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接下来还要做一些相关的田野工作，但后期保护、室内整理和研究将是今后的重点。在这里，我提一点不成熟的想法，借用国学的两个名称——“小学”和“大学”，并以此来谈谈对叶家山西周墓地的田野考古与后期整理研究的一点意见。

　　

　　在国学里，“小学”指语言文字，其任务是把每一个字从字形、字义、字音上搞清楚，也就是所谓的文字、训诂、音韵之类。而大学则是经学，是讲天下大道的。《大戴礼记•保傅》说“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蓺焉，履大节焉。”是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是要把天下事讲出个道理来。

　　

　　所谓考古的“小学”就是要从最基本的考古A、B、C做起，首先是做好考古现场发掘，其次才是做研究。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发掘的现场，除了要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来操作外，还应该有更加细致的学术要求，包括如何提取信息，可以设计出一本手册来。比如对棺椁信息的提取，不仅是清理出了一个棺椁的痕迹，还应该提取棺椁痕迹的土样，以及棺椁内外的土样，因为这涉及棺椁的用材、是否髹漆、是否有荒帷等。棺椁之间的边箱可能埋了什么已经腐朽了，通过土样或许能够检测出来，棺内各个部位的土样或许还能够对墓主人的相关信息加以检测，椁外是否有膏泥，是否有木炭，是否有其他填塞物，都是可以取些土样来检测的。理想一些的想法是，若对墓圹各层填土和生土层位的结构和性能都能取样检测，或许会有助于对墓葬内埋藏环境的进一步研究。

 

　　叶家山西周墓地的考古研究，最初的工作是要把每一件考古遗物都讲清楚。一件随葬品，不仅仅是一个器物的名称和形态，还要弄清楚这件器物的原料来源，成分构成，加工冶炼及其过程、年代、族属、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等等，它的物理结构和化学结构都应该被分析。还有它的使用情况，被赋予了什么功能，被刻上了什么文字，代表了什么意思，是否被辗转过，是否被不同的人使用过，它如何成为随葬品的，它成为随葬品的意义又是什么。然后是讲一座墓葬，一座单独的墓葬要讲些什么，应该有较为明确的要求。再就是讲一个墓地，一个墓地要讲些什么，也应该有很明确的规范。

　　

　　考古的“大学”，则要跳出三界之外，也就是要从考古材料来研究材料之外的问题。针对一个墓地而言，也应该要有明确的学术指向，也可以编制出非常详细的规范文本来。这里只谈两点：一是西周墓葬的考古对于研究西周历史究竟有多大的帮助；二是如何让考古的成果变成真正有用的知识。

　　

　　首先谈第一个问题，叶家山西周墓地的考古对于研究西周历史究竟有多大作用。考古学家用自己的学术语言在讲考古，最后得出结论是本次考古对于西周历史特别是诸侯国历史研究有重要意义云云，但历史学家会采用吗？历史学家会相信你的考古成果吗？那些撰写中国历史和中国通史的历史学家在写西周史时究竟用了多少考古的成果呢？我看二十年来最新的考古成果并没有为历史学家所重视。一个例子是，《湖南通史》的作者在写湖南古代史时，就很少用考古的成果，仍然还停留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层面，还是所谓的西周封建论，还是用先秦文献来写湖南先秦史，殊不知先秦文献里根本就没有湖南的历史。放眼全国，写《中国历史》的先生们用了琉璃河西周墓地、晋侯墓地和应国墓地的材料了吗？查阅朱绍侯新编的《中国古代史》，西周考古的材料仅出现在手工业生产技术方面，诸如“考古发现了铜器、陶器和玉器说明手工业技术提高了”之类，当然，也提到了有金文、居住的房子等，数千字的西周章节，用考古材料的加起来不到三百字。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写史前社会的历史是他们的短板，除了按照原始母系、父系来附会，就只能硬着头皮用考古材料了，由于看不懂考古报告，所以错误百出；一旦到了有文献记载的时代，就立刻抛开考古材料来啃文献了。这说明，考古虽然是为了研究历史，但历史学家却很少引用考古材料和考古成果。某次考古发现，我们自己说重大发现，对某某历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等，只不过是自说自话罢了。因此，不能将考古材料的描述和考古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形态学的分析上和考古报告的编写上，甚至不能将考古研究停留在考古层面的聚落研究上，这些对于历史的研究可能没有多大帮助。我们应该竭力服从于考古学的使命，也就是说通过考古材料来研究人类的过去，我们应该做一些柴尔德做过的工作，做一些布罗代尔做过的工作，而不单纯是宾福德和霍德所做的工作。我们应该尝试通过考古材料、用历史学的语言来书写历史，应该让历史学家认识到考古对于历史研究有多大的作用和意义，不能再停留于历史和考古永远是两张皮的现状了。

