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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谦:重启对古书的反思

发布时间:2018-05-02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李伯谦
  2008年,一批战国竹简由清华大学校友购归,入藏清华大学,称为“清华简”。经清理统计,总数是2500枚,内容多为历史典籍。其数量之多、保存之好、内容之重要,在历来出土竹简中罕有其匹。从发现至今,己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囯竹简》七册,在世界学术界引起轰动,也形成了不少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杜勇教授在多篇单论基础上写成的《清华简与古史探赜》(科学出版社2018年3月版)一书,体现了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我的专业是商周考古,并不专门研究简帛文字,但因和作者相识多年,有幸先睹为快,成就了一个学习清华简的绝好机会。断断续续用半年多时间读完书稿,收益颇多,现将体会一一写出,与大家分享。

  由表及里  去伪存真

  除绪论和结语外,全书共分三编十二章。从绪论可以看出,该书虽是散列论文的集录,实际上却贯穿一条主线,即从竹简内容的辨伪入手,在解决了可信度基础上再一一展开对具体所记历史内容的考证寻绎,从中提炼出上古史上一个个真实可信的历史“实际”。清华简是战国中期传写的作品,这已由学者们的研究和碳14测定结果得到肯定。但多篇竹简所记西周尤其是周初的内容是否当时确是如此?在长达数百年的传抄过程中,难免有漏记、缺失、删改、增补、改写等,不敢保证一仍其旧确为当时实录。作者明确提出:“不能因为清华简是出土文献,就认为它所记录的一切都可信为真。其实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一样,其真实程度和史料价值如何也是需要认真加以鉴别的……如果认为凡出土文献其史料价值都高于传世文献,可以照单全收,或者遇到史事与传世文献相异或矛盾之处,即以出土文献为依归,这都不是科学的态度……显然,要使出土文献真正成为研究上古文明的珍贵史料,由表及里、去伪存真、考而后信的探索过程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

  上编即辨伪篇,共分四章,以辨伪为宗旨研究了清华简《尹诰》《说命》《耆夜》《保训》等篇。第一章分析了《尹诰》与《咸有一德》的关系,提出《咸有一德》在《书序》和《殷本纪》中所列次第,充分说明本篇为伊尹诰汤之文,此与清华简《尹诰》的内容若合符契,构成二者同为一篇文献的二重证据,同时也说明今传孔传本《尚书》以《咸有一德》为伊尹诰太甲之书必为伪作。同时,还借此梳理了“清人《咸有一德》辨伪的学术理路”,给学术研究中如何做好“辨伪”以启迪。第二章分析《说命》即《傅说之命》,确认清华简《说命》即先秦两汉文献提及的古本《说命》,与今传孔传本《古文尚书》之《说命》有本质差别。这一论断的得出固然重要,但作者由《尹诰》到《说命》的辨伪过程及由此提出的“清华简重启对古书的反思”,同样值得大家重视。第三章从《耆夜》的纪年方式和内容考证论定,清华简《耆夜》并不是一篇真实记述史实的古文献,而是战囯时期楚地士人虚拟的一篇诗教之文。第四章通过对《保训》的语言特征、阴阳观念、中道思想的分析,认为其并不是史官实录的真正的周文王遗言,而是战国前期假借文王名义的托古言事之作。

  征史稽古  考而后信

  中编是征史篇,重点研究《厚父》《皇门》《祭公》《芮良夫毖》所反映的西周政治史,多有真知灼见。如对《厚父》,考证简文中“王若曰”之王既非夏王,亦非商王,而是西周武王。又如,从遣词造句、语言特征考证《皇门》是“周公东征返朝后,将处理朝政的重点转向封藩建卫、制礼作乐、营洛迁殷等治国要务时发布的一篇重要诰辞”;从文献记述、考古发现、铜器铭文和楚简文字多方面结合研究,强调周制五门说虽流行近两千年,实则缺乏根据,不可盲从。再如,通过十个例证与金文互校说明《祭公》篇不是后世托古之作,而是西周中晚期史官整理成篇的古文献;并就简文所涉三公之制提出新说,认为三公是天子辅弼大臣的通称,不以三人为限,三公诸臣通常有一人为首席执政大臣,三公合议制具有民主执政色彩。而对《芮良夫毖》,则通过简文《芮良夫毖》 与《诗经·桑柔》五个方面的比较,提出两者艺术水准高下悬殊,《桑柔》出自王朝卿士芮良夫手笔没有疑义,但《芮良夫毖》的作者并非芮良夫,而是在后来流传过程中被附会成芮良夫的作品。至于厉王对犬戎、淮夷的战争和“周厉王好专利”等问题,书中均有深入分析。

