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父亲安志敏先生

　　作为已故考古学家安志敏的女儿，我们姐妹从年轻时就都选择了考古或与考古相关的工作，一直干到退休并延伸到现在。我们对父亲的了解可能要比一般人更多一层。我们想从父亲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父亲怎样对我们耳熏目染、言传身教、引领我们走上考古之路，以及我们所知道的父亲对中国考古学贡献几个方面来谈谈父亲的考古人生。
　　少年志向，终身求索
 
　　父亲安志敏 1924 年 4 月生于山东烟台，4 岁随祖父母迁居大连，在大连度过了他的小学和初中时代。当时大连是在日本的统治之下，所上学校都是日本学校。因为不满日伪的殖民统治，不能忍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特别是在学校屡受高年级日本学生的欺凌，父亲初中毕业之后，1941 年只身来到古都北平读书。虽然在大连父亲上的是日本学校，但祖父为了拮抗这种奴化教育 , 给父亲和姑姑安静娴分别聘请了品学俱佳的家庭教师长住家里，负责教他们国语和学校里不教的知识 , 这对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理想起了重要的作用。  
　　姑姑后来选择了药学专业，在医药领域有多项重要发明与成果 , 成为第一位从制药企业里推选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父亲较好的国学功底，应该归于他的家庭教师和他本人的兴趣及爱好。他刚到北平时写的一首《北海》：“柳柏青青何日栽，玉柱琼搂满青苔 ；旧时天子今安在，只有春风去又来。”由此可看出父亲将终身的志趣投向考古和历史研究的端倪。
 
　　在高中读书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开始对考古学产生了兴趣。当时就读的艺文中学（今北京一六一中学）组织班级间的演讲活动，父亲以梁启超《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一文为蓝本，试作了有关中国考古学的讲演，并得到校方的好评。由此，父亲对考古学的兴趣更高了。不过那时能够看到的资料很少，父亲曾结合日语的学习，将滨田青陵所著《考古学入门》（大阪创元社，1941）一书，边读边译出来。父亲高中时选定的专业，终身不变，一生求索。
 
　　1944 年高中毕业，父亲考入北平中国大学史学系，由于勤奋好学，很快脱颖而出，深得史学系著名教授齐思和、翁独健的赏识。两位教授不仅学术上成绩斐然，而且都对本学科的发展具有深入的见解。他们都认识到，历史学要有新的突破，离不开考古学的发展。父亲立志学习考古学，与两位老师的见解不谋而合。1945 年，齐先生和翁先生将父亲引荐给当时在国际考古界享有崇高威望的大师裴文中先生和鸟居龙藏先生。
 
　　1945 年抗战胜利后，父亲常去拜访在燕京大学任教的日本考古学家鸟居龙藏先生，据父亲回忆那时每逢周末，父亲都会骑上自行车从西单东斜街的住处奔往燕京大学校园鸟居龙藏的居所，向鸟居龙藏先生求教，常常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父亲主要是听取先生的考古经历和有关见解，还随时提出一些问题，都得到先生的充分解答。同时父亲还练习了说日语，可谓从他那里获得了不少的教益。父亲在大学学习期间，就开始撰写论文。1945 年，父亲在《天津国民日报》的《史地》副刊上发表他的论文《爵形原始及其演变》。这应该与他在大学时遇到了这几位恩师有关。
 
　　1946 年，父亲在中法大学文史系旁听裴文中讲授史前考古学，还在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实习，期间和裴文中先生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并伴随一生。
 
　　1948 年父亲大学毕业，当时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是齐思和先生力排众议，聘请父亲到燕京大学历史系兼任助教，协助裴文中史前考古学的教学实习，并负责史前陈列馆的整理工作。父亲毕业的学校是中国大学，远没有燕京大学有名，没有齐先生的鼎立提携，父亲不可能进入燕大。1949 年 2 月，父亲代裴文中讲授史前考古学。9 月入北京大学史学研究所，成为考古组的研究生。
 
