骨灰台,台长方形,内放置骨灰,整体结构和葬式应与上述石棺墓最为接近(图一,5)。
 
  柳条湖张宁墓,墓平面呈梯形,长1.2米,南部宽0.8米,北部宽0.7米,高0.69米,顶部墓砖逐层内收,呈四角攒尖状,近似屋顶(图一,7),葬具、葬俗等也均与广宜街辽墓相似,而区别与其它传统石棺墓,所以应将其与广墓归为一类。



图一
 
  2、葬具
 
  广宜街墓的葬具均为盝顶,盖身分离,子母口对接(图一,2),除M1:1(图一,4)在顶部雕刻有庑殿式兽脊和瓦垅外,其余均素面,无纹饰,尺寸普遍较小,整体特征与塔湾舍利塔石函(图一,8)相同,因此应称之为石函。
 
  李进墓石棺(图一,6)前宽后窄,前高后低,棺盖为屋脊式,长1.46米,宽0.51—0.79米,高0.2至0.28米,棺身的长宽较棺盖略小,高0.37米。棺身四面的浮雕四神图案。尺寸、造型和装饰与上述石函差别很大。
 
  3、葬俗
 
  广宜街墓流行在石函内烧尸骨,用木炭作为烧火材料,并普遍使用手印纹墓砖(图二,1、2),这不见于其它墓葬。石棺墓棺内也均未提及有火烧痕迹。
 
  随葬品方面,广宜街M4石函内骨灰中发现三枚骨发簪(图二,3、4、5),是墓主生前佩戴之物,非专门随葬,其它无任何随葬品,而石棺墓的随葬品则较为丰富,与之形成鲜明反差。张宁与其它石棺墓的主人均为官员,但是由于使用了广宜街墓的模式,因此同样没有随葬品。



图二
 
  二、墓葬性质及墓主人身份
   
  广宜街墓群面貌独特,文化内涵鲜明,暗示墓主人属于特殊的社会群体。其石函明显应属于佛塔内僧人下葬之物。《魏书·释老志》载:“佛即谢世,香木焚尸,灵骨分碎”,石函内的木炭燃料,可能就是文献记载中的“香木”。手印纹墓砖在陕西唐代佛塔也有出土,基本可确定为佛教遗物。佛家弟子墓葬随葬品极少,宋辽金时期身份确定的僧人墓大体皆是如此。广宜街墓群东部约500米,修建有辽崇寿寺及白塔,应与该墓群有很大的关系。而在白塔南约100米,就是辽沈州城北墙所在。种种迹象表明,广宜街墓葬群,可能代表的是辽中晚期,沈州城佛教极为盛行的情况下,佛家弟子特有的墓葬面貌。M4出有三枚发簪,属个别情况,其墓主人可能是当时半路出家、带发修行的俗家弟子。
 
  三、墓群的分期与年代
 
  1、墓葬分组
 
  根据墓葬形制差别,可将该墓葬群分为两组。
 
  甲组:M1—M3三座墓葬(图三,1—3)。平面呈长方形,东西两端宽度相等,南侧底部带有宽沿(散水)。墓南、北两长边的边缘砖压在东、西两短边之上(图一,3)。
 
  乙组:M4、M5(图三,6、7)。平面呈梯形,东西两端宽度不相等(西部大于东部),南侧没有宽沿。墓四边的边缘依次叠压(图一,1)。
 
  从墓葬位置分布图(图四)上看,M1—M3位置相邻较近,而另外两座墓葬则彼此相邻,两组墓葬间的距离较远,墓葬的特征与排列位置关系是一致的。



图三
 
  2、石函分组
 
  甲组:以MI:1(图三,4)为代表。石函尺寸明显偏小,长52、宽37—40、高42厘米。长与高的比例比较接近,函身偏高。
 
  乙组:以M4:1(图三,8)为代表。石函尺寸明显较大,长91、宽53—61、高37厘米,长与高的长度相差较大,函身很扁,盖亦较扁。
 
  根据上述差别,全部石函可分两组:即M1:1、M3:1(图三,5)和1965年石函为甲组(尺寸见原报告);M4:1、M5:1(图三,9)及M2:1(图三,10)为乙组。(注:M2:1为一函盖,根据特征应划为乙组,而M2本身确属墓葬甲组。查原报告可知,M2发现时已严重破坏(图三,3),函盖也非出自墓内,只是与M2距离较近。这里认为此盖应出自其它被破坏墓,M2石函的盖、身可能在墓葬破坏时一起丢失)。
 
