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杭是千年福地，这里拥有最完美的城市生态，集湿地、湖泊、溪流、平原和山地于一身，尤其在良渚遗址区内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精美玉器、石器、陶器等各类器物，这些器物与埋藏它们的遗址——良渚遗址一起所构成的丰富信息库，蕴含了中华文明起源进程的辉煌历史。

　　良渚古城遗址入选“2011-2012世界十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
 

　　良渚文化地层墙
 

　　这段历史的重现，从1936年施昕更先生发掘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算起，到今年正好80周年。回望良渚文明的80年发现史，是不断刷新固有认知的历史，改变了世界对中华文明的偏见与傲慢；回顾良渚遗址的有效保护和内在精神的阐述展示历程，则是在无凭可鉴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前行的历史，展露了中国东方文明的巨大魅力。

 

　　简而言之，良渚遗址大保护是一场集中命题的“大考”，以清晰的数字坐标“1936”为起点，伴随民族的伟大复兴来到“2016”。大考80年，余杭人交出优异答卷，探索出了一条管理与治理结合、人文与自然融合、历史与现代交融的大遗址保护新路子，良渚文明融入当代并走向更加坚定、更加强盛的未来……

　　散发中华文明之光的大遗址

 

　　良渚遗址被称为“中华文明的圣地”，距今约5300—4300年，位于杭州北郊余杭区瓶窑、良渚两个镇街范围内，保护区面积42平方公里。从上世纪30年代始，大量遗址被发现——“反山遗址”“瑶山遗址”“汇观山遗址”“莫角山遗址”等等，不断刷新着我们对良渚、对中华文明的认知。特别是从2006年良渚古城城墙的发掘，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发现，这一个10年让我们在良渚一带逐渐勾勒出了一个早期的完整的国家形态，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提供了伟大见证。

 

　　良渚遗存类型丰富，遗址格局完整，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国家起源的基本特征，代表了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稻作文明的最高成就。值得一提的是与古埃及同时期建成的具备宫殿区、内城和外城三重结构的良渚古城，占地约8平方公里，无论规模和内涵，在世界同类遗址中极为罕见，被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誉为“中华第一城”。

 

　　良渚文化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的存在，使中华文明有了一块可以与古埃及、古美索不达尼亚、古印度文明遗址并列的文明圣地。享誉世界的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勋爵认为：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琮、玉璧带有明显的象征意义，是具有共同观念的文化联合体形成的标志，很大程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复杂程度和阶级制度，已经达到了“国家”的标准，这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

 

　　国家文物局评价：“良渚遗址重大价值的不断揭示，已经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方式、途径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并将继续丰富人们对我国文明史的认识；今后应成为人们纪念、教育、观光的东方文明的圣地。”

 

　　接过文明“接力棒”的良渚后人

　　良渚博物院建筑风格简约、粗犷、厚重、大气，注重景观与自然相结合。建筑外墙采用黄洞石砌成，远远看去，犹如玉质般浑然一体。

　　

　　一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高度重视良渚遗址的保护工作。国务院把良渚遗址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文物局三次把良渚遗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浙江省委把良渚遗址申遗工作载入《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文化强省建设的决定》，设立高规格的保护机构“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制定专门的地方性保护法规——《杭州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杭州市把良渚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写进党代会报告；余杭区更是集全区之力、用非常举措保护文化遗产，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大遗址保护补偿机制，强势推动良渚遗址保护工作。

　　

　　在各方通力合作下，这些年来，良渚遗址保护工作推进有序、成效显著，逐渐摸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可持续发展的“余杭经验”“良渚模式”。这一实践经验大致上可以用三个词语来概括：画龙要“点睛”、顾此不“失彼”、与时更“俱进”。

 

　　画龙要“点睛”：学术研究是遗产保护工作活的灵魂

“北京大学良渚考古实习基地”授牌仪式
 

编辑出版良渚文化丛书

　　

　　余杭的山川草木浸润着文明的滋养，日复一日与朝露和夕霞相伴，在这片神奇而富饶的土地上，良渚文化的“薪火传人”致力于保护好中华文明的“根”。这是一盘“大棋”、一条“大龙”，要让这盘棋活起来、这条龙舞起来，以考古为先导的学术研究，是大遗址保护的基础和灵魂，脱离这一点，良渚大遗址保护就无从谈起。