　　其实在父亲刚从事考古工作时，也碰到一些生活上的困难。父亲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我们的祖父是一位爱国的民族资本家，笃信实业救国，在烟台、大连、北京都有商号。因没有子承父业，祖父可能不太高兴，在父亲大学毕业后，即切断了一切经济援助。当时父亲已经成家，有 3 个孩子需要抚养。但父亲并没有屈服于经济压力 , 坚定地从事了自己热爱的考古事业。  
　　1950 年 4 月，父亲参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筹备成立期间派出的发掘团，前往安阳参加因战争中断 13 年之久的殷墟发掘。临行前需要自备购置发掘工具和草帽等物品，家里没有钱，还是母亲变卖了首饰为父亲准备好行装。8 月考古研究所成立。10 月，父亲参加了考古所成立后在河南辉县进行的首次考古发掘，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职业考古生涯。
 
　　父亲进入考古研究所后，梁思永是他的导师，据父亲回忆，自他到考古所的那天起，梁思永先生便给他们年轻人布置必读书目和学习计划，每周要求他们填表逐日汇报学习和工作情况，并经常同年轻人谈话，从治学方法到思想修养无所不谈，为考古所培养了一批新的骨干。父亲便是受益人之一。
 
　　之后父亲又跟随夏鼐到河南辉县、豫西地区和长沙近郊，参加调查和发掘，那时夏鼐先生带领父亲及几个年轻同志，头顶烈日，每天跑几十里路，却总是走在最前头。他亲自动手，也为父亲示范，并要求父亲亲自动手和独立思考。经过这样严格的考古学田野训练，更坚定了父亲坚持走田野考古的道路。虽然父亲以新石器时代考古为主，但也旁及旧石器时代和历史时代，其视野开阔，领域广博，研究深入，是跟他所受的专业训练和他的师从有很大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担着繁重的全国范围内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任务。父亲边学边干，逐渐成长为一名新中国考古事业的中坚分子。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他参加和主持的考古工作，遍及黄河、长江和东北各地。除了前述河南、湖南的田野工作外，重要的有 ：1952 年主持河北唐山贾各庄战国墓地发掘；1953 年主持河南陕县考古调查；1954 年调查河北怀来大古城遗址、曲阳商代遗址 ；同年及次年参加洛阳中州路发掘，调查河北唐山大城山龙山文化遗址；1956 年主持黄河三门峡水库复查、刘家峡水库普查及河南陕县庙底沟和三里桥的发掘 ；1957 年主持陕县上村岭和后川墓地发掘，调查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 ；1958 年主持调查青海湟水流域及兰青铁路沿线遗址；1959 年主持安阳发掘殷墟遗址；1961 年主持河南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晚期洞穴遗址发掘 ；1962年调查内蒙古海拉尔松山细石器遗址 ；1963 年出任考古所东北队副队长兼第一组组长，主持调查内蒙古赤峰、宁城、辽东半岛和辽西地区的史前遗址，次年主持旅顺双砣子、将军山、岗上、楼上等遗址的发掘 ；1965 年春主持沈阳郑家洼子遗址发掘。此后，历经“四清”和“文革”，虽然直到 1997 年，他还不断深入田野工作第一线，但由他主持的考古工作，基本上结束于郑家洼子的发掘，那一年他 41 岁。  
　　田野工作是父亲考古研究的基础。在坚持田野工作，及时完成考古报告之余，他对不少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综合和专题研究，使他享誉国内外，成为有国际影响的中国史前考古的权威学者。从 1950 年父亲入所算起，到 1956 年短短的 7 年间，他发表的各类研究论著多达 37 篇（部），优异的成绩使他在 1956 年 32 岁被擢升为副研究员，成为当时考古研究所最年轻的高级研究人员。
 
　　除了繁重的田野和研究工作，父亲还参与了新中国考古教育事业的开拓。1952 年，28 岁的他刚从北京大学史学研究所毕业，就参加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教务处，担当起新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陶器和田野考古的授课工作。
 
　　1953 年，父亲又参加了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授课，并辅导在郑州二里岗、洛阳烧沟开展的田野实习。1953 ～ 1957 年，他参加刚组建的北京大学史前考古学教研组，为本科生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此外，他还在河北、陕西等省的考古训练班或集训班上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学。
 
