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早期田野考古的开拓者，他是学界名流，他是公众考古的先行者，他是继李济后最早在大学教授考古的学者之一。而为授课所写的讲义，不意间成了中国第一部考古学史专著。有位哲人说过：“人生一世 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这句话恰如其分地评价了卫聚贤先生的学术人生。

 

　　生平

 

　　卫聚贤1889年3月出生于甘肃庆阳西峰镇。他3岁时父亲病故，又因北方旱灾，家庭陷于绝境，两位叔父自杀，母亲被迫带着他改嫁到山西省万泉县（今万荣县）。因为家境苦寒，卫聚贤的求学一波三折，充满了艰辛。他15岁就到甘肃杂货店当学徒，18岁时才入读万泉县第一高级小学。毕业后他考入山西省立第二师范，不久后即因支持进步学生而被开除。他返回小学任教半年，又考入山西省立商业专门学校，靠着贷款，衣衫褴褛地度过了最艰苦的几年。但就是在这种艰苦备尝的困境中，他对历史产生了深深的兴趣。 

 

　　商专毕业后，卫聚贤在1926年考入水平一流的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专修上古史，由王国维指导。和卫聚贤一同考入的还有后来发现龙山文化的考古学家吴金鼎；早他一年入学同样由王国维指导的何士骥，后来和苏秉琦一同发掘了宝鸡斗鸡台遗址。在王国维的启发下，卫聚贤由信古变为疑古，并且终身的治学都深受“二重证据法”的影响。李济当时在国学院教授考古学、人种学（民族学）等课程。 

《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里的卫聚贤


《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中的教员合影，从左到右：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
 

　　1927年6月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后，卫聚贤的职业几经变化。他先是与友人在山西太原合办私立兴贤大学，之后赴南京任大学院科员，同时还兼任1917年成立的南京古物保管所所长。1930年他辞去所长一职，被派往山西调查古物，任过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此后他又相继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上海的暨南大学、持志学院等学校教授历史、考古等课程。1935年，卫聚贤经友人介绍，在监察院任审计科长兼驻外稽查委员、中央银行担任经济研究处专员和协纂等职务，从此由考古、史学界转入金融界。不过他仍然没有忘情于学术。他先后组织发起了“吴越史地研究会”、“巴蜀史地研究会”，又在抗战后的上海创办了著名的《说文月刊》。后因受汉奸威胁，卫聚贤从上海调往重庆，任中央银行秘书处秘书，同时继续主编《说文月刊》，并组织主持“说文社”。抗战胜利后，他辞去中央银行的职位，留在重庆专务“说文社”工作。

 

　　1949年12月重庆解放，卫聚贤将收藏的1万8千余件文物捐给国家。他曾一度到北京文物局述职，但最终选择了离开。1951年，他由重庆到达香港，相继在香港大学、香港联合书院等学校研究和教书。由于薪水微薄，又常要自费印书，他一度因生活困难而申请救济，并长期靠出售稀有藏书维持生计。他曾哀叹：生活对于老年知识分子来说，是太残酷了。教书职业已不再是辉煌的职业。但即使在这样的困顿中，他仍出版了大量著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他力主美洲是中国人首先发现的。

 

　　因为在香港生活艰辛，卫聚贤在1975年携家眷离港赴台湾定居，任辅仁大学教授。虽然年已古稀，但他依然笔耕不辍，相继出版了十几本著作，内容涉及考古、历史、谱牒学等各个方面。1989年11月，卫聚贤在台湾新竹因病逝世，终年90岁。

 

　　田野发掘

 

　　卫聚贤考入清华国学院数月后，李济就主持了著名的西阴村发掘。西阴村的石器、陶器等遗物运回学校整理和展览，深深吸引了卫聚贤。他1927年2月回万泉县过年，即在村周围展开调查，发现了许多类似的遗址。毕业后的数十年中，因为兴趣和机遇，他在江苏、山西、浙江、四川、甘肃等地，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

 