  由于两组墓葬的大小基本一致,而石函的大小差别明显,因此甲组墓葬内放置石函后的空间相对宽裕,而乙组墓则空间紧张(图三、图四)。



图四
 
  3、分期与年代
 
  关于该墓群的总体年代,如前文分析,首先应放置于辽中晚期沈州城佛教盛行的历史大背景下进行考察。石棺墓虽与本墓群石函墓性质不同,但二者同是受佛教影响的产物,关系较为密切,时代应相距不远,沈州城周边地区兴建佛塔的年代,也可作为参考。而石棺墓与佛塔均有明确纪年,时代集中于圣宗开泰至天祚帝时期,因此广宜街墓群的年代也不应超出此范围。
 
  具体到各期墓葬的年代,石函甲组的形态特征和尺寸比较接近塔湾舍利塔(1044年)石函(图一,8),而沈阳白塔(1107年)石函,长与高的比例则明显接近石函乙组。张宁墓(1056年)平面呈梯形(图一,7),与墓葬乙组相同,石函的尺寸和形态也与石函乙组接近。综合以上因素,可将该墓群分为两期:一期为墓葬甲组、石函甲组。二期为墓葬乙组、石函乙组。一期时代定在圣宗开泰至兴宗时期;二期定为道宗至辽末。
 
  综上,广宜街辽墓群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辽代墓葬的类型,对于辽代佛教丧葬文化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应进一步得到关注并将相关研究推向深入。(作者单位: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报》2014年1月3日6版)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考古网
分享到:
考古随笔

对沈阳广宜街辽代石函墓的再认识

发布时间:2014-01-06

  沈阳广宜街辽墓群先后于1965年和2003年发现辽代小型石函墓六座,墓葬面貌十分一致。其中2003年发掘的五座报道较为详细,将其定性为“石棺墓”。笔者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比较,认为这些墓葬在形制、葬具和葬俗等方面与以往本地区发现的传统辽代石棺墓存在较大差别,体现出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其墓主人也代表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应将其单独列为辽墓的一个类型。并对墓群进行了分期与年代方面的探索。
 
  一、墓葬特征比较
 
  广宜街辽墓和传统辽代石棺墓均采用石质葬具并实行火葬,但是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墓葬形制、尺寸
 
   广宜街墓葬均为砖筑,尺寸很小,长度约在1.3—1.6米之间,宽度约在1.3—1.4米之间。顶部为带脊的屋顶形,四壁则可看作是房屋的四面墙壁。M5(图一,1)“整个墓椁就像一座小型房屋,有顶、有脊、有沿”,五座墓葬的总体结构基本一致,可看成是缩小的房屋模型。
 
  而市区其它石棺墓则不同,李进墓为“砖砌圆形单室墓,直径约3米,地面铺砖,后部有砖筑棺台,上置石棺”;胡化墓为“圆形砖室,内径2.98米,墓室北部砖砌尸床,床上横置石棺”,孙允中墓为圆形,尺寸不详。辽宁大学辽墓墓室后部有砖砌的骨灰台,台长方形,内放置骨灰,整体结构和葬式应与上述石棺墓最为接近(图一,5)。
 
  柳条湖张宁墓,墓平面呈梯形,长1.2米,南部宽0.8米,北部宽0.7米,高0.69米,顶部墓砖逐层内收,呈四角攒尖状,近似屋顶(图一,7),葬具、葬俗等也均与广宜街辽墓相似,而区别与其它传统石棺墓,所以应将其与广墓归为一类。



图一
 
  2、葬具
 
  广宜街墓的葬具均为盝顶,盖身分离,子母口对接(图一,2),除M1:1(图一,4)在顶部雕刻有庑殿式兽脊和瓦垅外,其余均素面,无纹饰,尺寸普遍较小,整体特征与塔湾舍利塔石函(图一,8)相同,因此应称之为石函。
 
  李进墓石棺(图一,6)前宽后窄,前高后低,棺盖为屋脊式,长1.46米,宽0.51—0.79米,高0.2至0.28米,棺身的长宽较棺盖略小,高0.37米。棺身四面的浮雕四神图案。尺寸、造型和装饰与上述石函差别很大。
 
  3、葬俗
 
  广宜街墓流行在石函内烧尸骨,用木炭作为烧火材料,并普遍使用手印纹墓砖(图二,1、2),这不见于其它墓葬。石棺墓棺内也均未提及有火烧痕迹。
 
  随葬品方面,广宜街M4石函内骨灰中发现三枚骨发簪(图二,3、4、5),是墓主生前佩戴之物,非专门随葬,其它无任何随葬品,而石棺墓的随葬品则较为丰富,与之形成鲜明反差。张宁与其它石棺墓的主人均为官员,但是由于使用了广宜街墓的模式,因此同样没有随葬品。



