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鬶的学问（《史前陶鬶》代序）

　　杜晓军先生热衷于古陶的收藏与鉴赏，尤其对史前陶器的研究颇有心得。前年刚刚写了一本关于黑陶的书[1]，仅仅过了一年多，他又拿出了这本陶鬶的书稿。如此高的效率，着实让我感到有些吃惊。

　　杜先生是位收藏家，从事古陶的收藏与研究已有多年。退休之后，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如果要研究一门学问，却是很费时费力，也是需要下一番苦功的。杜先生也是位学者，并且还带有一种使命感。他的这种勤奋与执着，不能不让我由衷地敬佩。

　　我在读了书稿后，感觉还很不错，这种图文并茂的形式很新颖，内容也很丰富。就在这个年底至年初最忙的时候，腾出时间检索查阅资料，并有了思考和研判，然后提笔，补充并阐述一下我对于陶鬹的几个观点和进一步认识。

　　对于陶鬹这种器类，我们做史前考古研究的考古工作者，都会知道一些情况。我在《陶器鉴赏》一书中[2] ，也有过一段是介绍了陶鬶的，那时就有点点滴滴的认识了，然而要说对陶鬹的深入研究，可就是另一回事了，需要做更多的考察分析和深入思考。

　　杜晓军先生曾说，《陶器鉴赏》一书出版后，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他的古陶研究方向也有所启迪。这也许不假，不过现在他拿出来的书稿，则分明是他自己经过广泛涉猎，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并结合自己的收藏实践，在考古学和知识海洋中新产出的成果。

　　陶鬶这种造型独特的器物在考古学上是一直颇受学者们关注的。这一类特殊的陶器，我在《陶器鉴赏》一书中，把它归为鼎鬲斝甗等的大类中，名之为“特型陶器”，其中还有一些更为特殊的就放到了“拟型陶器”类别中，如猪鬹、熊鬹、鸟形鬹等。我在论述陶器发展规律时，就曾认为，陶器造型可分为简单造型和复杂造型。简单造型存在的时间很长久，复杂造型存在时间就相对较短暂，如鼎鬲之流的三足器，可谓复杂造型，还有拟形陶器也都属于这种复杂造型。陶鬶则是复杂造型中颇为突出的一种。在器物分类上，陶鬶既属三足器，也属拟形陶器，既是流体饮具、水具，也是一种礼器。

　　陶鬶的名称在现代考古学上最开始使用，是在《城子崖》的考古报告上。高广仁、邵望平先生的《史前陶鬶初论》[3] ，是较早专题研究和论述陶鬶的很重要的一篇论文。其中收集了八十年代以前出土的和文献上的陶鬶相关资料，对陶鬶进行了系统整理和梳理，提出了关于陶鬶的考古学的最初系统和全面的认识，理出了陶鬶发展演变的源流关系，进行了分类及分期的研究，堪称经典力作。这篇论文很有科学性，我认为它的观点至今也没有过时。由于二人长期在山东地区从事史前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掌握的资料细致入微，对相关考古学问题了如指掌，因而对考古分期器物演变文化关系的认识，必定胜人一筹，且是深有远见的，也一直广受认可和好评 [4]。

　　陶鬶的起源是陶鬶研究一个基本的问题。根据陶鬶形态，显然它的渊源就应该在三足器和拟形器中的那些较原始的相关器型中去寻找，追根溯源可看出陶鬶是动物造型和三足鼎立形式的结合。成型陶鬶主要是袋足三足器，形态颇似动物，研究者认为陶鬶可能是鸟形的抽象化了的陶器饮具，从实足改而成为袋足。陶鬶很显然是人们都可以清楚感觉到或者明显就能看出它是很像鸟的一种器形样式。更进一步深入地说来，它似乎蕴含了先民们的鸟崇拜的含义和意蕴，亦即带有了浓厚的信仰与崇拜及意识形态的观念。

