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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大学考古

发布时间:2018-05-08文章出处:“古今天人”公众号作者:韩建业
  一

  我是1987年自学考上北大的。1982年初中毕业后,出身甘肃农村贫寒家庭的我没有上高中,而是去了培养小学教师的陇西师范学校。到1985年快毕业的时候,学校推荐我考大学。可我当时还没有学过英语,心里没底,就没有应允。然后被分配到家乡一所偏远的八年制学校当初中老师。这时候我才开始准备高考。考文科还是理科呢?其实文理科我都有兴趣,师范时很喜欢生物,教书教的是几何、代数和物理,但是师范学的理科课程宽泛浅显了一些,自学理科难度大,所以就选择了文科。

  当年报志愿的过程有些意思。因为我是教师,当时有个什么政策好像说是只能报考师范类高校,我心目中最好的师范院校是北京师范大学,但更想上北大,因此在志愿表的“北京”和“大学”中间空了两个字的位置,然后抓阄,三次结果都是“北京大学”,就报了北大。北大当年在甘肃省只有四个专业招生:古典文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济法、考古学。我对哲学和历史很感兴趣,但没有专业可报,就只好选择与历史学接近的古典文献和考古学。幸运的是,最后被北大考古系录取。

  二

  1987年那个时候,北大考古系系主任是宿白先生,副系主任是严文明先生,1988年严先生成为系主任。那时考古系不像现在这么热闹,还只有考古学一个专业,专业课分历史和考古两大块。历史课都是历史系的老师给我们讲,中国史有《先秦史》(孙淼)、《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祝总斌)、《隋唐宋辽金史》(吴宗国)、《元明清史》(王天有)等。最难学的就是周怡天先生的《世界古代史》,周先生口音重听不太明白,要求还很严格。无论如何,那个时候打下了一定的史学基础,对后来的考古学研究很有好处。

  考古课基本都由考古系老师开设,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严文明和宿白先生讲授的通论性质的《中国考古学》。严文明先生讲上半部分,包括考古学导论、旧石器时代一直到春秋战国,讲得逻辑清晰,深入浅出。宿白先生讲下半部分,从秦汉到元代,边讲边写边画,速度很快,字图俱佳。我可以把他说的几乎每个字都记下来。后来我在大学讲授《中国考古学通论》时,就是以当时的课堂笔记作为讲义的基础。那时候宿白先生65岁,马世长老师也已经48岁,可每次上课时马老师都来听课,替宿先生擦黑板,端茶倒水。

  我上过的断代专题性质的考古类课程,有《旧石器时代考古》(吕遵谔)、《新石器时代考古》(张江凯、赵朝洪)、《商周考古学》(李伯谦)、《战国秦汉考古》(高崇文、赵化成)、《魏晋南北朝考古》(齐东方)、《夏商周边境青铜文化》(孙华)、《中外文化交流考古学》(晁华山)、《古文字学》(高明)、《甲骨文研究》(葛英会)、《汉唐考古文献介绍》(权奎山)、《中国佛教考古》(马世长)、《动物考古学》(黄蕴平)、《古代货币》(高崇文)、《古代陶瓷》(权奎山)、《古代绘画》(杨新,故宫博物院外聘)、《中国古代碑刻》(张辛)等,还有方法技术类的《田野考古学概论》(严文明)、《人体骨骼鉴定》(吕遵谔)、《现代科技与考古》(原思训)、《考古绘图》(马洪藻)、《考古摄影》(赵思训),以及《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李仰松)、《文化人类学》(李水城)等。回想起来,这些课程都对我产生了影响。我后来的研究,虽以中原北方地区的新石器考古为主,但时空范围都不以此为限,研究方法注重多学科结合,研究内容也颇为庞杂,与北大考古的本科专业教育颇有关系。

  上有些老先生的课,充满欢乐。高明先生讲《古文字学》,竟能把甲骨金文讲得那么清楚明白,妙趣横生,至今眼前还能浮现出高先生在黑板上书写古文字的情景。吕遵谔先生讲《旧石器时代考古》和《人体骨骼鉴定》,不时穿插着小故事,学生们笑声不断。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文史楼东边那个堆满人体骨骼的屋子里摸人骨,突然停电,一片漆黑,那具用铜丝穿起的青年人骨架被同学触碰得叮当作响。宿白先生讲《古代建筑》,带我们在未名湖畔绘博雅塔,到独乐寺画观音阁,记忆犹新。

