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考古学家希安·琼斯的《族属的考古》中文版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的支持下已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英文版问世迄今刚好20年，正如琼斯教授在中文版序中所言，由于获取本书的难易和语言隔阂，以及各国考古学传统的特点和对新理论和新方法接纳程度的不同，从考古学文化来分辨过去族群在世界许多地方依然故我，特别是那些拥有悠久文献的国家。

 

　　从考古学文化分辨过去的族群也是长期困扰我国学界的问题。由于我国考古学缺乏人类学理论的支撑，给透物见人的操作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这本书全面回顾了文化与族群考古推理的历史渊源以及社会和范式变化带来的新认识，特别是对古今族群身份和物质文化与族属关系的民族学考察，对我们启发很大。

 

　　考古学这门学科从诞生伊始，就被用来寻根，将国家和民族上溯到某个想象的最初源头。在20 世纪初欧洲民族主义大背景下诞生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用考古学文化单位来分辨过去的人群或族群，或将某种器物或纪念物赋予某种身份成为研究的核心。这种方法最初由德国考古学家科西纳首创，来后被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发扬光大，成为20 世纪上半叶世界各国考古学研究的主要范式。柴尔德说，文化是一种社会遗产，它对应于享有共同传统、文化机构和生活习俗的一批社群。考古学将一种文化对应该族群，就可望建立起一部欧洲的民族史。

 

　　从方法论而言，将文化对应特定的族群是基于一种文化规范的预判。柴尔德说，代复一代，人们遵循社会的规训，他们成千上万次生产并复制社会认可的标准类型。一种考古学类型指的就是它。根据这一设定，考古学家可以根据相似即相近的原理，在器物类型与特定族群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于是通过鉴定文化特征就能分辨过去的人群。文化特征的渐变被看作是文化内部规范的历时变化，而大规模或突然的变化被归因于传播迁移或异族入侵等外来影响。

 

　　考古学文化的这种规范性概念在1960 年代受到了新考古学的批评，认为除了族群的思想规范之外，考古材料的分布还可能反映了各种不同的活动。宾福德与博尔德有关莫斯特文化的争论就凸显了文化在形制与功能解释上的抵牾。宾福德说，文化未必是共享的， 而是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的。文化系统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在不同地点从事不同任务的个体和社会单位的整合。因此，文化并不是思想规范产品的集合体，而是一种整合的行为系统。该系统是由不同的亚系统如技术经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所组成，而考古遗存应当被看作是这种不同亚系统运转过程的产物。从考古学的功能观来分析考古材料，人类的文化具有一种适应机制。在普遍侧重聚落生计的考古学探索中，考古学文化已经很少用来分辨族属，而是作为一种描述和分类单位被保留下来。而伦福儒等一些过程考古学家认为，考古学文化和类型学研究对于过程论分析还是一种必要的基本条件。

 

　　与新考古学发展相伴的民族考古研究，对于了解物质文化、族群边界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带来极具启发的洞见。大量田野调查发现，族群之间的文化、语言和政治边界并不重合。而且，由各族群所认定的族群边界无法根据语言、文化、政治单位和区域不连续性的客观标准来加以分辨。相反，族群的边界是不同族群之间互动的产物，是“我们”与“他者”之间的一种对立。比如，在摩尔曼对泰国北部泐族的研究中发现，泐族与其邻居共享许多物质文化和语言上的特征，而他们自己认为是泐族的族属特征也会因地而异。在对缅甸克钦人和掸族人的研究中，利奇指出，没有理由认为，社会系统的主要边界总是和文化边界重合，两个不同文化的族群未必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系统。而巴斯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帕坦人研究发现，尽管该族群内部的社会和文化存在很大差别，但是他们都根据社会关系的几个关键方面自认为属于同一族群。

 

　　1960 年代晚期和1970 年代初，这类研究的民族志解释被加以综合，形成了族属研究的新理论，并体现在巴斯的《族群与边界》一书之中。巴斯批评了族属=语言=文化的传统认识，指出这三个方面的边界并无一一对应的关系。这三个领域的边界是社群互动而非社会和地理隔离的产物。而且，族群身份是流动的，它会因个人自我认同的变化或跨界的流动而发生变化。现在，这些观点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科学族属理论的主流。族群身份基本被认为是个人在较大群体中，基于文化差异、共同渊源和非吾族类判断所采取的自我归属。因此，族属被看作是一种“自我定义系统”，而从认知范畴来研究族群的身份认同在学术界蔚然成风。

