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湖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发掘现场传来消息，一处距今约2700年的大型礼乐遗存得以发现，中国音乐考古又现新收获。

 

　　郭家庙墓地位于枣阳市吴店镇东赵湖村，总面积120万平方米，分为郭家庙墓区和曹门湾墓区。郭家庙墓区曾于2002年冬的发掘中发现过一座疑为“曾白陭”的国君级别墓。曹门湾墓区于2014年10月开始发掘，共发掘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墓葬29座、车坑一座、马坑二座。其中，在M10和M13出土两件“曾子”铜鼎，进一步证实郭家庙墓地是曾国贵族墓地。大型礼乐遗存发现于曹门湾一号墓。

 

　　曹门湾一号墓规模较大，单墓道的岩坑墓，墓道朝东，长11米、宽7.8米；墓室长11.3米、宽8.5米、深8米，并附葬车坑、马坑。据该墓的葬式和规格，和墓内所出与此前当地发现的‘曾侯絴伯秉戈’一模一样的戈，推测墓主人为曾侯絴伯，为春秋早期的曾侯墓。墓室内的北部，出土了大型彩漆木雕编钟架1座、彩漆木雕编磬架1座及编磬数件、大型建鼓1件、有柄鼓1件、彩漆瑟2件、铜铃数件。

 

　　1月17日，笔者与几位音乐考古学者受邀亲临整理现场，面对这批在历史上曾累遭盗掘却依然幸存的珍贵资料，惊喜过望。尊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方勤所长所嘱，现将几点感想陈述如下，以参与这项重要发现的讨论。

 

　　这次发现，接续起曾国纵贯700年的礼乐体制，为研究周代礼乐文明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资料体系。

 

　　自曾侯乙墓编钟发现以来，在目前所知自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的10多位历代曾侯及其遗存中，同样等级又同时具有礼乐遗存的墓葬已多达5座：西周早期曾侯犺墓（叶家山M111）、春秋早期曾侯絴伯墓（曹门湾一号墓）、春秋晚期曾侯與墓（文峰塔M1）、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战国中期随州擂鼓墩M2。随州擂鼓墩M2虽墓主不明，但其身份属曾国国君等级没有疑问。由同一属国、同样等级的墓葬所构成的纵贯700年的礼乐遗存序列，是迄今绝无仅有的珍贵资料。曾侯絴伯墓（曹门湾一号墓）处于两周之际的历史转折时期，在整个序列中承上启下，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据研究，曾侯犺之父为周初辅佐过文王和武王的重臣南公适。南公适是周王室宗亲，曾国是周之宗亲封国，曾国礼乐遗存序列也是研究周代礼乐文明脉络清晰、资料翔实、史料价值极高的系统资料。

 

　　譬如“乐悬”问题。西周早期曾侯犺墓（叶家山M111）出土了4钟1镈，是曾国礼乐用钟的最早实证。其器类组合及数量组合在当时均属先行。春秋早期曾侯絴伯墓（曹门湾一号墓）出现了钟、磬组合，“金石之声”配置完备。虽钟体被盗，磬块受损，但从所存长达约4.5米的钟架横梁、长达约1.8米的磬架横梁，可以推想其规模和体量。据初步整理，其钟架为双面单层的曲尺形结构，其与单面单层的磬架可构成三面立架之势，是合于诸侯乐悬之制的“轩悬”。春秋晚期曾侯與墓（文峰塔M1）被毁十分严重，难辨其悬制，但从残存10个编号的钟体或残片中，1件通高达112.6厘米者（相当于曾侯乙编钟下层大钟体量居中者），可以推知其悬制至少需要上下双层结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由双面三层的钟架和单面双层的磬架构成的“轩悬”架式，战国中期随州擂鼓墩M2编钟呈双面双层曲尺形摆放和编磬单面单层排列构成的“轩悬”阵列，是历经300多年的传承和发展。不仅如此，曾侯絴伯墓、曾侯乙墓、随州擂鼓墩M2均为编钟、编磬、建鼓的配置，也体现出曾国礼乐制度历代相传的特点。从曾国沿袭的礼乐制度看来，在被称为“礼崩乐坏”的时代，“诸侯轩悬”之制在外在的架式和布局上并没有变，变化的是内涵——实际配置的钟、磬数量。曾侯乙编钟的煌煌巨制事出有源。

 

　　这次发现，为古代乐器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新材料、新标本，也为相关研究提出了新问题。

 

　　该墓的大型彩漆木雕编钟架、彩漆木雕编磬架、大型建鼓、有柄鼓、彩漆瑟等，均为同类最早的实物。这些古老乐器及其配件的较早形态，丰富了我们的认识。

 

　　该墓的彩漆瑟，面残长约120厘米、宽22厘米。17弦孔。瑟体虽受损并腐蚀严重，但瑟首排列弦孔处与瑟面的连接关系却清晰表明：弦孔内侧未施岳山，也没有嵌施岳山的小槽。岳山是弦乐器约定有效弦长的承弦装置。这件春秋早期的瑟使我们首次得知，早期瑟没有固定岳山。至于它是使用移动岳山还是如个别乐器那样以弦柱为岳山，还有待研究。