　　

　　深耕文明内涵，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作为主要牵头部门，逐步建立了“一体两翼”、立体交叉的良渚学研究大格局。

 

　　所谓“一体”指的建立良渚学，学科建设的内容既包括理论研究又含有实践操作，至今已成为杭州城市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所谓“两翼”指的是良渚学研究实践的两大平台，其一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另一个平台是良渚研究院。目前，良渚遗址已六次获得“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一次获得“世界考古十大发现”，尤其是良渚古城和外围水利工程的重大发现，可谓石破天惊，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文明探源工程研究》《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等研究课题均有了可喜收获，为良渚遗址保护和遗产价值提炼提供了翔实资料。

 

　　顾此不“失彼” 保护，绝不止步于“保守”

　　

　　15年前，浙江省政府批准设立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范围242平方公里。和其它一些地方一样，大遗址保护有着“大烦恼”：如何建立起长效有力的管理体制和保护体系，如何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遗址保护的矛盾，如何营造与遗址保护要求相协调的优美环境？

　　

　　这些既关系着当地百姓的民生福祉，也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担当有为的余杭人，从不以“保护”之名固步自封，而是在实践中以创新突破为抓手，走上了一条凸显余杭智慧、极具余杭特色的，在保护中创新、在继承中发展的“共识之路”。

 

　　曾经，遗址保护“婆婆多”，通过统分结合，创新体制机制，余杭建立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框架和条抓块保，省市区、镇街、村社五级联动的保护机制。根据余杭区委区政府和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的工作要求，瓶窑、良渚两个镇街实行任务包干、网格管理，上下形成梯度传导、各司其职的指挥和执行机制，确保良渚遗址保护各项决策部署的一以贯之、一抓到底。

 

　　曾经，遗址现场盗掘和哄抢严重，通过上下衔接，完善法规配套，余杭建立健全了完善法律保障体系，推动良渚遗址保护管理走上依法治理的良性轨道。

 

　　曾经，遗址保护捉襟见肘、有心无力，通过“钱地人”统筹，余杭突破要素制约，创新设立土地出让金反哺文物保护机制，每年将远离良渚遗址保护区、最靠近杭州主城区、最具价值的26平方公里土地出让毛收入的10％用于反哺良渚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最近三年，这一机制为良渚遗址保护筹集了20多亿元资金。这些资金用于文物补偿、环境提升、搬迁安置等大遗址保护项目。

 

　　在杭州近郊的城市化前沿阵地，广达42平方公里的良渚遗址保护区得到整体性保护，遗址风貌基本没有受到冲击破坏，与上述体制机制创新密不可分。

 

　　然而，良渚后人并不满足于这样的成绩，他们说：“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发展更加需要精益求精。”

 

　　一则是：良渚遗址保护区涉及瓶窑、良渚两镇11个行政村，农户1万余户，人口约3.6万。遗址要保护、经济要发展，在天平的两端，有没有调和的可能？

 

　　余杭同样用创新创意给出答案：“有！”

 

　　以产业发展推动良渚遗址保护　，占地50余亩的良渚文化产业园项目于2010年开园，拉开了良渚遗址保护利用的序幕。

 

　　良渚文化素以琢磨精美玉器著称，曾经是中国玉文化的中心。良渚文化产业园传承这一古老历史文脉，发掘深厚的玉文化底蕴，结合创新开发模式，定位于全国性的玉器设计、加工、鉴赏、交易与收藏的场所，让沉睡数千年的良渚玉文化在21世纪重新焕发光彩，从而带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2015年以来，随着特色小镇的开发建设，玉文化产业园并入良渚梦栖小镇，原创、首创、独创和外拓为特征的“良渚精神”嫁接到创意和工业设计领域，撬动地方经济转型升级。

 

　　二则是：遗址保护与环境打造的关系，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得生态、产业环境与遗址保护相得益彰？

 

　　余杭同样用真抓实干给出答案：“有！”

 

　　老104国道部分叠压遗址本体，繁忙的车流对莫角山宫殿区形成较大综合污染，改迁！遗址区周边曾有30余家矿石厂，长年炮声隆隆，噪声、粉尘污染让遗址区满目疮痍，关停！这只是良渚遗址环境治理的一个缩影。

 