  我本科时最怵的课程是英语。本来基础就差,上课便成了煎熬。第一次上课,一位女老师就要求自我介绍,and you?aboutyou?我哪里会说?!看着有的同学叽里咕噜讲个不停,我既艳羡又自卑,此后对英语就一直没有太大兴趣,大部分课都没有去上。不过最后四级也是勉强通过了。当时还接触过俄语、法语、日语等,都没有学下去,不过我现在做欧亚草原考古研究,倒是离不开俄语,也算一种缘分。

  本科阶段,我课外阅读了大量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书籍,也包括金庸等的武侠小说,而且经常去听各种讲座,还上了不少与专业关系不大的选修课。八十年代正是中国高校思想空前活跃的时期,各种观点互相激荡,大部分学生都有一种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强烈忧患意识。有些讲座或者选修课听者甚众,走廊甚至门外都是人。我上过一门朱青生老师开的选修课叫《西方现代艺术》,他海阔天空地讲,我们信马由缰地听,考试的时候他给我们放康定斯基的作品“黄红蓝”的幻灯片,然后让我们看着画做诗,我的诗首句是“蝴蝶弹着吉他”,莫名其妙就得了100分。

  考古专业最关键的课程,应该就是大三的田野实习了。

  我们班是1989年下半年实习,在湖北天门石家河。石家河考古项目由北大考古系、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博物馆三家合作,总负责人为严文明先生,由新石器教研室的张江凯、赵辉和张弛三位老师带队。开始时所有人都在肖家屋脊发掘,后来老师安排我们五六个男生到谭家岭。到谭家岭后好几位剃光了头,大家每天唱着崔健罗大佑的歌行走在田间地头,“我要从南走到北……”,我后来的考古研究还真是从南到北。那时我们在谭家岭发掘出很厚的墙,很粗的柱子,当时并不明了,后来石家河古城垣发现后,才知道这里可能正好是核心宫室区。发掘结束后转入荆州博物馆整理资料。通过实习,我学到了基本的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方法,更重要的是从此与新石器时代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本科毕业做论文的时候,是张江凯老师指导我,题目就是关于石家河遗址的分期问题。我根据那两年的学生实习报告尝试进行分期研究,现在看来那个结论还与实际沾点边。

  三

  本科阶段我的成绩是班里最高的,因此1991年毕业的时候系里就推荐我上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石器考古,导师是严文明先生和张江凯老师。

  硕士期间,学习方式发生了大的变化,老师不会再系统讲授,而是每节课由某个学生讲一个选题,然后大家讨论,老师点评、指导,这样主要功夫就要花在课外阅读上。严文明先生给我们开的课程有《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先生的点拨常使人茅塞顿开,我对考古学就算渐渐入了门道。《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是在严先生指导下自学,我对古史很感兴趣,阅读了王国维、顾颉刚、蒙文通、徐旭生等的不少论著。李伯谦先生给我们开的课是《夏商周考古研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说写文章要考虑周全。还听过李仰松先生的《民族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是夏正楷老师上,听了大概三四次后我就去实习了,回京后夏老师给我一个人补考,侥幸得了90分。

  记得当时的副系主任李伯谦先生告诉我推荐上研的结果时,特意叮嘱我好好学英语。第一次英语精读课我坐在前排,听一位刚毕业的女老师逐行解释词句,我就想,为什么不查字典自学呢?于是就上了这一节课,再没有去过。但我利用图书馆和系资料室,看了不少英文的考古书。考试第一学期稀里糊涂就通过了,第二学期被告知不用再学。

  硕士期间我写过四篇作业,其中三篇都在上学期间发表了,还有一篇《殷墟西区墓地分析》拖得久一些,因为投给一个刊物不采用,后来发表在《考古》上。这篇论文是《夏商周考古研究》课的作业,当时我想,能不能把严先生教我的墓葬空间分析的方法,在商周考古领域也用一用?没有想到这样一来,还真发现了殷墟墓葬一些很有意思的方面。

