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我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学习中，我感悟到老师讲授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主要内容可以用“形状”两个字来概括，即首先认识发掘出土的各个遗址中房址、墓葬、石器和陶器的形状，然后归纳出由一群遗址组成的一个文化或类型的房址、墓葬、石器和陶器的形状，最后依据这些遗迹、遗物的形状特征总结出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异同。1985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石兴邦先生学习新石器时代考古。我的硕士论文的主要内容就是依据区分遗迹和遗物的形状特征这个基本思路，把甘肃地区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进一步细分为分布于不同区域的三个组。毕业后，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过多次田野发掘，也写过一些发掘报告和论文。在当时以建立文化谱系为主要目标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打下了比较扎实的考古学基础。

　　

　　1989年，我到日本千叶大学留学，攻读博士学位。我的导师加藤晋平教授给了我三条建议：一是继续学习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二是学习日本绳纹时代考古，三是学习20世纪后半叶兴起于西方考古学界的动物考古学和环境考古学。我决定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选择动物考古学和环境考古学作为自己的学习目标。在学习过程中，我认识到日本、欧美的考古学界在完成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设后，通过加强考古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紧密结合，建立起新的理论和方法，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从多个崭新的角度开展研究，把考古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动物考古学和环境考古学正是欧美学者在推动考古学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两门学科。

　　

　　从日本取得博士学位回国至今，已过去20多年了。这些年里，动物考古学是我研究工作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迄今为止仍然不能忘怀的是1998年，我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参加国际动物考古学会第八次世界大会，我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国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现状的报告，报告后，第一位提问者的问题就是中国现在有多少人在做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我说真正把全部时间都地投入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有3位。主持人当时就笑着对我说，你们国家有这么悠久的历史，这么幅员辽阔的面积，只有3位动物考古学家，实在是太少了。

　　

　　自20世纪的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动物考古研究的步伐明显加快。回顾学科的发展过程，主要体现在多个方面，如专门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人员由3位增加到20余位，多家科研和教学机构都成立了自己的动物考古实验室和教研室，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新的建树，鉴定和研究了众多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报告和论文，培养了一批研究生，开展了多项中外合作研究课题等。我个人对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8个方面。

　　

　　1. 围绕中国动物考古学的目标、理论和方法，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家养动物的起源和发展、利用动物进行随葬和祭祀活动，动物资源的开发与中华文明进程的关系等方面提出多个具有创新价值的学术观点。这些观点大致构成了中国动物考古学一个体系化的研究成果。

　　

　　2. 对位于内蒙古、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70余处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鉴定和研究，发表了30余篇研究报告。这些鉴定工作和研究成果在推动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基础研究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 主持制定了《田野考古出土动物标本采集及实验室操作规范》。这个规范由国家文物局作为行业标准正式颁布，这对于规范全国考古遗址中出土动物遗存的采集、实验室整理以及后期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有助于进一步推进中国动物考古学的深入发展。

　　

　　4. 促进古DNA分析、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和锶同位素分析等科学方法应用到动物考古学研究之中。除形态学研究之外，从多个角度、用多种方法探讨同一批材料，发掘更加丰富的信息，进一步突出研究结果的创新性、科学性、全面性和实证性。

　　

　　5. 主持或合作主持了第一至五届“全国动物考古学术研讨会”、“东亚动物考古的方法和问题”、“中欧生物考古学合作研究学术研讨会”、“动物考古学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古代社会研究中的作用”等国内和国际学术会议。出访欧美日的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并作学术讲演，这些会议及讲演不但促进了中国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同时也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了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影响。

　　

　　6. 与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合作，对多种家养动物开展研究，不但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国外学者把研究的目光聚焦到中国。

　　

　　7. 我培养了一批博士生和硕士生，其中不乏优秀人才。他们绝大多数已经成为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和后起之秀。

　　

　　8. 在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举办以“与猪同行”为名的展览，这是国内首次举办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专题展览，既有学术性，又有普及性，为今后动物考古学研究的系列展览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现在，中国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正在顺利地向前发展。但是，与国外一流的同类研究相比，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有明显的差距。比如，研究思路及方法的完善，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内容的深化，研究人才的培养等，均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任重而道远，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刻苦钻研，推动中国的动物考古学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用不可或缺的研究成果为中国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5年7月14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