  下编为稽古篇,意在通过对清华简《尹至》《尹诰》《赤鹄之集汤之屋》《程寤》《金縢》《楚居》等篇内容的辩证分析,发掘其中可以说明古史真相的材料。作者对以往有关伊尹的种种传说加以分析,提出“伊尹既非有莘氏人,亦非庖厨出身的媵奴,而是与王族同姓的殷氏支族——伊氏首领”,“为灭夏兴殷大业作出了杰出贡献”,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功臣的论断。书中认为《程窹》并非出自先周或周初史官之手,很可能是数百年后战国时期的作品。篇中涉及“所谓文王受命,既非受殷王嗣立之命,亦非受封西伯之命,而是受皇天上帝之命以取代殷人对天下的统治。文王受命、称王、改元三位一体,奏响了东进伐商的序曲”。另外,在肯定“《金縢》的制作年代当在周室东迁之后,而不晚于孔子之前的春秋之中世”的前提下,作者对武王开国在位年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至于《楚居》,则认为其反映了楚人源于中原,后迁丹阳,立国江汉的史实。

  互证互校  综合考量

  以上不嫌辞费把阅读该书的体会一一写出,既是我读后的汇报,也是想借此机会告诉读者能从中学习到什么、受到哪些启发。

  首先,需要在认识上走出一个误区,不能认为出土的就是可信的,“其真实程度和史料价值如何也是需要认真加以鉴别的”,对传世文献如此,对出土文献也应如此。我们在做夏商周断代工程时形成的一个共识就是要对文献做可信性研究,不能轻易拿来就用。该书正是如此,各篇均是先考订其流传经过和年代,然后再判断其内容的真实程度而决定如何采用,这就奠定了所作论断的可信性和真实性基础。其次,要将出土文献、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进行互证互校研究,以求其原真面貌。这在该书各篇中几乎都可找到佳例,此处不赘。最后,要将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密切结合,进行综合研究。作者对商周青铜器及铭文素有研究,2002年曾出版《金文断代方法探微》一书,可见其对金文熟稔程度。该书大量引用青铜器铭文以证其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中国考古学》各卷,更是作者时常参阅的著作。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出土文献、传世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关系,作出的论断才具有更大的可信性、说服力,为广大研究者和读者所认可。

  当然,由于掌握材料的多寡不同、看问题所持的角度有别、运用的方法存在差异,不同学者对同一个问题研究的结论也不会完全一样,诸如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周厉王的评价问题等,我尊重作者的观点,但也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可以继续研究、讨论的。(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4月26日第7版)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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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李伯谦:重启对古书的反思

发布时间:2018-05-02

  2008年,一批战国竹简由清华大学校友购归,入藏清华大学,称为“清华简”。经清理统计,总数是2500枚,内容多为历史典籍。其数量之多、保存之好、内容之重要,在历来出土竹简中罕有其匹。从发现至今,己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囯竹简》七册,在世界学术界引起轰动,也形成了不少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杜勇教授在多篇单论基础上写成的《清华简与古史探赜》(科学出版社2018年3月版)一书,体现了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我的专业是商周考古,并不专门研究简帛文字,但因和作者相识多年,有幸先睹为快,成就了一个学习清华简的绝好机会。断断续续用半年多时间读完书稿,收益颇多,现将体会一一写出,与大家分享。

  由表及里  去伪存真

  除绪论和结语外,全书共分三编十二章。从绪论可以看出,该书虽是散列论文的集录,实际上却贯穿一条主线,即从竹简内容的辨伪入手,在解决了可信度基础上再一一展开对具体所记历史内容的考证寻绎,从中提炼出上古史上一个个真实可信的历史“实际”。清华简是战国中期传写的作品,这已由学者们的研究和碳14测定结果得到肯定。但多篇竹简所记西周尤其是周初的内容是否当时确是如此?在长达数百年的传抄过程中,难免有漏记、缺失、删改、增补、改写等,不敢保证一仍其旧确为当时实录。作者明确提出:“不能因为清华简是出土文献,就认为它所记录的一切都可信为真。其实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一样,其真实程度和史料价值如何也是需要认真加以鉴别的……如果认为凡出土文献其史料价值都高于传世文献,可以照单全收,或者遇到史事与传世文献相异或矛盾之处,即以出土文献为依归,这都不是科学的态度……显然,要使出土文献真正成为研究上古文明的珍贵史料,由表及里、去伪存真、考而后信的探索过程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