  1992年后半年的研究生实习,是和宋豫秦老师一起发掘河南驻马店杨庄遗址。宋豫秦当时是邹衡先生的博士生,此前已经在郑州大学任教多年。他不在的时候我要负责整个工地,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锻炼。抽空还跟着北大城环系的莫多闻老师等做环境考古调查。发掘之后整理资料,拼陶片绘图,定型式分期,我类型学的功底主要是这次实习打下的。1993年我还小规模发掘了驻马店党楼遗址,发掘时我住在田野中一个放过砖坯的小屋内,铺层稻草就是床铺,晚上出门满天星斗,虽有虫鸣,但心灵静寂。1994年,我们又到驻马店整理发掘资料。最后编著出版了《驻马店杨庄》发掘报告。

  我的硕士论文是以驻马店杨庄遗址为基点,做豫东南龙山时代文化研究,当然首先得吃透杨庄遗址的材料。在整理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龙山前期遗存属于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石家河文化,后期属于以河南中西部为中心的王湾三期文化,将视野扩大到整个豫南甚至湖北,也还大致如此,进而认识到龙山前后期豫南江汉等地存在一场文化巨变,并可能与传说中的“禹征三苗”事件有关。

  我把以上这些认识综合起来,就形成硕士毕业论文的初稿,有三万多字。拿给严文明先生看,大概是他觉得我的逻辑不够清楚,干脆替我改拟了一个论文提纲,每个纲目下面还有说明。我这才知道这样才算写论文!就得紧紧围绕题目层层展开,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我按照严先生的提纲修改,形成一万多字的论文定稿。被删下的两万多字经过修改,就是《王湾三期文化研究》那篇文章,稍后发表在《考古学报》上。

  四

  1994年硕士毕业后,我去了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也就是原来的北大分校工作。本想出国,后变为考北大博士。为应付考博英语,我干脆背下了一本英汉词典,1996年的考博英语得了60多分,考上了严文明先生的博士生。因为是在职,所以要四年。博士阶段的英语课都是外教上,不能缺课,受益不小。我还学习了二外德语。至于专业课,只有《考古学原理》、《新石器时代考古专题》、《中国古史传说》三门课,有的也听严先生讲,但主要靠自学。

  严文明先生一开始就指定我主要研究华北或是北方地区,是因为他早就计划好让我去内蒙古凉城老虎山工作站,整理岱海地区考古资料,以此为基础写作博士论文。岱海地区这批资料,是内蒙古考古所田广金和郭素新老师多年发掘所得,他们没有精力进一步整理编写报告,希望严先生派得力的学生帮忙。严先生选中了我。这对于一个考古专业博士生来说,是十分难得的机遇。

  1997年下半年,我去老虎山工作站,主要整理龙山时代资料,兼及仰韶时期,同时也做了岱海地区几个城址的补充性勘察测绘和小规模发掘。整理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画图。我把每件石器上面能观察到的制作和使用痕迹都画了出来,陶器呢,断面是怎么接的,里面是怎么拍的,口部是怎么修的,下腹是怎么刮的,能看见的痕迹也都画出来。其次就是整理历年来的文字资料。当年发掘时条件非常艰苦,住宿只能靠自己挖窑洞,而且发掘人员分好多批次,那种情况下的文字资料就显得散乱,要弄清楚不容易,需要耐心。第三,最关健的是排队分期。我每天一边绘图一边琢磨分期的事情,体会到抓典型地层单位的重要性。由于绘图时我对器物有细致观察,所以分期排队时就顺利多了。我深深感到,发掘、绘图等,都得考古学者亲历亲为才行。