　　197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父亲曾任考古学系主任，招收了多届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他们是马洪路、金则恭、黄其煦、傅宪国、曹勇、陈星灿、焦天龙、谢仲礼、巫新华，父亲不仅亲授《考古学概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等基础课程，还亲赴田野第一线指导研究生的实习。为中国考古人才的培养尽心竭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71 年秋，父亲奉命从“ 五七干校”回所，筹备《考古》和《考古学报》的复刊事宜，并与夏鼐、王仲殊组成三人小组，负责两刊的编辑工作。1978 年成为《考古》主编。同年晋升为研究员并担任第一研究室主任。1982 ～ 1985 年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还担任考古研究所第二届（1979）、第四届（1994）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84）等职。1979 年，父亲参加在西安举行的“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为大会秘书长，并当选第一至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1979 年年又被推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和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全新世分委员会副主任。1983 年任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1986 年，被推选为德意志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1990 年当选为亚洲史学会评议员。父亲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1986）编辑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兼新石器时代部分主编，他也是总结新中国考古成就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一书的编辑委员会成员。
 
　　父亲兼通日语和英语，曾先后访问过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国际学术界有着广泛的交往和联系。1991 年 12 月至 1992年 5 月，年近七旬的父亲担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为中日考古学界的交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携女儿手，走考古路
 
　　父亲选定了考古学专业，是出于对考古学的热爱，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名利的追求，而总是有一种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这一点也深深地影响到我们姐妹。
 
　　1961 年夏天，姐姐家瑶小学毕业，与父亲去大连看望祖母。父亲利用这个机会天天在山中转，发现了贝丘遗址，并决定带着她进行一次试掘。那天父女俩带着铁锨、小镐等工具上了山，在山上足足待了一天。父亲一会儿挖，一会儿记，忙得不亦乐乎。那天的太阳很足，没有一点儿风。女儿在旁边只是递递工具，也是汗流浃背。带来的一壶水早就喝光。那次田野考古留在姐姐家瑶记忆里的只是口渴，父亲却发表了《记旅大市的两处贝丘遗址》，为我国的贝丘考古奠定了基础。
 
　　1962 年夏天，中国科学院组织一批专家赴内蒙古海拉尔休养。回来时父亲来信要我们去火车站接他。那时我国还是处于困难时期，我们兄妹几个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经常吃不饱，我们盼望父亲从海拉尔带回些好吃的。火车站上人很多，回来的专家们都带了不少大包小箱。拿现在的眼光看，他们的大包小箱中也没装什么好东西，只是海拉尔的特产――土豆。可是在当时，土豆也是在北京难以买到的可以填饱肚子的好东西。父亲的纸箱格外沉，回家后一打开，却让我们失望。箱子里装的全是不能吃的石器。父亲利用那次休假，对海拉尔松山细石器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后来，父亲发表了《海拉尔的中石器――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这篇论文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有一件事至今想起来姐姐还很愧疚。1966 年夏，家瑶高中毕业，“文革”也在全国爆发了。她就读的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学生们主要来源于高级干部家庭和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出身是不能参加红卫兵的，更不能乘免费的火车轮船全国串联，她又不愿意留在学校接待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1966 年国庆节那天，报纸报道了大连海运学院的学生从大连步行来北京的消息。这个消息传递了一个希望，于是姐姐参加了清华大学的一个长征队，准备从北京走到延安。父亲知道姐姐要西行，便嘱咐她路上注意有没有石器和陶片。当时被“文革”冲昏了头脑，把历史考古都一股脑当成四旧，姐姐早把父亲的嘱咐当成耳风边了。他们每天背着几十斤的行李和宣传品，迈开双脚走七八十里路，晚上到了村子里，还开辩论会，辩论“文革”的方向和路线问题。现在想起当时走的路，很多都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刚刚沿山开辟的战备公路，路边的断崖上肯定能发现古人类活动的遗迹和遗物。由于当年的幼稚，错过了那次考古发现的好机会。然而，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候，还能关注考古的可能只有我们的父亲。
 
　　在对待子女的教育上，父亲从来不多干预，更没强迫，一切都凭我们自己的兴趣和志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关心。
 
　　姐姐在经历了赴东北上山下乡 , 到西北工厂子弟学校当老师，去师范大学进修英语后，“文革”结束了。恢复高考后，姐姐毫不犹豫地报考了考古。父亲认为她有英文的底子，建议她专攻中西交通考古方向。她硕士论文的题目“中国古代玻璃器”也是父亲给她的建议，事实证明父亲学术眼光的独特与深远。
 