　　卫聚贤任南京古物保管所所长时， 主持了两次发掘。第一次是1929年9月发掘明故宫，出土了百余件古钱、瓷碗等遗物和一些建筑构件。这是他首次主持考古发掘，也是南京地区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的先声。第二次发掘是在1930年3月年，卫聚贤和张凤等人在南京栖霞山发掘六朝墓葬的同时，在栖霞山焦尾巴洞、甘夏镇西岗头上和土地庙发掘出圆形地穴、石器和几何纹粗陶片等新石器时代遗存，一开江南史前考古的先河。发掘后因对遗址年代有争议，卫聚贤请已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李济来南京鉴别。李济肯定了出土的是石器，并希望他继续有新发现。明故宫的发掘报告，后来毁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日军轰炸；而栖霞山的资料，因卫聚贤的离职，只在《东方》杂志上做过简介。

 

　　之后卫聚贤被派往山西调查古物，于1930年10~11月，和代表美国福利尔艺术馆的董光忠一起发掘了汉汾阴后土祠遗址。福利尔艺术馆曾资助过李济的西阴村发掘和殷墟第2、3次发掘，当时刚和李济中断合作。这次发掘出土五铢钱，陶器、瓦当等遗物。发掘后，他们又在周围发现并试掘了瓦渣斜遗址。1931年4月~5月，卫聚贤代表北平女子师范学院，和董光忠合作正式发掘了万泉县的荆村瓦渣斜遗址，发现窖穴、灶址等遗迹和比较丰富的石、骨、陶器等遗物。

山西万泉后土祠遗址发掘场景
 

　　1935年江苏常州奄城发现了土坯古城遗址，卫聚贤前往参加了调查。是年8月，卫聚贤等人对金山县的戚家墩遗址进行调查，这是上海考古学史上第一次具有现代考古学意义的调查。1936年5月，卫聚贤在杭州得知西湖古荡遗址出土石器，立即前往调查，发现了一些石器。其后他代表筹建中的“吴越史地研究会”，主持古荡遗址的发掘，共发掘探方三个，获得了一批石器和陶器。发掘后他主持撰写了《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掘报告》，这是浙江地区第一份史前考古发掘报告。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参加了古荡遗址的发掘，他意识到，自己家乡余杭良渚镇可能也有类似的遗存。这引发了他后来的良渚发掘。《良渚》报告写成后，卫聚贤又为报告写了“校后记”，肯定了施昕更的学术贡献。

 

　　1940年4月，卫聚贤和郭沫若、马衡、常任侠等学者在重庆嘉陵江北岸调查并发掘了多座汉墓，卫聚贤负责发掘的墓葬中出土了大批五铢钱、一把铁剑和数件陶器等遗物。这次发掘在当时广为报道，《说文月刊》上也刊登了数篇相关文章，包括郭沫若的《关于发现汉墓的经过》。郭沫若还专门为这次发掘题诗五首，其中“宝剑已残琴已烂”、“甓上尤余汉代钱”等诗句，都是描写发掘的场景。

郭沫若和卫聚贤展示汉墓的出土品
 

　　1941年11月，卫聚贤随于右任到甘肃考察莫高窟、万佛峡等文物古迹，他在甘肃兰州曹家嘴遗址进行试掘。这是卫聚贤生平参加的最后一次考古发掘。曹家嘴是一处重要的马家窑期居址，夏鼐等人后来又对该遗址进行过多次发掘。

 

　　卫聚贤在十余年中，发掘过的考古遗址地域之广、时代之多，在同时代的学者中并不多见。因为有丰富的发掘经验，在中国学者中，他是最早对考古调查、发掘、整理、发掘报告的编写进行过总结的。他的不少认识，今天听起来仍未过时：

 

　　发掘本非易事，非大批人才，大批费用，不克臻事，余尝谓无考古知识而发掘古物是毁坏古物；无社会学识去考古是埋没古物。

 

　　（……）骨器、陶器，人骨、兽骨、马骨，蛋壳、胡桃、谷粒、瓜子壳，一丝之微，均不可忽过。是以要用小钩、小铲、小凿，坐一小几在坑内用手细检，掘过的土，在北方土疏用筛筛，南方土泥用水冲。