　　这样来审视就明确可以说，成型的陶鬶最先出现在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注意我说的是成型的陶鬶），也最先盛行于大汶口文化和续盛于龙山文化的区系，之后陶鬶传播到了全国各地。当然，研究者中也有并不相同的意见和甚至相左的观点，其中有的学者就认为，陶鬶起源于长江下游地区，甚至认为大汶口文化陶鬶也是来源于此。台湾学者吕琪昌先生在《青铜爵、斝的秘密——从史前陶鬶到夏商文化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一书中，提出夏商文化特别是夏文化直接来源于良渚文化之说。这一观点，依据的就是吕先生从陶鬶研究而获得的器物演化的逻辑关系。但这里却有一个怎么也绕不过去的问题，即为什么这里并没有盛行陶鬶，为什么这里没有一个可以连续发展、能够环环相扣的系统展现？这些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观点和问题还是很值得更深入探究的。

　　在陶鬶源流的主流和支流的认定上，可能识者各有不同，但其实应该是有客观真理的标准的，另外对于一脉相承的发展与传播交流的影响，是存在区别的，如果没有搞得太清楚，可能就会产生歧义。在考古学上，类似情况也有很多。有的东西相近或相似，有可能存在某种联系，也可能关系不大。在科学研究上，资料的收集十分重要。但考古学资料又多是碎片化的，犹如盲人摸象，任何资料都如同抽样，而判定和认识的方法就可能更加重要。我们希望，提供读者一种评判的提示，就是标准肯定有客观的，但是认识却可能因人而异，各不相同。收藏界也是存在这些问题，好的收藏家眼光背后其实是学识。

　　本书作者杜晓军先生是比较倾向于前一种观点的，但杜先生在肯定海岱大汶口文化是陶鬶的始源的同时，也不否认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陶鬶可能另有其源。当然，对于这种学术上的认识，我们无需强求达成一致。但以我的认识，大汶口文化应是更接近陶鬶起源地的。道理很简单，就是大汶口文化出土陶鬶数量多，广为盛行，还有就是大汶口文化是陶鬶自成一体的一个正源就很清楚。正源毕竟才是最重要的主流的根源。我认为后一种观点提出来，主要就是因为长江下游区域见到一二比大汶口文化稍早一点的所谓异形鬹，但关键是这种异形鬹造型和后来的陶鬶明显器形不撘。而且还难说大汶口文化区域以后就不会出现可能更早一些的源头型的器形发现。

　　高、邵二位先生并没再对其他不同观点加以回应。我在一篇邵望平先生的访谈录里，读到了关于陶鬶初论的写作 [5]。邵先生认为在海岱地区，陶鬶已成为标准化石，就像黄土高原的陶鬲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半个中华大地的史前文化关系史，并昭示了其主源地位。这一点是很值得研究者们特别加以注意的。

　　杜金鹏先生在对封顶盉的研究中，认同了高、邵之说的大汶口文化是陶鬶起源地 [6]。同样明确肯定的还有张忠培先生，张先生在讨论黄河流域空三足器的兴起的论文中，清晰准确地写到：“可以肯定大汶口文化是空三足的故乡。那里的鸟形空三足器，源流清楚，地瓜鬶的渊源，尚待研究 [7]。”我这里就干脆把张先生后面的话也都录下来，或可表明大汶口文化陶鬶在这期间所起到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在空三足器传播及演化的过程中，看到人们如何在已有的空三足器的影响或启示下，改造与已有的空三足器功能相同或相近的器物，创制新的空三足器。这似乎是文化传播及演进的一具有普遍性的规则。同时，从空三足器的传播与演化的进程中，见到黄河流域诸自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之间的文化信息传递相当迅速，相互关系十分密切，以及在考古学文化的改造与演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我在《陶器鉴赏》一书中也表述了这样的意思：“陶鬶的袋足比斝或鬲的袋足出现更早，推测它在斝鬲造型中有过启发作用”。“可见古代陶器造型艺术中，许多形式往往是触类旁通，互相关联，相辅相成的，它们错综复杂地在陶器历史中演绎，发挥效应，使中国陶器文化谱出丰富而有特色的规律”。

　　陶鬶的基本功能应该是源自于壶的功能，即是水具。它与煮水、饮水的关系密切。是饮具又加支足而形成的三足（实足或袋足）则是反映了它的加温和立足的作用，许多还留下有烧痕。有学者认为它是“温器”。后来成为酒器之后也就是温酒器了。这“温器”的名称文绉绉的有点隐晦而不够直截了当。实际上简单说来，温器起初如果不温酒，那么它很显然就是如同今天的煮水器具，也就是烧开水的壶。陶器内壁厚厚的水垢水碱说明，在几千年前我国先民早就已经开始饮用开水了。杜晓军先生在书中以实物为依据，明确说出了陶鬶具有“烧开水”功用的这个认识，这是值得重视的，对此我也有同感和共识。

