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石刻研究的旷野中耕耘——读《锲而不舍》之后
发布时间:2016-11-03文章出处:文博中国作者:郝本性
冬末春初,正是万物萌生的时节。师弟赵超寄来三晋出版社为他新出版的论文集《锲而不舍——中国古代石刻研究》。倚坐春日之中,漫读一过,不禁有所感触,写下来与考古文博界的朋友们交流。
赵超的研究生导师孙贯文先生,也是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读书时的老师。尤其是1962年我在北大作商周考古研究生时,导师唐兰先生重点辅导我研读铜器铭文,而关于石刻的问题,唐先生就叫我回校后向孙贯文先生请教。此后与孙先生多有往来,收益匪浅,至今还很怀念孙贯文先生。所以赵超也算是我的小师弟。从他研究生毕业后,我们就经常联系交流,还曾有过一段共同协作工作的经历,对于他的学识、人品深为赞赏,也一直关注他的学习与研究。几十年过去,我们都陆续步入老年。这时,赵超将他历年来关于中国古代石刻研究的论文选编成集,总结了有关的研究历程。作为学术上的兄长与老朋友,我真心地为这本书的问世感到高兴。
考古文物界的很多同志都知道,赵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长期从事古代铭刻与汉唐考古方面的研究工作,著述丰富,研究广泛,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尤其是在古代石刻研究方面,有过多部专著出版。从综合论述古代石刻体系的理论性专著《中国古代石刻概论》《古代墓志通论》到大型铭文汇编《唐代墓志汇编》《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从释读古文篆字的《石刻古文字》到考证历史文献内容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乃至经其校释审读的《药王山石刻艺术全集》等大型著录,为学术界贡献颇丰。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古代石刻研究领域中的领军人物。
中国古代石刻虽然是中国考古文物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它的数量极为庞大、内容浩繁、延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能深入进去睹其堂奥的人并不多,而能长期坚持钻研爬梳,努力建设学术研究体系的人就更少。赵超可以算是这少数群体中的一个。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研究生毕业后,几十年来,基本上都在从事有关古代石刻的整理研究工作,在这一冷僻的学术领域中甘于寂寞、不畏枯燥、勤于学习、不避劳苦、大量著述、造福学界。该书收集的三十四篇有关论著,陆续构成了他有关石刻研究的系统思路,表现出一个学者勤奋耕耘的学术生涯。
这些论文中,涉及碑刻墓志、造像题记、画像石、刻经、摩崖等石刻类型与有关的历史、考古问题,内容丰富、考证精到,具有不少新见解。并且始终在探讨着对石刻材料深入研究,充分发挥其学术作用的创新道路,这是尤为难得之处。
金石铭刻之学,是传统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石学自北宋时期兴起以来,历代著述不断,但是它的研究方法与服务对象一直从属于在封建社会中占据主流的传统儒教理学,以解经证史为最终目的。因此,这样的学术囿于经学牢笼,路子越走越死,方法陈陈相因,也就是必然的了。我们可以看到自宋代至民初之间数以百计的金石著录中,除收录资料的范围各异之外,题跋考释却不外乎孤立地辨识文字、校对文献与补证经典几类。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到了二十世纪初,在西方思潮汹涌而来,社会革命彼伏此起,封建制度分崩离析的大动荡中,金石学的传统学术日渐式微。而西方考古学研究方法进入中国学界后,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金石学研究,开创了以研究器物形制与时代演变为主的古代器物学研究。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将石刻研究加以改变,适应新的学术变革,这是上世纪的古代石刻研究者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赵超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是应该予以重视的。