  1997年正好赶上内蒙古考古所和日本人合作发掘附近遗址,有一段时间老虎山上还是蛮热闹的。但是多数时候只剩下我和做饭的人,还有两条狗。每天一边整理绘图,一边在收音机里听大同台略带方言味的相声,自得其乐。坐累了还会到旁边山泉取水,拿着望远镜找找远处的人和车,或者到老虎山遗址坐坐,想象一下四千多年前这个村落的热闹情景。这样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在山上呆了接近五个月,按照计划完成整理任务。回京后我就编著了《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在博士毕业前后出版了。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此后不久又合作编著出版了《岱海考古(二)》、《岱海考古(三)》。

  我的博士论文对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谱系、聚落形态和人地关系做了系统研究,提出和中原江汉地区一样,北方地区龙山时代也有龙山前后期之分,龙山后期北方人群南下,极大地影响到晋南等地文化格局变动,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当时气候转干冷的环境背景。还有,之前学术界一般都将老虎山等石城的出现和社会分层相联系,但我发现其实大部分“石城”都只是普通的石围墙村落,于是提出文明演进的“北方模式”概念,认为其与社会分层分化显著的“东方模式”有别。答辩时博士论文得到好评,后来获奖不少。读博士期间,我还在《考古学报》《考古》《北京大学学报》《中原文物》等刊物发表过十多篇论文。值得一提的是,博士四年级的时候,因为某些学术事件,引发了我对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问题的深切关注,此后我在严文明、张光直等先生的基础上,对商代晚期以前早期中国的起源和形成过程及其文明特质,做过较长时间的研究。

  记得上硕士、博士的时候,几乎满脑子都塞满学问。白天思考,或不得要领,夜晚突然醒来,便融会贯通。与后来文山会海之余抽空做点研究,情状全然不同。

  在1998年元月严文明先生从日本给我的来信中,先生除指导我如何收集资料,如何规划论文,还说“实在忙不过来可以考虑延长学习期限,总之不要把身体压垮了,切记切记”。后来博士论文出版时给我写的书序里又有这样的话,“建业不但业务基础好,更是一位十分认真和不知疲劳的人,所以工作效率极高”。对我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我想,先生怎么教我的,我也会怎样去教我的学生。

  个人简介:
  韩建业,甘肃通渭人,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1991、1994、2000年分别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兼及中西文化交流。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十余部。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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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我在北大学考古

发布时间:2018-05-08

  一

  我是1987年自学考上北大的。1982年初中毕业后,出身甘肃农村贫寒家庭的我没有上高中,而是去了培养小学教师的陇西师范学校。到1985年快毕业的时候,学校推荐我考大学。可我当时还没有学过英语,心里没底,就没有应允。然后被分配到家乡一所偏远的八年制学校当初中老师。这时候我才开始准备高考。考文科还是理科呢?其实文理科我都有兴趣,师范时很喜欢生物,教书教的是几何、代数和物理,但是师范学的理科课程宽泛浅显了一些,自学理科难度大,所以就选择了文科。

  当年报志愿的过程有些意思。因为我是教师,当时有个什么政策好像说是只能报考师范类高校,我心目中最好的师范院校是北京师范大学,但更想上北大,因此在志愿表的“北京”和“大学”中间空了两个字的位置,然后抓阄,三次结果都是“北京大学”,就报了北大。北大当年在甘肃省只有四个专业招生:古典文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济法、考古学。我对哲学和历史很感兴趣,但没有专业可报,就只好选择与历史学接近的古典文献和考古学。幸运的是,最后被北大考古系录取。

  二

  1987年那个时候,北大考古系系主任是宿白先生,副系主任是严文明先生,1988年严先生成为系主任。那时考古系不像现在这么热闹,还只有考古学一个专业,专业课分历史和考古两大块。历史课都是历史系的老师给我们讲,中国史有《先秦史》(孙淼)、《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祝总斌)、《隋唐宋辽金史》(吴宗国)、《元明清史》(王天有)等。最难学的就是周怡天先生的《世界古代史》,周先生口音重听不太明白,要求还很严格。无论如何,那个时候打下了一定的史学基础,对后来的考古学研究很有好处。