　　1976 年，妹妹家瑗高中毕业，到顺义插队落户。1977 年恢复高考，和当时许多知青一样，她积极报名参加了高考。记得考前决定报历史专业时，父亲很支持，父亲还提出考试的前几周，带她去中国历史博物馆看中国通史陈列。
 
　　父亲亲自参与过通史陈列的内容设计，参观中边看边讲，特别生动。那是妹妹第一次仔细观察考古遗迹和遗物，因此她对考古工作有了感性认识。那次参观，让她把教科书上的文字与鲜活的历史文物联系起来，加深了对历史的理解和记忆。高考中获得了较高的历史分数，如愿以偿考上历史专业。
 
　　妹妹记得 1979 年刚上大学时 , 在听了朱龙华老师世界古代史第一堂课后 , 朱老师布置要看的参考资料是吴汝康先生和父亲关于从猿到人的辩论文章。当时他们五、六个同学一起相约到位于文津街的老北图去读这两篇文章。从北图出来，同学们七嘴八舌，有的说吴先生说得对，有的说安先生说得也没错。正当争论激烈的时候，妹妹说安志敏是我父亲，大家一时目瞪口呆，也有些尴尬。当时的情景，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历历在目。
 
　　大学毕业后，妹妹被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部工作，一直负责通史陈列史前部分的内容设计。高考前的最后复习，就是毕业后的工作方向。不知是纯属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命运？但她选择的专业肯定是受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 由于工作的需要，妹妹又去北大进修考古课程，并随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参加考古发掘。学了考古课程和亲历田野考古之后，她爱“班门弄斧”，给父亲讲点感受。父亲高兴之余，鼓励她学着写点小文章。他建议妹妹搜集一下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一种内壁含有刻槽纹的陶器资料，对其名称、功能以及演变做初步的探讨。  
　　父亲手把手教给妹妹怎样查找和运用考古文献，如何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强调考古学一定要注重实证性，还建议她在这篇文章中加进一些国内外民俗学的资料。初稿完成后，在父亲的指导下，她一次次的改稿，从知其然，逐渐到知其所以然。“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父亲的言传身教，让她懂得了应有的治学态度和基本研究方法。后来这篇文章以《雷钵小议》为题刊登在《考古》上，那是妹妹发表的第一篇考古文章。
 
　　在专业上，能体会到父爱，大多数人没有我们这般幸运，是父亲牵着我们的手走上了考古研究之路。
 
　　勇于探索 , 勤奋耕耘
 
　　父亲主要的研究领域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在这个领域他用力最多取得的成就也最大。他最大的特点是善于从田野考古中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
 
　　众所周知，自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发现以来，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中国考古学界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仰韶文化自西而东，龙山文化自东而西的东西二元说。后来虽有学者质疑这种看法，但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是通过父亲主持的庙底沟遗址的发掘完成的。他们在庙底沟等遗址发现，仰韶和龙山文化不仅有层次上的区别，在文化内容上也互不相同。庙底沟遗址发现的晚于仰韶文化的遗存，在面貌上既不同于仰韶文化，也与所谓“河南龙山文化”不同，而介乎两者之间。由此父亲提出“庙底沟第二期文化”的概念，认为它属于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存，“具有由仰韶到龙山的过渡性质，最低说明了豫、晋、陕一带的龙山文化是由仰韶文化中发展来的，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连续性上提供了有力的线索。”这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它对于弄清仰韶文化的概念和内涵，全面审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进而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父亲注重考古学理论的探讨，比如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是中国最早发现的两个史前文化。父亲曾根据当时的考古材料，最先明确提出两种文化的分期和分区研究。考古学界所熟知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的概念、“典型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的概念，都是由他率先提出的。随着田野资料的积累，父亲又把这三个地区扩大为沿海地区、中原地区和江浙地区，同时根据文化特征的分析，对各区内部进行了划分。父亲还通过类型学的考察，认识到各地史前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父亲提出并不断完善“黄河地区为中国文明起源地”的学说，他曾指出 ：“黄河流域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心之一，特别是以中游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在中国古代史上具有尤为重要的地位。新石器时代的农耕经济在这里经过长期的繁荣和发展，在仰韶文化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龙山文化，又进一步奠定了商、周国家出现的基础。至少这一系列继承发展，脉络清楚，同时也不断同周围地区进行文化交流和影响，在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当然也吸收了中原地区以外的许多文化因素。从而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心，已成为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古代文化，始终对周围地区起着推动和影响的作用，特别是进入阶级国家以后，这种核心作用就变得更加突出，为中国的统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这些看法，不仅广泛流行于国际学术界，也是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学术界的主流看法，影响深远。
 
