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扪心自问，我们在得出某个认识时，是自己观察思考所得，还是人云亦云呢？所以，出于理解认识的目的，反复审视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推敲”。

 

　　这里有个问题首先需要思考一下，那就是理论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反复推敲理论呢？没有理论又有什么妨碍呢？大多数人都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者，相信客观世界外在于我们，不以我们的意志而转移。但是，我们若是进一步推敲一下，我们何以能够认识这个世界呢？我们实际上很难认识不在我们知识体系中的东西，跟布须曼人讲黑洞理论，跟美国人讲集体主义，跟某些官员讲公民意识，那都是不可能理解的，甚至都不能想象。所以，我要说，我们是从既有的理论体系出发认识世界的。这个理论体系的第一条假设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真实存在，不是虚拟的；第二条假设就是，人可以认识自己生活的世界。这两条假设是否得到过充分的证明呢？显然，我们永远也无法充分地证明，因为我们依赖的感觉器官并不可靠，经常会欺骗我们；我们的认识也经常会犯错误，往往一个时期视为圭臬的东西过一段时间后发现居然是黑色幽默。

 

　　上面从最广泛意义上说明，我们人其实从理论出发来认识世界的，没有理论，我们什么都看不到。这不是说我们没有感觉到，而是我们无从理解。这里引申出一个问题，什么是理论？广义上说，理论就是我们对事物本身及其联系的规律性认识。狭义上，我们知道有什么科学理论，如牛顿的三大定律、量子力学理论、黑洞理论等等，这些都是对自然存在的规律的揭示。自然科学的理论应用到技术之中，于是就有了科技发明，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所有人都懂得的，力量之强大，可以重新改造了人类世界，虽然大多数人看不出自然科学理论刚产生时有什么用。

 

　　社会科学的理论没有自然科学那么明确，但是其意义更加彰显，因为它事关生死存亡！比如说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后，毛主席提出“枪杆子出政权”革命理论，取代了大学象牙塔里的革命思想者成为真正的革命领袖，后来又提出“从农村包围城市”、“持久战”的理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我们还知道发展理论的差异，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建立了中国初步的工业基础，但无法改变中国贫穷的局面；市场经济的效用是有目共睹的，社会发展的迅速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不同理论效用的巨大差异，让人不能不服膺选择正确理论的重要性。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社会的进步！

 

　　人文科学领域同样有理论，在艺术理论领域，如中国人之看书画，我们看气韵是否生动、空灵。而气韵是什么东西呢？西方人很难体会，它绝不仅仅是形式美，它是一种文化审美的积淀。如果他们熟读中国诗文，练习中国书法，吃中国的饮食，与中国人生活在一起，那么他就可能真正体会到（恐怕这样已经比中国人还中国人了）。这里所谓气韵的理论是一种对特定历史文化内涵的定义，它不是普世的，而是历史的、地域的。有趣的是，人文科学的理论的应用既不像自然科学领域那样作用于客观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那样作用于人类社会，它是人类精神领域的活动，需要深入其中的理解。其价值同样巨大，优秀的艺术品是无价之宝。于考古学而言，那些遗留下来的珍贵文化古迹与古物代表流传千古的艺术价值，如北魏墓志的书法艺术，历久而弥新。

 

　　有了这样的认识，有个问题已经迎刃而解了，那就是中国考古学有没有理论的问题。有那么一种说法，认为中国考古学严重缺乏理论，我也曾经这么认为。但是分析了一下理论的概念之后，我现在意识到自己过去的认识是有问题的。中国考古学毫无疑问是有理论的，问题它是什么样的理论，或者说是在什么范畴内存在的理论。好比说它若是自然科学式的理论，我们就会问它是否正确，是否反映了客观世界；如果它是社会科学式的理论，我们会问它是否有效用；如果是人文科学式的理论，我们会问它是否有利于我们去理解所研究的对象。

 

　　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是怎样的理论呢？笼统地说，可能不那么容易说清楚，我们可以从考古学传统的三个领域来看，即旧石器考古、原史（新石器到青铜时代）考古、历史考古。旧石器考古领域我们流行的主要是技术类型学，即通过石器的分类、描述、统计、以及技术特征的识别来判断石器组合的时代与空间分布特征。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有所谓细石叶工业，更早有小石器工业，与之对应的还有一种大石器传统。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石器工业技术，我们并不清楚，也不是特别关注。其中暗含的意思是，这样的问题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我们只能就材料说材料。不过，旧石器考古的工作让我们把中国古人类的历史大大往前推，我们甚至可以说说最早的中国人，至少可以说说我们的人种。

 