实际上,直至目前,史学研究领域对石刻的利用仍主要集中在对具体碑志所载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相关史实的考证,研究方法总体上遵循的原则还是“以碑证史,以史验碑”,往往显得零碎、孤立、无关宏旨。而赵超对碑志的研究中,则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综合利用一系列有关的石刻资料与考古资料、历史文献相结合,深入挖掘,力图将孤立、简略的石刻资料串联起来,揭示更深层的历史文化现象。他完全遵循张政烺先生的教诲:“我致力于以古文字学的理论和方法考释甲骨文、金文、陶文(包括砖瓦文)、简帛、石刻与玺印文字,辅之以各类古代字书,追求中国文字的形、音、义发展演变的真迹,为的是解决一些历史上的问题”(见《张政烺文史论集》)。张政烺先生认为以往的金石家“所注意仅在人名、地名之考证,……这类琐屑考证无关宏旨,但自宋到清的金石学家也未能超出这个范围。”“收获微细”,所以必须强调注重用金石材料来解决历史研究中的深层问题。赵超的众多石刻论文都是在向这个方面努力的结果,如《南京出土六朝墓志综考》《国家博物馆藏北朝封氏诸墓志汇考》《盖蕃家族墓志综考》《唐代墓志中所见的高句丽与百济人士》《从唐代墓志看大族通婚》《唐代兴圣寺主尼法澄塔铭与至相寺及三阶教》等论文,都是这样的佳作。作者充分利用石刻中有限的文字记载,深入诠释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结合考古发掘情况与历史记载,对有关的政治变迁、历史地理状况、世家大姓问题、民族问题、宗教流派等重大研究课题做出了石刻资料所能提供的新贡献。他的研究不拘一格,多有创新,如《由墓志看唐代的婚姻状况》一文发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最早利用石刻资料考察古代婚姻的论文,随后研究社会学与古代婚姻的学者,都会提到这一论述。
学术方法无论如何变革,石刻研究仍然离不开文字考释与史料考证两方面。在这方面,赵超有着古文字学与历史文献学的深厚功底,涉猎广泛,所以能对石刻铭文的理解深入正确,考释结果也就真实可信。他对在河南安阳曹操墓发掘出土的石牌铭文做过精辟的时代与真伪判定,仅用“行清”一词明显的时代特点就使得众多质疑烟消云散,令同行学者叫绝。在《成都新出汉碑两种释读》《山东嘉祥汉元嘉画像石题记补考》《“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录文补正与唐代墓志铭的释读》等论文中,充分表现出他在释读古代石刻铭文上的学术功力与文献基础。所以,很多地方文博工作者会把新发现的石刻材料拿给他请求释读。虽然这些工作在这本书中一般没有涉及,但是他的释读方法与考证过程,通过这些论文,可以给予我们启发与帮助。
学术界早就普遍认识到:面对中国现存的古代石刻资料宝库,迫切需要完成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普查编目,建立现代化的资料检索储藏系统。赵超为此不仅多方呼吁,而且在他的《中国古代石刻概论》一书中为石刻的编目工作设立基本的目录体例与注意事项。他还大力支持各地文博工作者进行的石刻整理与编目工作。在《古代碑刻目录的编集——从<三晋石刻总目·运城地区卷>谈起》《从<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看当代金石著录的编写》等论述中都表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期望,也显示了他的学术眼光。他曾在《中国古代石刻概论》一书中提出:“限于条件,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进行全国性的系统汇集与整理全部古代石刻资料的工作。因而,目前不仅还没有一部能够科学完整地反映全国现存石刻的总目录,就是分类性的全国目录(如碑目、墓志目录等)也没有。更没有一部比较完善的古代石刻铭文内容汇录,甚至连有关石刻研究的理论著作都很少见。在今日的石刻研究中还不得不经常沿用清代学者乃至宋元学者的金石著录记载。这些状况,都有待于学术环境的改善与石刻研究整理工作的发展去加以改观。”我们也希望积极推动这方面的工作,希望这本书的出版也能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古老传统。真正的尊师中没有任何利益交换成分,而是对于授业解惑者的钦敬与感恩。赵超是我见过的一个真正尊师的学生。他不仅对教授过他、帮助过他的师长们出于真心地尊敬,尽力予以照顾协助,而且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不忘继承老师的事业,弘扬老师的学术。在这本论文集中,他将导师孙贯文先生的论著《明拓孤本大相国寺碑丛考》作为序篇,“既想借此展示孙先生教诲的传统石刻研究方法,也想用以对照自己研究中有哪些进步与不足,同时更是为了表达自己心中对于恩师的无限怀念与崇敬。”这一作法在使我们感动的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了传统的金石学考据方法、近代以来的石刻研究方式与有所创新的石刻研究成果这一发展脉络,欣喜于中国古代石刻研究的前进步伐。特别要说的是,我到河南从事文物考古已经40多年了。也曾多次参观过开封大相国寺,但未曾留意相国寺诸碑文。孙先生的这篇遗作,对于研究开封这座北宋首都与大相国寺的历史与民俗极为重要,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俗话说:“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赵超的这一本论文集,对于广博的石刻材料来说可能只是一滴水,但是通过它可以看到近几十年来中国古代石刻研究的发展过程与学术进步。那么,您是不是也应该来看一看这滴闪亮的水珠呢?
(《锲而不舍——中国古代石刻研究》,赵超著,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定价68元。)
(来源:《中国文物报》2016年11月1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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