 

　　1970 年代晚期和1980 年代初，社会人类学的进展在两个方面影响到了考古学研究。第一方面是研究物质文化与族群的象征性。比如霍德在肯尼亚巴林戈湖地区的民族考古学调查发现，文化与族群的异同之间很少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与族属象征性相关的物质文化种类依不同族群而异，而体现族群边界的只是少量的一些物质文化，而其他物质文化都跨越族群边界而被不同社群所分享。第二方面是关注族属在构建经济和政治关系上的作用。霍德的观察发现，族群边界的维持与对资源的控制有关。

 

　　过去几十年里，一些西方考古学家开始挑战以分界、分区和铁板一块为基础的族属构建。他们声称，族属构建是一种因势而变和动态的过程。在社会互动的不同背景里会有各种形式。物质文化被用来进行身份构建，同时又被用来传递族属异同的信息。因此，从人类学角度，不可能设想物质文化类型与特定身份认同之间会存在固定的对应关系。在不同的社会背景里，与族群身份相关的物质文化会呈现一种相互重叠和复杂的网络结构。这方面认识的进展颠覆了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几个设想：（1） 文化与族群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2） 文化是分界的同质性实体；（3） 族属与地域上清楚分布的社群身份相关。

 

　　族属与物质文化之间这种变化多端和难以把握的关系，以及对人类学有关族属新理论的了解，使得许多考古学家对族属研究产生了怀疑，认为从考古学文化来研究族群身份似乎是一个不适当或难以企及的目标。希安·琼斯认为，考古学面临的挑战是要探索更为严谨的分析和阐释方法来思考文化与族群之间的关系，避免将一种想当然的认识强加给过去。对于考古学的族属分析来说，了解过去文化背景的各种材料十分重要，特别有必要观察人群之间的社会互动以及物质文化与象征能力分布的方式。此外，对过去社会结构的了解也很重要，因为族属既被认为是互动和交流的动态构建，也是社会结构的一个方面，它们在不同社会里会在不同层次以不同形式被制度化。

（《族属的考古》，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定价68元）
 

　　考古学研究领域变化迅速且手段日趋多样，探索文化与身份的新问题和新方法与传统考古学专注于风格和分界的视角十分不同。对物质文化如陶片成分和残渍分析，可以为史前器物的生产、使用和消费的各种实践提供洞见，并提供不同时空里身份认同的不同认知与表现。关注不同器物形制与纪念物风格在其生命周期中与过去身份构建和权力合法化的关系，能够有助于考古学家分辨社会复杂化过程中社会内部等级分层以及与外部政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考古学族属研究的一项新发展是在构建现代身份中的作用。民族主义对考古学有深远的影响，文化是个人存在的象征，也是民族象征性的表现。于是民族文化便是维系所有成员的纽带。历史、地点和人群以独有和铁板一块的形式融合在一起，以强化今天民族身份的认同。这种方法在世界各国的政治、政策、管理实践、立法、遗产管理和教育中都有表现。而在这样一种背景中，考古学往往被要求提供一种静态的参照系，如博物馆通史陈列中的那种叙述。比如，加拿大魁北克市的皇家广场通过法律被保护和圈禁起来，成了时间停滞的博物馆，用作该省法裔移民民族主义的象征。南非的大津巴布韦遗址也以相同的静态历史复原，将其具体化为本国的遗产和象征，并排除了与其相伴的其他族群的信仰和实践。

 

　　古代族群的重建与今天特定民族身份话语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关系，使得考古学家对历史和民族历史的重建不只取决于考古学理论方法、概念和阐释，而且也是各国自身社会-历史背景的产物。琼斯指出，我们应该承认，过去并没有远逝，考古遗产仍然与今天潜在和多样的身份构建相伴，这使得许多国家的考古学家能够与现代社群之间建立一种动态的的关系。

 

　　从考古学文化来重建古代族属一直是我国考古学研究极为关注的方面，除了从“相似即相近”的类型学原理来作为判断依据，学者们缺少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思考物质与身份认同的关系用。因此，《族属的考古》一书的出版可望弥补这一方面的重大缺憾，以便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一推理所要注意的复杂背景。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7月11日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