  考古课基本都由考古系老师开设,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严文明和宿白先生讲授的通论性质的《中国考古学》。严文明先生讲上半部分,包括考古学导论、旧石器时代一直到春秋战国,讲得逻辑清晰,深入浅出。宿白先生讲下半部分,从秦汉到元代,边讲边写边画,速度很快,字图俱佳。我可以把他说的几乎每个字都记下来。后来我在大学讲授《中国考古学通论》时,就是以当时的课堂笔记作为讲义的基础。那时候宿白先生65岁,马世长老师也已经48岁,可每次上课时马老师都来听课,替宿先生擦黑板,端茶倒水。

  我上过的断代专题性质的考古类课程,有《旧石器时代考古》(吕遵谔)、《新石器时代考古》(张江凯、赵朝洪)、《商周考古学》(李伯谦)、《战国秦汉考古》(高崇文、赵化成)、《魏晋南北朝考古》(齐东方)、《夏商周边境青铜文化》(孙华)、《中外文化交流考古学》(晁华山)、《古文字学》(高明)、《甲骨文研究》(葛英会)、《汉唐考古文献介绍》(权奎山)、《中国佛教考古》(马世长)、《动物考古学》(黄蕴平)、《古代货币》(高崇文)、《古代陶瓷》(权奎山)、《古代绘画》(杨新,故宫博物院外聘)、《中国古代碑刻》(张辛)等,还有方法技术类的《田野考古学概论》(严文明)、《人体骨骼鉴定》(吕遵谔)、《现代科技与考古》(原思训)、《考古绘图》(马洪藻)、《考古摄影》(赵思训),以及《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李仰松)、《文化人类学》(李水城)等。回想起来,这些课程都对我产生了影响。我后来的研究,虽以中原北方地区的新石器考古为主,但时空范围都不以此为限,研究方法注重多学科结合,研究内容也颇为庞杂,与北大考古的本科专业教育颇有关系。

  上有些老先生的课,充满欢乐。高明先生讲《古文字学》,竟能把甲骨金文讲得那么清楚明白,妙趣横生,至今眼前还能浮现出高先生在黑板上书写古文字的情景。吕遵谔先生讲《旧石器时代考古》和《人体骨骼鉴定》,不时穿插着小故事,学生们笑声不断。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文史楼东边那个堆满人体骨骼的屋子里摸人骨,突然停电,一片漆黑,那具用铜丝穿起的青年人骨架被同学触碰得叮当作响。宿白先生讲《古代建筑》,带我们在未名湖畔绘博雅塔,到独乐寺画观音阁,记忆犹新。

  我本科时最怵的课程是英语。本来基础就差,上课便成了煎熬。第一次上课,一位女老师就要求自我介绍,and you?aboutyou?我哪里会说?!看着有的同学叽里咕噜讲个不停,我既艳羡又自卑,此后对英语就一直没有太大兴趣,大部分课都没有去上。不过最后四级也是勉强通过了。当时还接触过俄语、法语、日语等,都没有学下去,不过我现在做欧亚草原考古研究,倒是离不开俄语,也算一种缘分。

  本科阶段,我课外阅读了大量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书籍,也包括金庸等的武侠小说,而且经常去听各种讲座,还上了不少与专业关系不大的选修课。八十年代正是中国高校思想空前活跃的时期,各种观点互相激荡,大部分学生都有一种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强烈忧患意识。有些讲座或者选修课听者甚众,走廊甚至门外都是人。我上过一门朱青生老师开的选修课叫《西方现代艺术》,他海阔天空地讲,我们信马由缰地听,考试的时候他给我们放康定斯基的作品“黄红蓝”的幻灯片,然后让我们看着画做诗,我的诗首句是“蝴蝶弹着吉他”,莫名其妙就得了100分。

  考古专业最关键的课程,应该就是大三的田野实习了。

  我们班是1989年下半年实习,在湖北天门石家河。石家河考古项目由北大考古系、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博物馆三家合作,总负责人为严文明先生,由新石器教研室的张江凯、赵辉和张弛三位老师带队。开始时所有人都在肖家屋脊发掘,后来老师安排我们五六个男生到谭家岭。到谭家岭后好几位剃光了头,大家每天唱着崔健罗大佑的歌行走在田间地头,“我要从南走到北……”,我后来的考古研究还真是从南到北。那时我们在谭家岭发掘出很厚的墙,很粗的柱子,当时并不明了,后来石家河古城垣发现后,才知道这里可能正好是核心宫室区。发掘结束后转入荆州博物馆整理资料。通过实习,我学到了基本的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方法,更重要的是从此与新石器时代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本科毕业做论文的时候,是张江凯老师指导我,题目就是关于石家河遗址的分期问题。我根据那两年的学生实习报告尝试进行分期研究,现在看来那个结论还与实际沾点边。