 

　　发表报告，至少须分两期，第一期报告发掘情形，第二期再根据第一期报告的事实作对于本遗址遗物的推论，不宜将报告与推论放在一处，将与自己推论合的报告详一点，与自己不合的，略为不记，未参与工作的人不知其情形，免埋没及伪造证据的嫌疑。

 

　　不宜将发掘报告及古物图录不发表，而于其研究论文中插上几个图，作为发掘报告，这是不太科学的。有发掘报告作不出，古物图录不愿出，材料据为私有，于其研究论文中插上几个图，以为有人要用他的材料，就得引用他的结论，这完全是个人沽名主义，而学术上贡献太少。

 

　　学术贡献

 

　　卫聚贤一生著述极为丰硕，以史学为主。但是他在考古上也有重要贡献。

 

　　考古学史研究

 

　　卫聚贤根据自己的考古发掘经验和收集的考古学资料，1933年出版了《中国考古小史》和《持志学院考古学小史讲义》。两本书名称不同，但内容一致。《中国考古小史》是中国第一部考古学史著作，篇幅不大，仅一百多页，但内容丰富，书中主要按照时代，对中国近现代以来田野考古发掘和相关研究作了详尽的综述概括，条理十分清晰。此外书中还收录了梁启超、王国维等一些与考古相关的名作。李济在序言中评价这本书“使读者一阅而知中国考古学的重要事实，是很值得我们感谢的”。

 

　　卫聚贤1937出版了第二部考古学史著作——《中国考古学史》。撰写这部著作的原因，是因为《考古学小史》略古而详今，并且出版后的5年内中国考古学突飞猛进，增加了不少新材料。《中国考古学史》的篇幅较《中国考古小史》一书增加了近两倍，它们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两点：第一，《中国考古学史》增加了很大篇幅写中国古代考古学，即金石古物学。书中对近代真正意义上考古学史的叙述仅10页，对从西周到清代的所谓“考古”学史的记录，有121页之多。第二，在保留《小史》关于古物保管法附录的同时，另增了一个长达146页的附录——“各地发现古物志”，专门用于报道自1932~1936年散见于各地报纸上的考古消息。这份附录实际上既弥补了正文中对真正意义上考古叙述的简略，也弥补了正式报告短期不能出版的缺点，让读者对各地的考古状况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书中引用的报刊今天很多已经不易见到，为我们了解当时的考古学发展保留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另外，如前所述，卫聚贤在《中国考古学史》中，还对考古学发掘、整理、编写报告的方法进行了总结归纳。

1933年版《中国考古小史》


1937年版《中国考古学史》

　　吴越地区考古

 

　　由于20世纪20、30年代基本在殷墟、周口店发掘等北方地区进行发掘，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视江南为“化外之地”，考古界有江南无新石器文化的说法。1930年卫聚贤在发掘南京栖霞山一带甘夏镇的遗址时，就已经怀疑这是新石器时代遗物，但当时长江以南的考古工作尚未正式展开，共同发掘的张凤等人以“长江下游向无石器遗址发见”为由，多不相信。后来发掘出一件完整的磨光石斧，卫聚贤才将遗址定为新石器时代遗址，从而揭开了长江下游史前文化研究的序幕。不过，囿于传统的吴越文化比较落后的观念，仍有不少学者否认江浙地区有石器文化。如参与发掘的张凤等人仍然怀疑遗址的年代为“准新石器时代”，认为“江南在新石器时代无人类，石器是后人用的药铲”，卫聚贤请地质学家李四光对石器进行鉴定，李四光也认为“江南不应有石器”。李济则认为 “证据太少，不足以证明”。

 

　　卫聚贤1936年发掘了杭州的古荡遗址，他认为该考古发现表明“江浙在古时的文化并不亚于中原，甚至有超过黄河流域的趋势”，“吴越在上古自有其独立文化”。这一言论在当时“轰动全国耳目”，“江南文化因此拉长了数千年”。