图二
 
  二、墓葬性质及墓主人身份
   
  广宜街墓群面貌独特,文化内涵鲜明,暗示墓主人属于特殊的社会群体。其石函明显应属于佛塔内僧人下葬之物。《魏书·释老志》载:“佛即谢世,香木焚尸,灵骨分碎”,石函内的木炭燃料,可能就是文献记载中的“香木”。手印纹墓砖在陕西唐代佛塔也有出土,基本可确定为佛教遗物。佛家弟子墓葬随葬品极少,宋辽金时期身份确定的僧人墓大体皆是如此。广宜街墓群东部约500米,修建有辽崇寿寺及白塔,应与该墓群有很大的关系。而在白塔南约100米,就是辽沈州城北墙所在。种种迹象表明,广宜街墓葬群,可能代表的是辽中晚期,沈州城佛教极为盛行的情况下,佛家弟子特有的墓葬面貌。M4出有三枚发簪,属个别情况,其墓主人可能是当时半路出家、带发修行的俗家弟子。
 
  三、墓群的分期与年代
 
  1、墓葬分组
 
  根据墓葬形制差别,可将该墓葬群分为两组。
 
  甲组:M1—M3三座墓葬(图三,1—3)。平面呈长方形,东西两端宽度相等,南侧底部带有宽沿(散水)。墓南、北两长边的边缘砖压在东、西两短边之上(图一,3)。
 
  乙组:M4、M5(图三,6、7)。平面呈梯形,东西两端宽度不相等(西部大于东部),南侧没有宽沿。墓四边的边缘依次叠压(图一,1)。
 
  从墓葬位置分布图(图四)上看,M1—M3位置相邻较近,而另外两座墓葬则彼此相邻,两组墓葬间的距离较远,墓葬的特征与排列位置关系是一致的。



图三
 
  2、石函分组
 
  甲组:以MI:1(图三,4)为代表。石函尺寸明显偏小,长52、宽37—40、高42厘米。长与高的比例比较接近,函身偏高。
 
  乙组:以M4:1(图三,8)为代表。石函尺寸明显较大,长91、宽53—61、高37厘米,长与高的长度相差较大,函身很扁,盖亦较扁。
 
  根据上述差别,全部石函可分两组:即M1:1、M3:1(图三,5)和1965年石函为甲组(尺寸见原报告);M4:1、M5:1(图三,9)及M2:1(图三,10)为乙组。(注:M2:1为一函盖,根据特征应划为乙组,而M2本身确属墓葬甲组。查原报告可知,M2发现时已严重破坏(图三,3),函盖也非出自墓内,只是与M2距离较近。这里认为此盖应出自其它被破坏墓,M2石函的盖、身可能在墓葬破坏时一起丢失)。
 
  由于两组墓葬的大小基本一致,而石函的大小差别明显,因此甲组墓葬内放置石函后的空间相对宽裕,而乙组墓则空间紧张(图三、图四)。



图四
 
  3、分期与年代
 
  关于该墓群的总体年代,如前文分析,首先应放置于辽中晚期沈州城佛教盛行的历史大背景下进行考察。石棺墓虽与本墓群石函墓性质不同,但二者同是受佛教影响的产物,关系较为密切,时代应相距不远,沈州城周边地区兴建佛塔的年代,也可作为参考。而石棺墓与佛塔均有明确纪年,时代集中于圣宗开泰至天祚帝时期,因此广宜街墓群的年代也不应超出此范围。
 
  具体到各期墓葬的年代,石函甲组的形态特征和尺寸比较接近塔湾舍利塔(1044年)石函(图一,8),而沈阳白塔(1107年)石函,长与高的比例则明显接近石函乙组。张宁墓(1056年)平面呈梯形(图一,7),与墓葬乙组相同,石函的尺寸和形态也与石函乙组接近。综合以上因素,可将该墓群分为两期:一期为墓葬甲组、石函甲组。二期为墓葬乙组、石函乙组。一期时代定在圣宗开泰至兴宗时期;二期定为道宗至辽末。
 
  综上,广宜街辽墓群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辽代墓葬的类型,对于辽代佛教丧葬文化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应进一步得到关注并将相关研究推向深入。(作者单位: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报》2014年1月3日6版)
 

作者:林 栋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