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沉船位于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海域，是《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所绘航路的群山列岛处。沉船发现于1975年5月，自翌年10月开始，至1984年9月，韩国文化财管理局先后共进行了10次大规模的发掘，历时九年，出水了沉船遗骸及大量文物。

 

　　经发掘，该沉船船体残长约28、宽约6.8米，船艏向西北方向323°，水深约20米，船身向右倾斜约15°，船体由7个舱壁分成8个舱，上部腐朽，下部埋藏在海泥之下，保存较好。经过发掘，共出水船体构件455块，其中残存外壳板17块，板与板之间铠张法连接，桅座两个，龙骨断面为方形，由船艉、中部和船艏三部分组成，前后龙骨和中央龙骨结合处分别嵌入白铜镜和铜钱，前部结合处的垂直向断面有较浅的圆孔，其内放置雕花白铜圆镜，孔口用木塞封盖，船艉部分的龙骨结合处凿有9孔，其中7个孔内各塞入一枚“太平通宝”，并用木盖封盖。该沉船与泉州后渚沉船船体型线相似，龙骨的构造和链接方式与蓬莱元代沉船一致，其曲线型龙骨和龙骨上的“宝寿孔”构造与福建造船传统相符，俗称“七星伴明月”。隔舱壁、舱壁肋骨的构造和装配与中国木船建造技术一致，一般认为该船是建造于福建的福船船型。

 

　　沉船发掘出水大量文物，主要有铜钱、陶瓷器、金属器、石材、墨书木简、紫檀木、香料、药材、胡椒和果核等等。其中，数量最多的为铜钱，达28吨，皆为中国铸造，年代包括唐、北宋、南宋、辽、金、西夏、元，最晚为元代“至大通宝”。出水了20691件陶瓷器，仅7件高丽青瓷和2件日本濑户窑釉陶，其余皆为中国陶瓷器，以龙泉窑青瓷器居多，约占60%，达12377件，器形有盘、碗、香炉、瓶、罐、执壶、高足杯、匜、盆、盏托等，皆为元代流行造型；另外景德镇窑白瓷和青白瓷共5311件，约占26%；黑褐釉瓷器共509件，约占2.4%。这些陶瓷器的产地，几乎涵盖了当时各地代表性窑场，涵盖了浙江、江西、福建、江苏、广东、河北等，尤以南方窑口居多。出水金属遗物729件，有瓶、香炉、灯盏等配套的宗教文物和锁、铜镜、炊具等日常生活用品。新安沉船还出水了墨书木简364支，应为沉船的货物标签，其中一件墨书有“至治三年”（1323年），为判别沉船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木简墨书铭文还有“东福寺”“钓寂庵”“答琦宫”等日本寺社名，“东已三郎”“七今二郎”“卫门次郎”“本七今二郎”“协冲二郎”“又三郎”等日本人名，还有“纲司”等字样。另外，还出水石材43件，紫檀木1017根，以及大量的香料、药材、胡椒和果核等。根据出水文物的特征、墨书文字，并结合文献，初步推断新安沉船应该是元至治三年从庆元港（宁波港）出发的，前往日本博多港进行贸易的海船。

　　中朝隔水相望，中日一衣带水，天然的地理优势，很早便形成了东北亚地区的海上交通航路网络，并依托这一网络进行商贸往来和政治、文化交流，学界或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与中国东南沿海通往东南亚、印度洋的“南海航线”相得益彰。新安沉船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的见证。

 

　　古代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共同组成东北亚海上贸易圈，其海上交流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据研究，中国南方的稻作农业就经海、陆两路传入日本和朝鲜。据学者们的研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东北亚海上航线形成了以下几条航路：

 

　　（1）登州道：形成于秦汉之际，北宋之前为主要航线，这是最早通往朝鲜、日本的海上航线，文献记载较多。最初的航线是登州（今蓬莱）出发，沿长山列岛渡渤海海峡，沿辽东半岛南海岸抵达朝鲜半岛，沿朝鲜半岛海岸线南下，穿过对马海峡，最终到达日本列岛的北部。这条路称为北路航线，又称北路北线。

 

　　（2）黄海航线：形成于5世纪左右，受高句丽称雄辽东影响，从山东半岛的登州、密州、莱州等地横跨黄海，直达朝鲜半岛西海岸。“至六朝及宋，（倭人）则多从南道，浮海入贡及通互市之类，而不自北方，则以辽东非中国土地故也。”

 

　　（3）明州道：本航线以宁波港（明州港、庆元港）为始发港，分南北两条：北线形成于秦汉，至隋唐时期成为中、日、朝之间的主要航道，由东南沿海直接横渡东海，抵达朝鲜和日本；南线起于8世纪初，从江南的扬州、盐城、明州发帆，横渡东海南部至奄美群岛、逐岛北上至九州，为“南路南线”，即东海航路史上著名的“南岛航线”。

 

　　唐宋以来，随着北方少数民族势力的崛起和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明州逐渐代替登州成为中朝、中日海上交通的主要港口。南宋定都临安后，“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藩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即明州）得受而遣焉”。

 

　　元朝政府实行了比南宋王朝更加积极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虽然忽必烈两征日本均以失败而告终，中日官方的往来近乎绝迹，然而民间贸易却异常繁荣。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 年）取得江南之后，即于泉州、庆元（宁波）、上海、澉浦设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又先后于温州、杭州、广州设市舶司，总数达7处。大德以后，集中到庆元、泉州、广州。元朝统治者不但允许外国人“往来互市，各取所欲”，还要求各市舶司“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其中，庆元港作为元朝三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几乎包揽了对日本、朝鲜贸易，成为最为重要的贸易口岸，其主要航线为明州道。每年五六月间，利用西南季风，从庆元出发北上，前往博多港；返程多在来年三四月间，乘东北季风南下。大运河将国内各种货物源源不断运往庆元，在此装船，沿海上丝绸之路运往朝鲜、日本，乃至东南亚等地，同时也把国外货物运回贩卖。新安沉船中发现了两件“使司帅府公用”铭文盘和一件“庆元”铭青铜权，权身两面分刻“庆元”、“庚申年”，为新安沉船的始发港提供了参考依据。1978 年，在宁波东门口码头遗址发掘一艘古船，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龙泉窑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等，与新安沉船中所见的瓷器品种组合相似，也从侧面说明了新安沉船与庆元港的密切关系。新安沉船出水墨书木简铭文包括“东福寺”“钓寂庵”“答琦宫”等日本寺社名，应为货主。东福寺建于1236年，是京都最大的临济宗禅寺；钓寂庵建于1242年，为博多承天寺的塔头，而成天寺又为东福寺的末寺；答琦宫建于921年，是福冈市东区箱崎的八幡神社，可见博多是新安船的目的地之一。新安沉船出水的1000多根紫檀木，其产地在东南亚或印度尼西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与南海航线的联系。

 

　　新安沉船出水文物品类繁多，精彩纷呈，以考古实物的形式展示了元代东北亚海上贸易的真实面貌，对研究宋元时期东北亚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6月30日4版）

责编：李来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