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坚教授所著《时惟礼崇》一书，以文化系统和层次理论为指导，从技术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三个方面来解读商周青铜兵器，读来印象深刻，给人许多启发。但出版至今已经一年有余，介绍的文章却不多。笔者不揣浅陋，谈谈读书的一些收获，既是抛砖，也是嘤鸣。

 

　　一

 

　　在介绍本书之前，我想先谈谈对于徐著的整体感觉。《时惟礼崇》以及前些年出版的《暗流》一书，都是我非常喜欢的著作，透过两书，可以看到徐著的许多特点。

 

　　首先，是材料的“旧” 与角度的“新”。或许是因为作者一直在做“回访” 的研究，所用的材料并不都是新出的，或者说并不需要新材料来支撑其论点，而是着眼于以往的材料和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来审视，从而得出出人意料却合情合理的结论，例如《暗流》一书中对李济1923 年新郑之行以及新郑事件所反映出的地方学人的考古诉求，一直给笔者以启发。以本书为例，在接受澎湃记者采访时，作者提到青铜兵器研究的三部里程碑著作，正如作者所说，这些著述都被当今大多数青铜兵器研究遗忘了，这导致很多研究还在“前里程碑时代” 摸索，甚至还远远无法企及这些著述曾经达到的高度。正是对以往研究的关注与再研究，才能使其著有继承和创新， 同时也是向前辈致以敬意。另外，作者不仅仅关注“里程碑式” 的著作，同时也关注了许多“暗流”，挖掘出了不一样的学术史信息，也使中国考古学史的发展显得更为多源，对资料的挖掘在书后数十页的参考文献中可以看到。事实上，在徐书的结构中，学术史研究一直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其次，是语言风格，西方概念与中式论述结合。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一定是双向的，语言是思想的表达，但一套话语产生之后，也一定限制了思想的表达，其中的一个限制因素便是“概念”。在对国外考古学理论的学习中感觉很难的部分，一个是理论概念无法理解，另一个是理论内容在实践中无法自觉有效地运用。作者毕业于北大，又在欧美及日本有过学术交流，在资料的视野上占据优势，同时对于理论内容的传递及应用，我以为是出色的。读徐书感觉很累， 这种累，不是无法理解的累，而是看完作者的论述后恍然大悟，再对以往所学进行整合的一种累， 是一种收获的累，这是语言“中式” 的一面；提出理论是艰难的，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 理论提出是在1980 年代，而酝酿则是在二十年前，同样，对于我们通常所熟知的事物、现象进行一个规范的、理论性的表述，也是困难的。比如，一件器物从自身的器形特征到它的功能再到它在生活中的功用，可以有多个向度，这是“常识”，但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往往选择了最为简单或者说是早已展开了的向度进行阐释，这或者是因为懒于思考，但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表达方式，没有如宾福德那样分离出作为器具、标识和象征的表现。作者对西方的概念进行了“中式” 的阐释，但对国内的材料，却进行了“西式”的表达。

 

　　最后，是作者的写作态度。一本好书，不仅仅在于使读者了解作者所要论述的问题，或者使读者有要继续研究的冲动，更在于使读者掌握了一种角度和方法，从而对自己的研究领域有了继续深入的阶梯。对学术史的回溯、对前辈学人研究成果的吸纳、对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学人成果的关照，这便是作者的一个态度。任何事情可能都有其规律和通则，但也总有特例， 特例的存在不妨害通则的提出， 反而使我们研究特例存在的背景。相比于先提出一个论点，再找支持的论据，甚至只片面搜集支持论点的材料而自觉忽略特例，或者对特例只是简单罗列、用“ 比例” 进行剔除，我以为对材料进行全面分析，对规律进行概括而对特例进行深究，是较为可取的办法，这也是作者的一个态度。徐书结构清晰，方法明确而思考逐步深入，每一章都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对于材料的使用也仅仅是取其主干，很少枝节的啰嗦叙述，在同样的篇幅之中，内容丰富层次清楚，这也是作者的态度。“我预期大部分读者都熟知器物学和考古学型式分析，我需要把他们熟悉和不熟悉的材料整合起来，需要把他们熟悉和不熟悉的术语和表达方式整合起来，需要顾后——重新发现被人遗忘的里程碑，更需要瞻前——将新考古学和后过程主义考古学以可操作的方式引介进来。”致力于材料积累的人是可敬的，而致力于范式创新的人是超前的，这也是作者的态度。