　　陶鬶烧开水的看法，还可从设计学原理来加以认识和验证。设计是具有一定科学规律性的，通过设计学上的原理可以理解一些造型的功能与造型设计的合理关系[8] 。设计学还有一重要理论，就是“形式追随功能”的原则。陶鬶这种煮水器是一种先进的生活方式，是讲究卫生的生活习惯，尽管可能只是在小范围的高端人群。然而有了煮水的这个传统，也就有了后世的各种相关的饮、食的文化传统，比如说后来的茶文化。

　　在中国东部从渤海、黄海到东海这个沿海的地带，考古学已经证明了其文化交流传播十分明显的现象和规律性，学者们认为这是一个文化传播带，因此其影响和交流就有很多表现，陶鬶就是其中的一个现象。在文化传播和影响的作用下，有的某种关系就或者容易混淆，或模糊了。陶鬶成为礼器是其必然。它是装盛液体流质物的器形，或水器，或酒器。成型陶鬶起初就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水壶，而是一种特殊容器，蕴含的鸟文化深意和崇拜，使它必然成为一种礼器。陶鬶与东夷文化紧密相关，东夷与鸟文化的关系甚为密切。这其中的相互关系和关联性，道理也就不言自明，很清楚明显了。

　　回来再看看杜晓军先生这本书，作者在书中收录了300多件各式陶鬶器物图片，多为民间藏品，如此大量的实物图片，不仅可以提供给收藏爱好者参考，而且同样可以成为考古等专业人士研究的实物参考资料。虽然这些器物因不是考古发掘出土品，脱离了地层和原生出土位置，成为民间流散文物，但它仍有科学价值。而面对流散的文物标本，就有需要加以鉴定甄别的必要。书中介绍的陶鬶标本，都经过杜晓军先生的细致鉴别，均为出土器物真品，足以反映本书作者对于陶器文物的鉴赏能力相当了得。如果能注明器物的尺寸等数据，应该更好，也就更增加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希望再版时可以弥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高广仁、邵望平先生在写作陶鬶论文时，依靠的是已发表的考古发掘资料，但当时的资料仍显不够。本书中的这些资料，对于今天继续深入研究陶鬶，就具有了更充分的参考价值。如今很多学者，也都注意到，可以从民间的收藏家那里鉴选标本，来丰富相关的研究。这应是一个可以拓展的路径。

　　史前陶鬶具有重要的考古学的学术价值，通过其考古学价值，又可进而阐发其历史价值。因此，陶鬶成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也很有意义的学问。陶鬶还是夏商周的一组特殊器物的一个基础，或者说带有其文化的基因。鬶与鼎、斝、鬲、爵、盉等相关的一类器物，在类型和形式上有着某种渊源因素及关系。陶鬶便是这种文化符号的一个突出代表。说到这里，读者朋友应该就理解了，陶鬶竟然有如此重要！

　　杜晓军先生的《史前文化陶鬶》一书，全书虽然只论述了一种器物——鬶，却是内容丰富，资料充实，图文并茂，很有新意。我还来做了一点补充，并真诚地推荐给读者朋友。考古学界现在非常重视公众考古的普及，而杜先生就热心做了我们该做的工作，是难能可贵的。不知不觉中写了这些文字，以此代序。

　　注释：
　　[1]杜晓军《山东史前黑陶——鉴赏与收藏》，民族出版社2014年。
　　[2] 叶茂林《陶器鉴赏》，漓江出版社1995年。
　　[3]高广仁、邵望平《史前陶鬶初论》，《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4]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生前在给邵望平的推荐中，称赞该论文“这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名作之一”，见邵望平《邵望平史学、考古学文选》，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
　　[5]邵望平、李新伟《青青子衿——邵望平先生访谈录》，《南方文物》2011年第3期。
　　[6]杜金鹏《封顶盉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7]张忠培《黄河流域空三足器的兴起》，《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
　　[8]张耀引《中国原始炊具设计的发生及初步发展》，《设计艺术研究》2012年第2卷第2期；张亚林、江岸飞《新石器时代陶器的造型设计研究》，《陶瓷学报》2014年第35卷第1期；张北霞《原始陶鬶考释》，《包装学报》2014年第6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