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生长着一种神奇的树木——榕树。榕树拥有雄伟的躯干、巨大的树冠与复杂的根系。榕树上垂下的一簇簇胡须似的“支柱根”，初时也就筷子般粗细，一旦接触土壤，就会像母树的树干一样吸收土壤的养分，茁壮成长。最后，无数的支柱根与母树交织在一起，向四周无限延伸，形成了独木成林的奇观。

　　

　　王昌燧先生自1985年起在中国科技大学从事科技考古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彼时的整个考古学科还沉浸在区系类型框架的搭建与填补热潮当中，甚少有人关注科技手段在考古中的应用，科技考古这个概念在业内恐怕也是鲜为人知。但是，睿哲的昌燧先生却已对当时国内科技考古的进展情况及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了一个初步的规划。他避开当时发展比较好的碳14测年、冶金、陶瓷等领域的科技研究，而是选择铜镜“黑漆古”作为切入点，证实了所谓的“黑漆古”是铜镜表面形成的纳米晶体膜，是一种最佳的防腐材料。这项研究攫取了他的科研“第一桶金”，也埋下了一粒了不起的种子，正是这颗种子，最终在中国科技考古界生根发芽、开枝散叶乃至成长为如今的参天大树、独木成林。

　　

　　2005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设立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聘请昌燧先生主办。此时的考古学科已经进入新的世纪。自从上世纪90年代俞伟超先生提倡“新考古学”，路易斯·宾福德过程主义考古学等考古学“中程理论”在国内考古学界的普及与逐渐形成共识，考古学者们越来越注意考古发现背后的人的行为，这就为考古学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一是要求一线的考古学者从单位遗存中获取最大量的古代信息；第二是要求在后期的资料整理过程中对获取的信息进行最专业的解读。而这些，显然是中国考古学在历史学语境下培养出的文科学者所不能担当的。昌隧先生此时又对科技考古学科的国内外发展现状做了分析，再一次撇开在古代陶瓷、古代冶金的科技考古研究，将科技考古系的学术方向定位为生物考古、农业考古以及环境考古。这也正是考古学科发展所最需要的。

　　

　　昌燧先生主编的《科技考古进展》正是他从事科技考古教学工作以来不断探索、诲人不倦的一个成果汇编。全书从陶瓷科技考古、冶金科技考古、玉料科技考古、建筑材料考古、生物考古、农业考古、有机残留物分许、盐业考古八个方面全面总结了国内科技考古方面取得的成果。与以往科技考古著作不同的是，本书没有用很大的篇幅介绍科技考古的方法与基本原理，而是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将各种仪器的操作、分析方法、研究的原理融入其中，方便缺少理科专业背景的考古学者们阅读，从而使得考古学者在实际工作当中知道，我们还应该在科技方面做哪些事情、找哪些人，从而更好地采集信息、解读信息。

　　

　　值得称道的是，昌燧先生领导的科技考古团队，在长期的工作当中取得了丰厚的原创性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科技考古学科发展。本书开创性地通过原料、表面材料、烧成温度三方面结合给陶器、瓷器以准确定义。此外，在古陶瓷领域，利用同步辐射XAFS方法，从价态层次探讨了汝窑、红绿彩瓷以及青花瓷的呈色机制；通过骨化学分析，将我国的家猫、家牛的饲养历史分别提前至仰韶和后李文化时期；通过改进实验方法，将重液提取的土壤上清液经超声震荡后自然沉降，明显增高了土壤淀粉粒的提取率，这为探讨我国南方史前农业发展规模提供重要信息；在残留物分析领域，借助蛋白质组学分析方法，发现了新疆小河墓地随葬了由发酵酒开菲尔制成的奶酪。

　　

　　宾福德在1968年《考古学新视野》导言中提出，考古学的三个基本目标分别是复原文化史、复原生活方式和描述文化过程。而传统考古学在第三个目标上是失败，甚至是毫无意识的。王昌燧先生虽然在这种“过程考古学”的实践当中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科的发展，但距离50年前宾福德先生提出的要求还相距甚远。目前存在的问题仍然是传统考古学者与科技考古学者两张皮的局面，尽管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意识到科技考古的重要性，一些有识之士甚至提出科技考古应该是考古工作中的“规定动作”而不是“自选动作”，但是，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恐怕要从考古学科人才的培养机制入手。

　　

　　中国的考古学者们，任重而道远。

　　

　　（《科技考古进展》，王昌燧编著，科学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定价150元）

 

　　（全文来源：《中国文物报》2014年11月21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