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海岱地区考古界可谓群星璀璨、成果骄人。曲阜西夏侯、潍县鲁家口、胶县三里河、兖州王因史前遗址、渤海湾砣矶岛大口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临沂凤凰岭细石器遗址、滕县前掌大商代贵族墓地、寿光边线王龙山文化遗址等发现和发掘，都在全国考古界引起轰动，成为新中国考古史上的经典案例。在这些考古大发现的背后默默奉献的，是当时工作在海岱地区的一批兢兢业业、淡薄名利、默默奉献的考古人，杜在忠先生即是其中的一位。

　　

　　杜在忠先生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师从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大学毕业后，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参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发掘工作并任一号、二号墓前室发掘主持人和发掘记录执笔人。1972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工作，参加山东各地的考古调查工作，收获丰厚，为山东考古工作的纵深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又参加潍县鲁家口、胶县三里河等遗址的发掘工作，并和吴汝祚先生合作出版大型发掘报告《胶县三里河》一书。1976年，先生主动申请调昌潍地区艺术馆文物组工作，回到故乡后，先生可谓如鱼得水，主持对胶县西庵、诸城呈子、昌乐岳家河、寿光后胡营等遗址的发掘工作。1979年至1983年，按照省文物局的统一布置，杜在忠先生主持组织昌潍各县文物工作者开展了潍坊地区建国以来也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工作，发现古文化遗址近千处。1983年，因为扎实的工作和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杜在忠先生获得由文化部颁发的考古发掘执照。1984年至1986年，为配合益羊铁路的建设，先生主持了山东省重点考古发掘项目——寿光边线王大型古遗址群的发掘。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诸城、临朐等地佛教造象的大批出土，杜在忠先生开始对中国佛教艺术的研究，对诸城出土佛教造像的一系列文章，发海岱地区佛教考古之先声。更为重要的是，杜在忠先生主政昌潍地区（潍坊）文博工作期间，大量购置专业文献，多次举办全地区青年文博工作者培训班，为后来全市文博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即使仅参与以上一项工作，足以令一个考古人自豪一生。1996年，先生于赴青州指导工作途中因公殉职。余生也晚，不能亲炙于先生面前，每思至此，辄深以为憾。但幸运的是，能够在先生身后，协助校对先生文稿，能够更深的感悟老一辈考古人，是我等后辈的荣幸！

　　

　　《杜在忠学术文存》共收录杜在忠先生学术文章23篇，另有先生同窗、同事高广仁、韩榕先生所作序言，先生同事孙敬明先生所作跋及先生女儿所作怀念文章两篇。这23篇文章大体可分为几类：一、海岱地区原始文化概论。二、海岱地区原始文化与有特色的器物关系的研究。三、海岱地区东夷古城、古国研究。四、考古发掘报告或简报。五、对汉墓的研究。六、对诸城出土的佛教造像的研究。

 

　　按文章数量来说，杜在忠先生的论文不能说很多。但是就质量而言，这23篇文章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如与吴汝祚先生合作《两城类型分期问题初探》，首次对山东东部龙山文化分期问题进行探讨，并梳理山东东西部两种龙山文化类型的文化关系。《试论龙山文化的“蛋壳陶”》首次系统论述了山东龙山文化的一种典型代表器物“蛋壳陶”分布、制作工艺、器形发展、用途和社会意义等，三十多年过去了，其中主要观点仍是“蛋壳陶”研究的不刊之论。《先秦款足器与山东史前文化》论述了一种起源于山东地区、存在于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内的器形——款足器（空足器），在山东地区史前文化这一特定地域、特定时期内的发展、演变、传播、影响，从一个独特的小视角展现了山东地区史前文化与中原地区史前文化交流这一大问题。《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试析》《关于夏代早期活动的初步探析》《山东二斟氏考略》《山东斟灌氏寻踪》《莱国与莱夷古文化探略》《寿光纪器新发现及几个纪史问题的再认识》等文章则探讨了东夷古国斟鄩、斟灌、寒、莱、纪的有关问题，都是后来山东东部古国研究不可逾越的文章。《试论二里头文化的渊源》《殷商青铜文化与东夷文明》论述了东夷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流互动，《山东胶莱地区的素面陶鬲》则通过素面陶鬲这一特殊器物揭示了山东东西部龙山文化的交流和差异。《山东诸城佛教石造像》《关于山东省诸城出土的石佛造像艺术》则发山东地区佛教考古研究之先声，对诸城出土石佛造像进行了分期和断代。

　　

　　杜在忠先生坚持以考古实物为依据，以典籍文献为参考，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提出了许多引人思索的新问题，大部分文章成为论述领域不可逾越的里程碑。《杜在忠学术文存》的出版，不仅是对先生的纪念，也是对我们这些后来人的无限鞭策和激励。

　　

（《杜在忠学术文存》，杜在忠著，文物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定价198元。）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5年3月20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