　　父亲非常重视中国史前文化的年代和关系问题，也是最早利用 14C 测年讨论我国史前文化的考古学家。通过对第一批 14C 年代数据的分析，他一方面证明仰韶文化可以早到距今 6000 年以前，其年代甚至比中亚或者欧洲的某些具有彩陶的遗存还要早，因而“宣判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彻底破产”，另一方面却也肯定“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仰韶文化，是我国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而周围地区具有彩陶的新石器文化，如马家窑文化、青莲冈文化以及屈家岭文化等，都与仰韶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年代上则晚于仰韶文化。继而兴起的龙山文化，分布范围愈加广阔，虽然所呈现的地域性上可能分成不同的文化或类型，但它们的共同特征愈来愈明显，说明在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它们有逐渐趋于一致的倾向。”另外 , 父亲也肯定了各地区文化的土著性，认为在中原仰韶—龙山文化的系统之外，还有许多其它文化系统存在。这是他在综合新的考古材料基础上，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和关系问题的重新审视，也可以说是在新的 14C 测年数据基础上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的第一次认真梳理。
 
　　父亲对远古文化的远距离联系和交流问题，也做出很多开创性的贡献。除了讨论国内各文化区之间的交流，比如讨论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史前文化的关系、马桥文化对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商周文明同北方地区青铜文明的关系等外，还对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日本列岛的影响，发表了《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江南与古代的日本》、《记日本出土的鬲形陶器》等多篇论文。他认为中国到日本的东海航线，可能早在汉魏以前就开始了，东海航道应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路线之一。日本的稻作农耕、干栏式建筑、玦形耳饰、漆器、鬲形陶器和印纹陶甚至环壕聚落、坟丘墓等，都与江南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这些观点，已引起中日两国考古学界的广泛注意。
 
　　父亲晚年发表了几篇重要的论文。在《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的青铜文化遗存》、《试论中国的早期铜器》里，提出“铜器的起源，很可能是通过史前时期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例如偏处西北部地区的齐家文化，早期铜器的发展便远胜于中原地区，可能是首先接触到铜器的使用，并影响及龙山文化。在古代文化的交流影响中，并不排斥外来的因素，至少早期铜器的突然出现，便是典型的一例。”他说 ：“我们可以设想，最初导源于西亚的青铜器和铁器，首先影响到新疆地区，然后到达黄河流域，这标志着新疆处于金属文化东传的中心环节，有关生产技术的传播及其交互影响，自然是考古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过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毕竟出于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产生根本性的变化。金属工具作为新兴生产力的代表，终于在商周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因素，并对亚洲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种说法虽然还有不少环节有待证实，但已引起学术界广泛的注意。  
　　对中国考古学许多问题的专题研究，是父亲一生坚持不懈的追求，有不少是具有开创性的。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他就发表过《殷墟之石刀》，50 年代又根据新的考古材料，撰写了《中国古代的石刀》，全面收集出土材料，系统考察石刀的发展历史，提出两侧带缺口的石刀和长方形石刀流行于仰韶文化，半月形石刀和石镰开始于龙山文化，有柄石刀则可能是模仿金属工具。《古代的糙面陶具》，对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遗址与墓葬出土的糙面陶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某些跟盥洗用品共存的可能是搓洗用具，其他绝大部分标本可能是刮治皮革的用具，而非制陶工具。这些早年的研究成果至今仍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史前农业的发展也是父亲始终关注的课题。在石刀研究的基础上，1949 年他即根据此前发表的考古材料，发表过综合性的研究论文《中国史前之农业》，晚年又发表过《中国史前农业概说》、《中国稻作文化的起源和东传》等多篇论著，系统总结中国史前农业的发展和成就，提出“中国是自成系统的另外一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国史前的家畜以猪、狗为主，也不像西亚那样以山羊、绵羊为代表，这也表明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农业体系。”他认为犁耕开始很晚，“以畜力破土的所谓犁耕农业，新石器时代还远远没有出现”；镰的发展也自成系统，跟西亚那种镶嵌石刃的石镰完全不同，总之，中国史前农业的谷物、家畜、农具以及生产活动等，都自成体系，并对邻近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他还关注与农业起源有关的动植物的起源问题，曾对新石器时代出土的花生、高粱等植物种子，都进行过有理有据的质疑。