卫聚贤等发现的“吴越文化”陶器、石器
 

　　为了更好地对吴越地区考古学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卫聚贤不仅先后写成了《吴越考古汇志》、《吴越民族》、《吴越释名》等大量著作，对有关吴越地区的历史文献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还与蔡元培、于右任等人发起成立了“吴越史地研究会”。该研究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研究区域文化的民间学术团体，会员多达二百余人，且多为学、政两界名流，包括有李济、梁思永、董作宾、马衡、郑振铎等著名学者。研究会由蔡元培任会长，卫聚贤任总干事，是该会的实际负责人。“吴越史地研究会”成立后，在江、浙、沪形成一股不小的吴越古文化研究热潮，结晶之一就是《吴越史地研究论丛》一书。虽然该研究会的活动后因抗日战争而中断，但它对吴越地区的考古学研究还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巴蜀文化

 

　　抗日战争开始后，卫聚贤由上海辗转至重庆工作。1940年他和郭沫若、马衡、常任侠、商承祚等数十名学者在重庆成立了“巴蜀史地研究会”。1941年，《说文月刊》第3卷第4期题名为“巴蜀文化专号”，发表了郭沫若、常任侠、卫聚贤等学者的论文。卫聚贤的《巴蜀文化》一文有数万字，并附有大量在四川出土的各类器物的描摹图。他在文中根据成都白马寺坛君庙出土的青铜器及其他考古发掘资料，认为巴蜀文化不仅古老，而且和中原文化有很大不同，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1942年《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仍为“巴蜀文化专号”，卫聚贤经过大量补充，仍以《巴蜀文化》为题发表。当时四川地区的考古发掘不多，受“中原中心论”的影响，人们大多认为巴蜀荒蛮、落后。卫聚贤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争议，他的说法受到普遍质疑，商承祚、郑德坤等学者都不同意义卫聚贤的看法，甚至不同意“巴蜀文化”的提法。

 

　　由卫聚贤发起的“巴蜀文化”的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四川地区巴蜀文化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巴蜀文化”的概念当时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反对，直到60年代以后才得到正式承认，并一直沿用至今，广为人知。

 

　　主编《说文月刊》

 

　　卫聚贤不仅是著名学者，同时还是出色的学术组织者。抗日战争爆发后，滞留在上海租界的卫聚贤从1939年1月起，以私人名义编印《说文月刊》。《说文月刊》创办于中国学术最艰难的时期，卫聚贤在“发刊词”对创刊的背景及原因说的很清楚：“自八•一三以来，海上关于研究学术的刊物都停办了，在这苦闷的空气里，各种学术研究，无处发展，以致没有讨论的机会，国学当然也不例外。当此抗战建设时期，我因职务关系，不能到前线去抗战，在公余作些学术的研究，也是建设之一。”卫聚贤后来从上海到重庆，在担任中央银行秘书处书记之余，继续主编《说文月刊》。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后，日军侵入上海租界，《说文月刊》因此停刊半年。1942年7月起，《说文月刊》在重庆重新复刊。

 

　　由于当时学术刊物很少，众多学术界的名家，如于右任、郭沫若、董作宾、吕思勉等纷纷向《说文月刊》投稿，卫聚贤审阅文章也“炯眼独具，不随流俗”，《说文月刊》因此内容丰富，学术气息浓厚，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它刊登文章的题材范围广泛，包括文学、语言、历史、考古、古钱、文艺及经济问题等，其中包括很多考古的文章。这些考古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近似考古调查性质的文章，如林名均的《四川威州彩陶发现记》、《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发掘》、陆懋德的《沔县新石器时代遗址探访记》、金静庵的《沙坪坝发现古墓纪事》、何士骥的《修理张骞墓工作报告》、诸绍唐的《西果园附近发现新石器时代人类遗迹》、郭沫若的《关于发现汉墓的经过》、常任侠的《整理重庆江北汉墓遗物纪略》等。第二类是考古研究方面的文章，如陶大镛的《中国金石并用时代的生产技术》、《中国石器时代的生产技术》、卫聚贤的《中国东南沿海发现史前文化遗址的探讨》、《吴越考古汇志》、《巴蜀文化》、常任侠的《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重庆附近发见之汉代崖墓与石阙研究》、郑德坤的《华西的史前石器》等。