  三

  本科阶段我的成绩是班里最高的,因此1991年毕业的时候系里就推荐我上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石器考古,导师是严文明先生和张江凯老师。

  硕士期间,学习方式发生了大的变化,老师不会再系统讲授,而是每节课由某个学生讲一个选题,然后大家讨论,老师点评、指导,这样主要功夫就要花在课外阅读上。严文明先生给我们开的课程有《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先生的点拨常使人茅塞顿开,我对考古学就算渐渐入了门道。《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是在严先生指导下自学,我对古史很感兴趣,阅读了王国维、顾颉刚、蒙文通、徐旭生等的不少论著。李伯谦先生给我们开的课是《夏商周考古研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说写文章要考虑周全。还听过李仰松先生的《民族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是夏正楷老师上,听了大概三四次后我就去实习了,回京后夏老师给我一个人补考,侥幸得了90分。

  记得当时的副系主任李伯谦先生告诉我推荐上研的结果时,特意叮嘱我好好学英语。第一次英语精读课我坐在前排,听一位刚毕业的女老师逐行解释词句,我就想,为什么不查字典自学呢?于是就上了这一节课,再没有去过。但我利用图书馆和系资料室,看了不少英文的考古书。考试第一学期稀里糊涂就通过了,第二学期被告知不用再学。

  硕士期间我写过四篇作业,其中三篇都在上学期间发表了,还有一篇《殷墟西区墓地分析》拖得久一些,因为投给一个刊物不采用,后来发表在《考古》上。这篇论文是《夏商周考古研究》课的作业,当时我想,能不能把严先生教我的墓葬空间分析的方法,在商周考古领域也用一用?没有想到这样一来,还真发现了殷墟墓葬一些很有意思的方面。

  1992年后半年的研究生实习,是和宋豫秦老师一起发掘河南驻马店杨庄遗址。宋豫秦当时是邹衡先生的博士生,此前已经在郑州大学任教多年。他不在的时候我要负责整个工地,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锻炼。抽空还跟着北大城环系的莫多闻老师等做环境考古调查。发掘之后整理资料,拼陶片绘图,定型式分期,我类型学的功底主要是这次实习打下的。1993年我还小规模发掘了驻马店党楼遗址,发掘时我住在田野中一个放过砖坯的小屋内,铺层稻草就是床铺,晚上出门满天星斗,虽有虫鸣,但心灵静寂。1994年,我们又到驻马店整理发掘资料。最后编著出版了《驻马店杨庄》发掘报告。

  我的硕士论文是以驻马店杨庄遗址为基点,做豫东南龙山时代文化研究,当然首先得吃透杨庄遗址的材料。在整理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龙山前期遗存属于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石家河文化,后期属于以河南中西部为中心的王湾三期文化,将视野扩大到整个豫南甚至湖北,也还大致如此,进而认识到龙山前后期豫南江汉等地存在一场文化巨变,并可能与传说中的“禹征三苗”事件有关。

  我把以上这些认识综合起来,就形成硕士毕业论文的初稿,有三万多字。拿给严文明先生看,大概是他觉得我的逻辑不够清楚,干脆替我改拟了一个论文提纲,每个纲目下面还有说明。我这才知道这样才算写论文!就得紧紧围绕题目层层展开,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我按照严先生的提纲修改,形成一万多字的论文定稿。被删下的两万多字经过修改,就是《王湾三期文化研究》那篇文章,稍后发表在《考古学报》上。