　　父亲研究中国考古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视野往往兼顾朝鲜半岛、日本、西伯利亚、中亚和东南亚等地，把中国的材料放在世界文化的背景里加以考察。   
   
　　父亲对旧石器时代考古和历史时代考古也发表过很多研究论著，除了安阳小南海的发掘报告之外，他还参与了讨论从猿到人的过渡及界限的问题。详细论述过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问题，在否定所谓“细石器文化”概念的基础上，指出细石器传统最初流行于黄河流域，并影响到我国广大地区，以及东北亚洲和西北美洲一带。他把细石器作为一种技术传统而不是文化，明确指出以细石器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不仅分布广泛，而且分属于不同文化系统，这对后人深入探讨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源流都是非常重要的。
 
　　父亲自学生时代起，就对历史时代考古发表过不少意见，虽然后来专攻新石器时代考古，但对历史考古的兴趣始终未断，直到晚年还发表过不少论著。仅收入其《东亚考古论集》的就有讨论楚汉金币问题的《金版与金饼》、释读马王堆帛画的《长沙新发现的西汉帛画试探》、对 20 世纪 20 年代蒙古国诺音乌拉匈奴墓出土汉绢铭文加以解释的《新莽锦铭试释》、根据同墓出土漆耳杯讨论汉哀帝改元的《汉建平改元问题》、根据山东沂南北寨村一座画像石墓的图像讨论其年代的《论沂南画像石的年代问题》、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讨论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族属问题的《关于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的族属问题》、根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安市德兴里高句丽广开王永乐十八年（408）的一座纪年壁画墓讨论相关问题的《朝鲜德兴里壁画墓及其相关问题》等文，皆自成一家之言，不少为学术界所接受。
 
　　父亲一生勤奋，从 1945 年发表第一篇文章起，总共发表 300 多篇（部）论著。他参与编写或主编的报告就有《辉县发掘报告》（1956 年）、《三门峡漕运遗迹》（1959 年）、《庙底沟与三里桥》（1959 年）、《洛阳中州路》（1959 年）、《双砣子与岗上——辽东史前文化的发现和研究》（1996 年）等多部，许多论著被翻译成英、日、德文等外国文字发表，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2014 年新近由英国著名考古学家保罗·巴恩编辑出版的《考古学历史》一书（The History of Archaeology_ an Introduction, Edited   by Paul Bahn, first published 2014,by Routledge），对 19 到 20 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历史进行总结概括，其中将父亲列为中国现代考古学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并附上父亲的学术传记，其他附有学术传记的中国考古学家是裴文中、李济和张光直。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父亲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地位。
 
　　回顾父亲的一生，他一辈子没有烟酒的嗜好，也没有特别的业余爱好，偶尔喜欢写写篆书，还多与考古相关，考古就是他的唯一爱好和全部。他所主持、参与的考古发掘，以及他留下的学术成果为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增添了浓重的一笔。应该说父亲是幸福的，他是一个把爱好和和工作结合在一起的人。父亲走后，我们按照父亲生前的愿望把他近万册的藏书捐给中山大学图书馆 , 中山大学图书馆为此专门设立了安志敏教授纪念室 , 并将书籍对学子和研究者开放阅读。  
　　父亲的一生是考古的一生，也是无悔无憾的一生。
 
　　（作者安佳瑗为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安佳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致谢：关于父亲的学术成就，部分采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研究员撰写的条目“安志敏”，载《20 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 · 考古学卷》（待刊），特此致谢。
 
　　（原文刊于：《大众考古》201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