 

　　我们知道铃与钟有着源流的关系，这不仅从铃、钟形体演变上可以明辨，某些乐钟自铭“铃钟”也是明证。该墓钟架的配钟因历代盗贼所为而荡然无存，这是莫大的遗憾。墓内所出的铜铃，却呈现了极具研究价值的信息。墓中出土铜铃3件（含舌），另清理出铃舌2件，可知原本至少5件。铜铃以细阳线“变形凤纹”构成反置兽面纹，类似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西周中期铜铃，商周遗风可见一斑。铃口内沿起唇，并经打磨，受磨面并不均匀，以相对侧鼓部的部位受磨稍深。更有意思的是，在内腔邻近唇部相对侧鼓部处均并列一对小圆形凸点。这样的磨砺和点缀，客观上都会直接影响到铃的频率。这是否是有意调音的痕迹？铃曾长期被认为是动物的有声饰物，之后有部分被认为是可用于音乐的响器，这种假设被调音的铃是否具有固定音设计、双音设计、演奏旋律的设计？关于自西周到春秋时期“编铃”的功能问题或将由此展开新的梳理和研究。

 

　　在音乐考古中，对应《礼记·明堂位》 “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县鼓”的记载，人们从湖北崇阳商代铜鼓认识了足鼓，从鄂、豫楚墓虎座凤架悬鼓了解到周之悬鼓。关于楹鼓，此前仅有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的一件实物，因其以柱“植而建之”称为建鼓。另有几件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建鼓座，可知其器类的存在和沿用，但鼓体均不存在。曾侯絴伯墓（曹门湾一号墓）的建鼓，楹高达约3.36米，比曾侯乙墓建鼓之楹仅仅短了0.29米，却将现知同类标本提早了300年。它从年代上缩短了与文献的距离，增强了历史记载的可信度。有柄鼓是极为少见的一种类型，在考古发现中屈指可数。

 

　　对于古代青铜器的装饰意义，尤其是礼乐重器的装饰意义至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其为纯粹的装饰，是美观的需要；另一种认为这些装饰存在着某些隐喻性质。曾侯絴伯墓钟架立柱再次将人们引入这个争论不绝的问题。钟架立柱分柱座、柱身两个部分，柱座圆雕似鸳鸯造型，局部彩绘垂鳞纹；柱身圆雕一人鸟合体的形象，首见双目、双耳、大口，身着双羽；腹部饰兽首龙身。极为巧妙的是，同墓所出的一件玉饰，造型与此立柱十分相似，尤如模本。此人鸟龙合体之神是谁？其雕于玉饰，凿于钟架立柱当不会是仅有美饰的涵义。从此人鸟龙合体为柱到曾侯乙编钟以人为柱，再到秦始皇的十二个巨型钟虡铜人，其间的联系恐非美观可以解释。

 

　　此次发现的春秋早期大型乐舞遗存，进一步证明了曾国是周代礼乐文明的正统代表。名不见经传的“小国”曾国，至少在春秋早期是势力强大的诸侯国，不是楚国附属国。

 

　　这次发现，是考古田野发掘与现场音乐考古密切结合的成功案例。

 

　　36年前，曾侯乙墓的发掘主持人在曾侯乙编钟出土之际，邀请音乐学家赶赴工地，参与工作。这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音乐考古”的初步开启。考古学界开阔的胸襟和眼界以及热情的推动，使中国的音乐考古研究目前已处于世界的前列。

 

　　基于这样的传统和基础，36年后的这次发掘，主持人在天气条件和诸多因素造成的紧迫进程中，面对礼乐遗存迹象，坚持等待音乐考古人员赶到现场再复工。这个发掘项目，克服了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在田野发掘的重合区域里存在着的制度性专业脱节，在抢救发掘的同时，抢救了大量第一手音乐考古现场信息。

 

　　音乐考古工作者直接参加田野发掘工作，可以从知识结构、专业意识、研究方法等方面对现场发掘给予有效的支持和帮助。他们可以克服相关的发现障碍和信息疏漏，更有效地捕捉礼乐遗址的环境信息、乐器的使用痕迹及详尽的存放状态、器物的结构及附件的配套关系等。该墓漆木瑟的发现，就是音乐考古专家先辨认出弦孔、枘孔，判定为瑟，进而逐步清理，使全器表面基本完整地得以出土。如果没有器形知识，这件瑟也许会被视作烂泥堆里的漆皮残片处理，至少是拼合关系会被严重扰乱。在整理现场，我们高兴地发现，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的摄影师由于耳濡目染的知识，已掌握辨别建鼓的结构，并且能把握制作痕迹和结构特点的摄取。

 

　　引入音乐考古或其它相应学科参与现场发掘，对于抢救相关专业信息、保护文化遗产、研究古代文化和精神世界极为有益。郭家庙墓地曹门湾一号墓发掘工作的这一尝试，是对传统田野工作的突破和创新。 （作者单位：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中心）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5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