　　原史考古领域以新石器考古为代表，兼及文献还不那么详细的青铜时代，考古材料相对旧石器时代丰富得多，变化特征也是多种多样，长期的田野工作使得中国考古学在这个领域发展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通过它们，我们可以去追溯中国文明的源头，可以重写我们的“国史”或是“中华民族史”。我们不用再仅仅凭借“三皇五帝”的传说来推测中华文明的源头，而是使之立足于实物材料的基础上。

 

　　历史考古领域的工作近似之，我们收获了大量的文献之外的实物史料，这就为史学研究增添了许多新的证据。历史考古学的出现给历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源泉。虽然历史考古有文献的帮助，我们之于当时的物质文化也相对熟悉，但是我们的研究也还是以分类为特征的，兼及一些考据。我们对考古材料条分缕析，细致程度是史前考古所无法比拟的，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在研究结构上，我们的历史考古跟史前考古还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以材料为中心的。努力细致地调查发掘，获取珍贵稀有的材料，然后分类整理，包括详细的描述、统计、甚至是科学测试，我们有了非常细致的材料基础。遗憾的是，这样的材料说明怎样的历史问题，具有怎样的文化意义（仅仅因为它们稀有吗？），我们的研究相对较少。

 

　　简言之，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是以古史重建为目的的，这里所谓的古史更多是一个时空框架。考古学为这样的目标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证据。考古学理论是围绕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展开的，考古类型学与地层学是建立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方法。一个考古学文化代表一个社会群体单位，他们共享某些文化心理标准，表现为某些共同的考古材料特征。这个理论前提一般是不会直接说出来的，而是暗含在中国考古学所遵循的文化历史考古范式中。从物质特征层面直接得到人们社会心理上认同感（意识层面上的内容），这能否成立呢？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先假定它是成立的。在高层理论上，中国考古学倡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希望从考古材料中找到马克思主义有关史前人类社会状况论述的相关证据。总体看来，这种研究与金石学的“证经补史”具有同构性，虽然考古学是以近代科学为基础的。

 

　　考古学是个舶来品，中国传统学术对应的是金石学，这也就是说，主导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并不是中国本土所固有的，它是20世纪初随着西方学术侵入与引入中国而来的。西方考古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具有非常类似的形态，在考古学理论研究中，被称为是“文化历史考古”。其中类型学大师有蒙特留斯、皮特里等，地层学好手有皮特-里弗斯将军、惠勒等，能够集成考古学发现、书写欧洲史前史的柴尔德。至于那些闯荡世界发现古文明或是绝世奇珍的人在这个时代更是不可胜数，这是考古学上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好莱坞的电影最热衷的传奇，从真实的历史人物阿拉伯的劳伦斯到虚拟的印第安纳琼斯。总之，这是考古大发现的时代。

 

　　无论多么辉煌，历史唯一的规律就是一切都会过去。文化历史考古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逐渐失去了从前的光环。为什么呢？伟大的发现已经结束，基本史前史序列也已经建立起来，尤其是在西北欧地区。古人是怎么生活的？人类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如此等等的问题促进了功能主义考古的发展。新一代的考古学家如格拉汉姆·克拉克、戈登·威利崛起，无法完成转型的柴尔德选择了自杀，他对于考古学通过无比残缺的材料了解史前时代的能力深表怀疑。考古学在二战之后的发展不用赘述了，虽然文化历史考古至今还没有消失，但考古学研究的范式已经大大丰富，过程考古学的范式火爆了一代人，随后崛起后过程考古学，如今更有进化论、生态学、能动性、马克思主义、历史与艺术考古等诸多范式，可谓是一浪盖过一浪。

 

　　当然，中国考古学也没有停滞，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每年的考古发掘数以百计，规模可谓空前，甚至有可能绝后（因为以后不大可能有如此之大的发掘规模了）；考古技术与设备也是日新月异，新方法层出不穷，四十岁的人有已经跟不上发展形势了；教育与研究机构也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考古学在历史学科整体萎缩的背景中逆势扩张。不过，与这些辉煌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发展相对缓慢，理论思考的活跃程度甚至不如二十多年前。有意思的是，涉及到具体的考古学研究实践中，功能主义考古其实不知不觉地开展起来，不论是有留学背景的学者，还是本土培养的学者。甚至与后过程考古学相关的性别考古、物质文化研究（强调阐释物质的意义）都有尝试。中国考古学研究似乎是“只做不说”。研究实践与理论抽象是相辅相成的过程。理论思考的萌芽何时能够长成大树呢？

 

　　为什么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没有发展起来呢？愤青式的态度无助问题的解释，对现实生气不是学术的态度。虽然我们可能解决不了问题，至少应该弄清楚问题的成因。