　　更大的手笔是启动建设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遗址公园内，以现有的自然生态为基础，以修复和净化为手段，大力发展最能彰显遗址特征、文化元素的产业业态，目前仅在古城遗址区就形成了近600亩的广阔“草原”，重现了历史上水丰草美、飞鸟集聚的景象。遗址公园外，注重良渚文化基因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传承导入，以文创和旅游为主要产业，发展有历史韵味、江南特色的美丽城镇。现已建成良渚玉文化产业园、良渚文化村、美丽洲公园三个特色园区。

 

　　5000年光影中，黑夜与白昼交替轮回，中华文明伴随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地球的东方折射出万丈光芒。曾经我们坠落谷底，而今奋力赶超，良渚遗址保护80年历程，同时也是中国崛起的一个缩影。实证中华文明5000年，祖先饱含深情赐予我们的这些珍贵的历史财富，保护良渚遗址、传承良渚精神，余杭人“赶考”80年，不忘初心，永远在路上。

　　

　　与时更“俱进”　良渚遗址的现代诠释和价值更新

 

　　2006年，良渚镇后杨村农户康宏果申请建房，经专家考察认定，该房址为非核心保护区，允许其建房。但康宏果的新房房基一开挖，竟然挖出了4个玉璧。康宏果马上向良渚遗址管理所报告，管理所与省考古所的专家立即赶到现场进行抢救性发掘。19座良渚文化显贵者墓葬，200多件珍贵文物，由此露出真容。

 

　　参与发掘的文保专家事后深有感触地说：“由于抢救性发掘，我们把人家的地基挖得乱七八糟，但是农户没有一点怨言，大家都非常支持良渚遗址的考古与保护工作。”

 

　　一直以来，把“文物本体保护好，周边环境整治好，经济社会发展好，人民生活改善好”是良渚大遗址保护工作的目标追求。围绕保护利用、与民共享，群众的参与感、获得感与日俱增。

 

　　和谐的保护模式、合理地展示利用遗址，是优良的文物保护群众基础的具体体现，也是良渚遗址保护在新时代语境下的现代诠释和价值更新。

 

　　杭州市和余杭区两级财政每年预算安排总计1000余万元，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大遗址保护补偿机制，对因文物保护受到损失的农民、村集体和有关企事业单位进行经济补偿。同时，通过对遗址区内相关村、社区的文物保护工作实绩量化考核，采取“以奖代补”、转移支付的方式拨付1500万元，支持他们进行美丽乡村建设、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事业改善，激发遗址保护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事实证明：只要保护工作能够为区内群众着想，群众是会支持的。

 

　　拥有五千年历史的良渚文明在许多人眼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然而良渚遗址绝不是固化的物理空间，随着传承与发展，其原创、首创、独创、外拓的精神已浸润到良渚后人的血液之中。

 

　　比方说，顺应产业发展大势，眼下余杭区按照“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理念，正在规划建设面积达110平方公里的良渚文化国家公园。良渚文化国家公园将统筹处理良渚遗址申遗保护利用的关系，按照“一轴两线三圈”的空间结构，做精良渚古城遗址遗产区、做实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区、做活良渚文化国家公园区，启动实施综合保护工程，建设良渚文化艺术走廊，把良渚遗址打造成“中华文明朝圣地、中华文化新名片”。未来，良渚文化国家公园还将与周边的大径山乡村国家公园、东明山森林公园、北湖湿地公园、良渚水乡公园一起“串珠成链”，成为展示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重要窗口，组成余杭生态文化旅游“黄金通道”，也为市民节假日休闲游玩提供更好的去处。

 

　　这些利用和展示，既接地气，又深得民心。这些年，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做好“走出去，引进来”两篇文章，文化交流丰富多彩，对外宣传异彩纷呈，良渚博物院和美丽洲公园年均游客和观众达40万人次，良渚博物院已经成为杭州城市地标性建筑和重要旅游景区，良渚遗址的知名度美誉度也不断提升。

 

　　良渚文化就这样在保护中利用，在保护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起来。通过建设良渚博物院、文化创意产业园，特别是规划建设良渚文化国家公园，通过旅游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推动发展，大遗址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与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统一起来，与城乡建设和环境改善统一起来，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统一起来，实现了保护与利用的“双赢”。（记者 商赟 金晓榕 通讯员 刘雅丽）

 

（原文刊于：《余杭晨报》2016年11月3日第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