 

　　《说文月刊》是当时国内唯一由私人出资创办的学术刊物，是战时中国文化研究的代表成绩。卫聚贤以一己之力办刊物，筹措经费上困难重重，他不得不到处募捐以维持刊物发行。因此有人称赞他“对中国文化上尽了最伟大的责任，其功绩相同于前线抗战的斗士”。《说文月刊》保留了众多有价值的考古资料，刊发了许多考古研究文章，卫聚贤也因此对繁荣中国考古学事业有很大的贡献。

 

　　早期公众考古

 

　　卫聚贤还是早期公众考古的先行者。他很早就注意向民众宣扬考古知识。他除了在受邀举办考古学讲座外，多次考古发掘后都举办展览，向民众普及考古知识。1933年发掘完“汉汾阴后土祠”遗址后，他把出土的汉代文物做了公开展览。“吴越史地研究会”成立后，卫聚贤将吴越文化出土的部分文物运到上海进行“金山奄城古物展览”，并在参观会场里亲自讲解。民众踊跃前往参观，都深感兴趣。1940年在重庆嘉陵江发掘汉墓后，在当地半山竹庐内举办了一天的小型展览，展示了各种图案的汉砖几十种，参观人数达两千以上，重庆多家报纸都报道了这次展览。此外，卫聚贤还出点子在江浙各县遍设“吴越史地研究会”分会，并把他考古所得的样本分送各县，陈列于县小学和民众教育馆内，让广大民众参观，向民众普及知识的同时，也方便他们报告新的发现，以便及时调查。卫聚贤认为这样既可以发现文物，又保护了文物古迹，使人们明白古物的真正含义。

山西省国立图书馆陈列的万泉后土祠遗址出土遗物
 

　　卫聚贤学识渊博，成绩卓著，一生涉足历史、考古、银行界，著述颇丰，并在多个领域都有所建树。不过，因为他特立独行，喜欢“多发奇论”，所以也常常受到非议。他自己就说过，别人说“考古学家卫聚贤有名无实”，到处说我做学问是“胡说八道”。其实，卫聚贤之所以提倡“胡说八道”，既有学术创新的初衷，也有抛砖引玉的深虑：

 

　　我过去是“胡说巴道”，我现在仍然是“胡说八道”，我将来仍旧是“胡说八道”。——我是不会改的。

 

　　我的“胡说八道”不一定就对？我主张把问题都提出来，对不对是另一个问题。如不提出就没有人注意，就对于这个问题不生疑问，永远相传下去。或者已认为有问题，而永远找不到解决的途径。

 

　　卫聚贤在1930年代认为“江浙在古时的文化并不亚于中原”，1940年代提出“巴蜀文化”，这些当时离经叛道的“胡说”，今天已经在考古上得到了证实。不过，由于卫聚贤的怪论，在民国时期就不为主流考古界认可，夏鼐就曾说，卫聚贤“承认李济是他的老师，而李济却不承认这位高足，（……）因为治学方法完全不是一条路子”。1950年代离开大陆后，卫聚贤在中国考古学上，更如同把名字写在水上一般，堙没无闻了。翻开最新出版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论：考古学卷》，因卫聚贤影响而涉足考古的施昕更，都已跻身知名考古学家之列，他却仍然难觅踪影。幸而著作是学者最好的墓志铭，卫聚贤的《中国考古学史》，半个世纪以来在海峡两岸屡屡重印，成了再版次数最多的考古著作，他的《中国考古小史》作为“近代名家散佚学术著作”，也刚刚重新刊行。这些书跨域时间和空间，提醒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位考古学者。

 

（作者刘斌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讲师，张婷为西安碑林博物馆副研究员）

 

（原文刊于：《大众考古》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