（《时惟礼崇》，徐坚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10 月出版，定价65元）
 

　　二

 

　　《时惟礼崇》一书，由李伯谦先生作序，加上引论共有五章，另有一篇《继续前行》（代跋）。

 

　　徐书的绪论或者是引论部分，往往是很精彩、引人入胜而又需要细细思考的部分，这一部分往往包含着作者思考的出发点、问题意识以及理论指导。同时，对考古学史、考古学理论以及艺术史研究的熟稔，使得绪论这一有着很大自我发挥空间的部分极具可读性和耐读性。对于本书的引论部分，可以从学术史回顾和理论研究两个部分进行介绍。

 

　　对于学术史的回顾，一直是徐坚的强项。作者指出，“当下的考古学研究并不仅仅建立在不断积累的材料和不断更新的理论和方法基础之上，也与学术史嬗变密切相关。” 在这方面，作者照应《暗流》一书，指出学术史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以《神祇、陵墓与学者》为代表的发现史、以《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为代表的线性发展史和以《美洲考古学史》为代表的依据“范式” 观念建构的考古学史。作者采纳“范式” 和“危机” 的互动关系，将青铜兵器的研究史划分为金石学范式、古器物学范式、早期考古学范式以及新中国之后对青铜兵器的研究，同时也回顾了欧美以及日本在青铜兵器主题上所采用的研究范式。对多元传统的讨论，作者指出了范式与材料之间的割裂局面，“在大多数情况下，传统公私收藏的整理不可避免地征引出土范例，但是考古学研究却基本忽略了已经纳入各家收藏的兵器样本，原本统一的青铜兵器材料整体可能因为学术传统分野而分隔成不同的范畴。” 同时，“范式” 的运用，使我们得以明晰青铜兵器研究的不同阶段，作者所作《发现甲骨》一文，在评说“公案” 之外，也是运用范式研究从而发现了一个“ 前甲骨学” 的时代。

 

　　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言，上古中国的青铜是一种政治性资源。既然是作为一种政治性资源，青铜中的兵器或许也并不能仅仅就是兵器。作者在提出问题的时候，有两个关键词：“二分法”，我们常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长久以来将青铜礼器和兵器分别对应祀与戎，这种“二分法” 导致了我们对青铜兵器的理解，仅仅是作为实用的武器；“蒙特柳斯式类型学”，其中又包含了“ 功能主义认知” 和“社会进化主义模式”，前者是我们对“剥夺了非实用功能” 的兵器的认知，而后者则是对青铜兵器形式分析的阐释理论。作者试图梳理出青铜兵器的礼制线索，一方面，使我们认识到应打破绝对的“二分” 现象，将原本属于兵器的“非实用功能” 还给兵器；另一方面，作者试图从兵器的形式演变上找出“非实用” 的部分，同时又结合组合与埋藏情境，解读出“礼制情境” （墓葬） 中兵器承担的部分。柴尔德的一句话或可帮助我们理解“形式演变中的非实用部分” —— “功能性工具的形态主要受到实用功能实现方式的制约，在工具价值得以实现的情况下，器物形态可能在较长的时间段内保持相对稳定。”

 

　　针对以上的反思， 作者运用了“物质文化研究法”，其中有“情境”的概念， 又有“ 考古学系统” 的理论。这一部分信息量巨大，就笔者的简单理解，就是在不同的情境下，分离出青铜兵器不同的研究向度，或可分为技术和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精神和意识形态层面。而后的章节，就此展开。

 

　　第一章是青铜兵器的形式分析。这一章是对蒙特柳斯式类型学的反思，是从器物的形式分析上找出非实用的部分。在这一章中， 作者对铜戈、铜矛、铜铍、铜戟、斧钺类、短剑、铜刀、矢镞、盾、胄、甲等器物进行了形式上的分析。其中有两个方面需注意，第一个方面是作者对“渐进式” 的反思，另一个方面，是作者将公私收藏纳入到讨论的范围，从而打破原来“割裂” 的局面。