  四

  1994年硕士毕业后,我去了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也就是原来的北大分校工作。本想出国,后变为考北大博士。为应付考博英语,我干脆背下了一本英汉词典,1996年的考博英语得了60多分,考上了严文明先生的博士生。因为是在职,所以要四年。博士阶段的英语课都是外教上,不能缺课,受益不小。我还学习了二外德语。至于专业课,只有《考古学原理》、《新石器时代考古专题》、《中国古史传说》三门课,有的也听严先生讲,但主要靠自学。

  严文明先生一开始就指定我主要研究华北或是北方地区,是因为他早就计划好让我去内蒙古凉城老虎山工作站,整理岱海地区考古资料,以此为基础写作博士论文。岱海地区这批资料,是内蒙古考古所田广金和郭素新老师多年发掘所得,他们没有精力进一步整理编写报告,希望严先生派得力的学生帮忙。严先生选中了我。这对于一个考古专业博士生来说,是十分难得的机遇。

  1997年下半年,我去老虎山工作站,主要整理龙山时代资料,兼及仰韶时期,同时也做了岱海地区几个城址的补充性勘察测绘和小规模发掘。整理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画图。我把每件石器上面能观察到的制作和使用痕迹都画了出来,陶器呢,断面是怎么接的,里面是怎么拍的,口部是怎么修的,下腹是怎么刮的,能看见的痕迹也都画出来。其次就是整理历年来的文字资料。当年发掘时条件非常艰苦,住宿只能靠自己挖窑洞,而且发掘人员分好多批次,那种情况下的文字资料就显得散乱,要弄清楚不容易,需要耐心。第三,最关健的是排队分期。我每天一边绘图一边琢磨分期的事情,体会到抓典型地层单位的重要性。由于绘图时我对器物有细致观察,所以分期排队时就顺利多了。我深深感到,发掘、绘图等,都得考古学者亲历亲为才行。

  1997年正好赶上内蒙古考古所和日本人合作发掘附近遗址,有一段时间老虎山上还是蛮热闹的。但是多数时候只剩下我和做饭的人,还有两条狗。每天一边整理绘图,一边在收音机里听大同台略带方言味的相声,自得其乐。坐累了还会到旁边山泉取水,拿着望远镜找找远处的人和车,或者到老虎山遗址坐坐,想象一下四千多年前这个村落的热闹情景。这样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在山上呆了接近五个月,按照计划完成整理任务。回京后我就编著了《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在博士毕业前后出版了。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此后不久又合作编著出版了《岱海考古(二)》、《岱海考古(三)》。

  我的博士论文对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谱系、聚落形态和人地关系做了系统研究,提出和中原江汉地区一样,北方地区龙山时代也有龙山前后期之分,龙山后期北方人群南下,极大地影响到晋南等地文化格局变动,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当时气候转干冷的环境背景。还有,之前学术界一般都将老虎山等石城的出现和社会分层相联系,但我发现其实大部分“石城”都只是普通的石围墙村落,于是提出文明演进的“北方模式”概念,认为其与社会分层分化显著的“东方模式”有别。答辩时博士论文得到好评,后来获奖不少。读博士期间,我还在《考古学报》《考古》《北京大学学报》《中原文物》等刊物发表过十多篇论文。值得一提的是,博士四年级的时候,因为某些学术事件,引发了我对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问题的深切关注,此后我在严文明、张光直等先生的基础上,对商代晚期以前早期中国的起源和形成过程及其文明特质,做过较长时间的研究。

  记得上硕士、博士的时候,几乎满脑子都塞满学问。白天思考,或不得要领,夜晚突然醒来,便融会贯通。与后来文山会海之余抽空做点研究,情状全然不同。

  在1998年元月严文明先生从日本给我的来信中,先生除指导我如何收集资料,如何规划论文,还说“实在忙不过来可以考虑延长学习期限,总之不要把身体压垮了,切记切记”。后来博士论文出版时给我写的书序里又有这样的话,“建业不但业务基础好,更是一位十分认真和不知疲劳的人,所以工作效率极高”。对我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我想,先生怎么教我的,我也会怎样去教我的学生。

  个人简介:
  韩建业,甘肃通渭人,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1991、1994、2000年分别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兼及中西文化交流。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十余部。


责编:韩翰

作者:韩建业

文章出处:“古今天人”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