　　

　　对于这个问题，通常所说的考古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在哪里体现？难道考古工作仅仅就是为了证经补史吗？难道考古就是为了证明文献的正确和错误吗？难道不能通过考古来反思文献史学的问题吗？这个确实应该好好思考一番。比如发掘出一个西周早期曾国墓地证明了西周早期曾国的存在，发掘出一个霸国墓地证明霸国的存在。证明了历史文献上有或者没有记载的东西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涉及随州这个地方为曾为随的问题，证明其是曾国还是随国，或是先有曾国后有随国，或者一国两名等究竟对于研究人类的过去的意义在哪里，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所以，考古学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虽然是一个好像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但是仔细考虑起来，仍然没有解决。

　　

　　第二个问题，就是让考古的成果变成真正有用的知识。社会上对考古有两极的看法，一个极端是认为考古就是盗墓、是挖宝、是鉴赏；另一个极端就是考古学是象牙塔，太深奥，非专业者莫敢涉足。考古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了，走到今天，自然形成了自己学科的特点，有独特的理论、技术与方法。考古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人类的过去，是属于研究历史的范畴，但历史对于人类的作用在哪里？所谓知史而明今、让过去告诉未来等等是谁都知道的道理，但历史往往有惊人相似的一幕，历史上的错误一犯再犯，这实在是颇费思量的。这些问题不是历史本身的错，而是人类所产生的问题，历史和正在被创造的历史永远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不一样的历史就不能借鉴。但是历史事件中的物质材料是真的，考古就是发掘这些材料，然后利用它来研究历史，这个被研究出来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是有差别的，甚至可能是被塑造的。但是，比起文献史学来，它的真实性要强得多。所以，考古学家应该有一种责任，将考古材料变成历史书和史学教科书，将真实的过去呈现出来。

　　

　　同时，我们还应该有一些考古学家做科普的工作，也就是现在的公众考古。做好考古的普及工作，不仅仅是让大众知道考古是怎么一回事，考古既不是盗墓鉴赏，也不晦涩深奥。我们应该做到雅俗共赏，让大众知道考古的工作以及考古的发现对于了解人类的过去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考古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这次叶家山西周墓地的考古发掘现场直播，应该也为社会对于考古的认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应该在此基础上加以总结，包括经验和教训都将对以后的考古发掘现场直播提供重要的参考。

　　

　　最后补充一点的是，就是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发现的多元文化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这批材料涉及的问题不单单是一个墓地或者墓葬的问题，而是上升到对于文化—族属—国家的研究，要从墓葬来谈国家，不仅谈曾国，还要谈商、周王朝、谈国家的政治模式，这就涉及很多大问题了。从墓葬文化到国家政体是需要许许多多的中间环节的，就像要从几个中国人来谈中国一样，要完成这样的研究，一个墓地是解决不了的，要扩展到墓地之外的其他许多方面，在时间、空间和研究对象上都要拓展。但最基本的还是考古工作，比如要对庙台子遗址进行详细考古发掘，要对以庙台子遗址为代表的相关考古学遗存进行系列排队和研究，对考古学文化中的陶器、铜器、聚落、生业等进行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来研究社会。同时，也不能仅就叶家山和庙台子进行研究，还应该对羊子山墓地及噩国考古遗存进行研究，推而广之，应该在随州开展一系列相关考古与文化的综合研究，这个研究还应该拓展到整个随枣走廊或者汉东地区，对随枣走廊或汉东地区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聚落的变迁进行细密梳理，开展综合研究。这样，才可以对曾国、随国、噩国或其他诸侯国的文化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作者单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全文来源：《中国文物报》2014年10月24日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