 

　　发展阶段的约束无疑是原因之一，考古学是一个时代学术发展的组成部分，它受制于时代思潮、社会与科学的进步，它不是真空中孤立的东西。近代考古学之所以能够在西方产生，跟西方一波波的思想革命、科学革命乃至社会革命都密切相关。一部考古学的思想史早已证明了这点。科学的考古学在中国起步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比西方要晚近百年（若以“三代论”的出现为标志的话）。由于是引入的西学，它与中国的思想、社会与科学发展并不完全匹配，其发展自然也不会那么顺畅，尤其是中国社会发展整体还比较落后的时候，能够顺畅地发展学术事业的时间并不长。当前中国考古学的时空框架在某些地区都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要想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的确是勉为其难。

 

　　理论的总体约束也是一个原因，高层理论会影响到中低层理论的选择。理论的多元化虽然是学界普遍的共识，但具体实施起来却非常缺乏可资利用的资源。消化吸收西方高层理论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比如说影响后过程考古学的后现代哲学就是一个非常庞杂体系，它们实际立足于西方社会发展现实的基础上，对于中国学术圈而言，切实地理解其思想并不容易。即便是影响过程考古学的科学哲学，要理清它与过程考古学的关系对于普遍缺乏相关训练的中国考古学学术圈而言同样举步维艰。

 

　　哪怕是文化历史考古所依赖的文化理论，它也是来自人类学的研究。这里也带来了下一个原因，那就是相关社会科学的发展。我们要理解考古材料的意义，是绝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文化或行为背景关联的，就好比我们判断一句话的真实含义不能脱离说话的情境一样。考古学正是因为把考古材料置于关联中来考察，所以才能形成一些较为可靠的推理，从而使它与一般的道听途说、神话故事区别开来。中国考古学注重自然科学方法的运用，但是很少强调社会科学的价值。社会科学因为不能提供精确、可实证的理论而受到轻视，尤其是将科学技术视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殊不知，没有正确的社会科学理论，第一生产力会受到极大的约束，甚至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社会后果（不当的社会科学理论是会死人的！如经济发展理论）。就考古学而言，没有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我们即便掌握了大把的考古材料，能够对考古材料进行详细的分类统计、乃至自然科学的分析，但是我们还是无法理解考古材料的意义。考古材料虽然是自然之物，但它是人类行为、社会、文化与历史的产物，它的意义主要取决于背景关联，而非材料的理化性质与自然史。如果我们不理解人类行为的机制、社会的组织、文化的本质与历史的意义，考古材料单纯的自然属性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不了解考古材料存在的背景关联，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研究中我们时常缺乏问题，尤其是有意义的问题，最终只是归纳考古材料的形态特征。

 

　　最后，需要说的一个原因就是考古学同样是考古学家的考古学。考古学家所接受到的训练直接影响到考古学研究的开展。不大理想的是，我们当前的教育体系约束同样巨大。我们的考古教育是极其专业化的，学生几乎是一上大学就局限在考古专业课程上，除了少数的基础课程外，我们基本没有有关人类社会、文化、行为、心理等方面的课程，有的时候甚至连“中国古代史”都不上，遑论哲学、思想等更抽象的课程！一切都只能指望学生自己的觉悟与自学。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位考古学者从来没有以上方面的教育，怎么可能指望他关心理论的发展，怎么可能指望他发现考古材料与人类行为、社会、文化与历史等方面的联系呢？因为缺乏这样的基础理论教育，所以我们的考古学教育就呈现出“工具化”、“技工化”的特征，培养出来的学生研究能力受到很大的限制。

 

　　中国考古学的理论现状不令人乐观，这不等于我们失去了希望。放长一点时间尺度来看，我一直强调中国数百年来、甚至是数千年来都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飞速发展。学术研究，尤其是考古学研究是典型的文化事业，它较之经济发展要缓慢得多，需要漫长的积累。诚然，当前的理论研究现状令人忧虑，我们不妨给自己一些鼓励，每个人的锱铢积累的努力将有可能导致质的飞跃。就当前的情况来说，有两个方向值得去努力：一是我们要以了解古人的生活为中心，多问why与how这样的问题；二是多去追问考古材料之于当下的意义，其文化价值何在。前者跟科学相关，后者关乎人文。如果我们能够在科学与人文两条线上努力，没有理由永远跟在人家后面跑。

 

　　最后，我禁不住还是要强调一下，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错误的理论不仅可能是南辕北辙，还可能带来巨大的损失，社会的与个人的。

　　（全文来源：穴居的猎人 陈胜前 新浪微博 http://blog.sina.com.cn/hunterinc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