  上编即辨伪篇,共分四章,以辨伪为宗旨研究了清华简《尹诰》《说命》《耆夜》《保训》等篇。第一章分析了《尹诰》与《咸有一德》的关系,提出《咸有一德》在《书序》和《殷本纪》中所列次第,充分说明本篇为伊尹诰汤之文,此与清华简《尹诰》的内容若合符契,构成二者同为一篇文献的二重证据,同时也说明今传孔传本《尚书》以《咸有一德》为伊尹诰太甲之书必为伪作。同时,还借此梳理了“清人《咸有一德》辨伪的学术理路”,给学术研究中如何做好“辨伪”以启迪。第二章分析《说命》即《傅说之命》,确认清华简《说命》即先秦两汉文献提及的古本《说命》,与今传孔传本《古文尚书》之《说命》有本质差别。这一论断的得出固然重要,但作者由《尹诰》到《说命》的辨伪过程及由此提出的“清华简重启对古书的反思”,同样值得大家重视。第三章从《耆夜》的纪年方式和内容考证论定,清华简《耆夜》并不是一篇真实记述史实的古文献,而是战囯时期楚地士人虚拟的一篇诗教之文。第四章通过对《保训》的语言特征、阴阳观念、中道思想的分析,认为其并不是史官实录的真正的周文王遗言,而是战国前期假借文王名义的托古言事之作。

  征史稽古  考而后信

  中编是征史篇,重点研究《厚父》《皇门》《祭公》《芮良夫毖》所反映的西周政治史,多有真知灼见。如对《厚父》,考证简文中“王若曰”之王既非夏王,亦非商王,而是西周武王。又如,从遣词造句、语言特征考证《皇门》是“周公东征返朝后,将处理朝政的重点转向封藩建卫、制礼作乐、营洛迁殷等治国要务时发布的一篇重要诰辞”;从文献记述、考古发现、铜器铭文和楚简文字多方面结合研究,强调周制五门说虽流行近两千年,实则缺乏根据,不可盲从。再如,通过十个例证与金文互校说明《祭公》篇不是后世托古之作,而是西周中晚期史官整理成篇的古文献;并就简文所涉三公之制提出新说,认为三公是天子辅弼大臣的通称,不以三人为限,三公诸臣通常有一人为首席执政大臣,三公合议制具有民主执政色彩。而对《芮良夫毖》,则通过简文《芮良夫毖》 与《诗经·桑柔》五个方面的比较,提出两者艺术水准高下悬殊,《桑柔》出自王朝卿士芮良夫手笔没有疑义,但《芮良夫毖》的作者并非芮良夫,而是在后来流传过程中被附会成芮良夫的作品。至于厉王对犬戎、淮夷的战争和“周厉王好专利”等问题,书中均有深入分析。

  下编为稽古篇,意在通过对清华简《尹至》《尹诰》《赤鹄之集汤之屋》《程寤》《金縢》《楚居》等篇内容的辩证分析,发掘其中可以说明古史真相的材料。作者对以往有关伊尹的种种传说加以分析,提出“伊尹既非有莘氏人,亦非庖厨出身的媵奴,而是与王族同姓的殷氏支族——伊氏首领”,“为灭夏兴殷大业作出了杰出贡献”,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功臣的论断。书中认为《程窹》并非出自先周或周初史官之手,很可能是数百年后战国时期的作品。篇中涉及“所谓文王受命,既非受殷王嗣立之命,亦非受封西伯之命,而是受皇天上帝之命以取代殷人对天下的统治。文王受命、称王、改元三位一体,奏响了东进伐商的序曲”。另外,在肯定“《金縢》的制作年代当在周室东迁之后,而不晚于孔子之前的春秋之中世”的前提下,作者对武王开国在位年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至于《楚居》,则认为其反映了楚人源于中原,后迁丹阳,立国江汉的史实。

  互证互校  综合考量

  以上不嫌辞费把阅读该书的体会一一写出,既是我读后的汇报,也是想借此机会告诉读者能从中学习到什么、受到哪些启发。

  首先,需要在认识上走出一个误区,不能认为出土的就是可信的,“其真实程度和史料价值如何也是需要认真加以鉴别的”,对传世文献如此,对出土文献也应如此。我们在做夏商周断代工程时形成的一个共识就是要对文献做可信性研究,不能轻易拿来就用。该书正是如此,各篇均是先考订其流传经过和年代,然后再判断其内容的真实程度而决定如何采用,这就奠定了所作论断的可信性和真实性基础。其次,要将出土文献、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进行互证互校研究,以求其原真面貌。这在该书各篇中几乎都可找到佳例,此处不赘。最后,要将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密切结合,进行综合研究。作者对商周青铜器及铭文素有研究,2002年曾出版《金文断代方法探微》一书,可见其对金文熟稔程度。该书大量引用青铜器铭文以证其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中国考古学》各卷,更是作者时常参阅的著作。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出土文献、传世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关系,作出的论断才具有更大的可信性、说服力,为广大研究者和读者所认可。

  当然,由于掌握材料的多寡不同、看问题所持的角度有别、运用的方法存在差异,不同学者对同一个问题研究的结论也不会完全一样,诸如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周厉王的评价问题等,我尊重作者的观点,但也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可以继续研究、讨论的。(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4月26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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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伯谦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