 

　　第二章是在墓葬情境中对兵器整体的分析，是社会层面上的。在第二章的情景分析基础之上，作者在第三章进一步探讨青铜兵器精神层面的意义，而此种探讨存在着精神与物质无法一一对应、难以跨文化理解和缺乏书写文本的困难。

 

　　在第四章中作者考察了与铜兵器并行的玉质兵器线索，其表达更为复杂。在“金石之缘” 一节中，作者总结青铜兵器与玉质兵器之间双向、复杂和动态的关系。文末对“青铜工业的社会价值” 的论述非常精彩，指出“青铜时代的本质特点是复杂社会等级结构的搭建和巩固，而不是以特定的技术为标志。” 那在复杂社会等级结构搭建以前或者初期，青铜技术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既然玉器在支撑这种复杂社会上存在先天的不足，那在区域性小国中玉器的地位是如何实现的？这都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三

 

　　作者在文后表达了一种犹豫，“本书真的有充分的写作必要性吗？” 笔者试从此出发，提一点体会。

 

　　作者的犹豫或许在于，本书提供的只是一种方法和角度，一种思考，并没有提出像“鼎簋” 制度那样虽不整饬但可以直接看到和运用的结论，随葬青铜兵器在社会区分上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语言体系，在同一墓葬中，也很难用等级的方式表述青铜兵器的随葬特征。本书提出的种种设想和观察，都有不同的特例存在，而且不论是青铜兵器的形式分析，还是基于墓葬的情景分析、文化归属表达和性别认知，都有或多或少的学者进行了研究。但我认为， 一种方法与理论的“自觉”，是我们所缺少的，而且“本书所代表的路径和取向具有超出青铜兵器个案的价值”。

 

　　裘利斯· 布劳恩定义物质文化研究为“ 通过研究物质理解文化，揭示特定时代、特定社区和社会的信仰—— 价值、观念、态度和预设”。作者在第一章进行形式分析的时候“ 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涉及功能性使用， 功能性区分体系下的层级式结构也转而按照大体平行的方式逐项展开。” 在这里，作者拆开了“兵器” 系统的层级分类，又舍弃了功能性使用， 当然这和作者的主题是一致的。不过在现在， 从最初的类型学分析跳到精神层面的研究，中间的一环， 我却认为是对“ 生活” 的研究、对“ 功用” 的研究、对“ 群体” 的研究， 现在多学科的介入正是从多种维度上来复原古人的生活， 但这种复原还是没有达到成像的地步。作者脱离“ 系统” 的研究， 许多问题便不得不放弃讨论， 比如一些兵器的产生与消亡或者仪仗化（铜戟），也无法从功能上解释一些兵器的形制原因， 比如绑缚方式的异同、车马坑中铜戈的出土。又比如在讨论郭家庄M160 时，发现随葬青铜兵器中锡含量甚少的现象， 不管认为其是明器化趋势导致， 抑或是增加数量以体现等级，这都离不开对当时青铜获取以及使用方式的认识。

 

　　站在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角度、借用作者的观点来看，作者建构“意义” 所运用的材料，包括考古发掘的材料以及劫后的材料， 都是不完整的，后者是随机的、残缺的，前者是局部的、且经过了作者的取舍。

 

　　《时惟礼崇》一书，理论的运用是自觉的，方法与视角是独特的，而信息量也是非常大的，需要细细体会。作者本人，近年来论著、译著颇丰，希望再出新著，继续拜读。另外，本书中有没有校对之处，如第1 页等处所引Steven Lubar 的论文集应为《Histo⁃ry from Things》，第91 页二里头文化的地点应为“圪垱头”，第123 页开头所描述应为“戈尖” 而非“戈实”，第133 页断句应为“收藏了铭文相同的铜戈一，但铭文布局略有不同” 等，希望再版时能作更正。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2月21日6版）

（责编：李来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