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都会看到一些新版的专业与非专业的书籍，也许是愈发老迈了，不大能见到很容易打动自己的书。可是，这一本不同，这是本写古玉的书，并不是因为它的厚重与印刷精美征服了我，恰是它的细节，微小的细节，让我感觉到了那一个古老时代的脉动，它着实打动了我。

　　这是最新出版的《金沙玉工：金沙遗址出土玉石璋研究》，是金沙遗址博物馆与香港中文大学艺术考古中心通力合作的结晶，为全彩印8开本煌煌巨著，双手捧起之时，已经感觉到了沉甸甸的分量。

　　对于中国史前时代的大多数器物，我们大略可以将它们归入两大范畴：玉石器和陶器。人们一般会将陶器与日常物质生活相联系，而将玉石器中的艺术品与精神生活相联系。这个划分当然并不严谨，在一定意义上也未必不可以这样解释，虽然这样的说法并不全面。

　　考古中大量史前玉器的出土，许多发现改变了我们的传统认识，也改变了学术上的传统观念。越来越多的发现甚至一度让研究者对考古时代的划分提出质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当在石器、青铜、铁器时代之外，再划分出一个“玉器时代”来？

　　春秋时曾与楚王论剑的楚人风胡子，就提出了类似“玉器时代”这样的概念。风胡子对楚王讲述工具兵器演进的历史，他说轩辕、神农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他所处的时代是作铁为兵，风胡子说出了以石为兵、以玉为兵和以铜、铁为兵四个前后接续的历史阶段，他的认识其实已经有了考古学的眼光。

　　玉器精美高雅，在古老的时代，它可并不是如现代人手中的玩赏之物。玉器不仅内存着自然之精华，更集聚着人心之信仰。不可设想，如果没有留存下来大量玉器，我们又能怎样更准确理解先人的内心世界？

　　我们对于中国史前时代的信仰，因为时代久远而不能获得清晰的印象，但是信仰通常化入各类艺术中，许多遗存下来的艺术品都是信仰存在的证据。考古发现了许多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史前中国经历了两次艺术浪潮的洗礼，一次是彩陶浪潮，一次是琢玉浪潮，两次艺术浪潮都与信仰传播相关。正因为经历了这样的艺术浪潮，我们由浪潮涌现出的艺术品看到了史前人信仰的形色，信仰有了艺术的依托，有了后浪推前浪般大范围的传播。

　　对于两次浪潮艺术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相比而言，琢玉研究远远超过彩陶研究，研究者众多，研究手段与方法多样，成果斐然。在琢玉研究中有一个团队特别引人注目，它就是由邓聪先生领导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艺术考古研究中心，近十多年以来，这个中心与内地若干研究机构合作，有序开展对出土古玉的研究，取得许多新鲜成果，为学界所瞩目。

　　考古发现集中出土玉器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多不是在中原核心区域，而是处在周边区域，按照大体年代排序，先在东北，次在东南和南方，再次是西北及西南，呈周边包围中心的态势。邓聪的团队和这些区域的机构多有合作，合作成果先是有《玉器起源探索——兴隆洼文化玉器研究及图录》和《良渚玉工》的出版，新近又有《金沙玉工》问世，据说仍然还有其他著作等待出版，我们可以感觉到这是琢玉研究的一个学术大系列。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玉器总量不下2000件，以璋形器为大宗，有“数百件”之多，因为陆续有出土，准确的统计数字并没有见到。既有长超一米的大璋，又有不过手指一般小璋，大小璋各约半数。研究金沙玉器，玉璋为重中之重，所以《金沙玉工》将玉璋作为研究首选，也是理所当然。

　　金沙玉璋多数为古蜀人在当地制作，少部分来自中原，也有一些往南传播极远。金沙玉器课题组的研究，与以往的路线一样，是由琢玉工艺入手，正如书序中提到的，工艺也属文化，但又不是一般文化视角所能解决的问题，还得通过技术手段通融。玉器的研究，主要涉及原料、工艺、形纹、用途、意义诸方面，而以工艺研究似乎难度最大。邓聪先生有多年的研究积累，更有许多实验经历，再加上拥有的高精摄影技术，研究琢玉工艺显然是驾轻就熟了。

　　以往研究者观察玉器，能接触实体标本的机会并不多，一般依赖的是清晰度不够理想的图片和不十分准确的线描图，所得结论往往会有偏差。研究团队采用微距拍摄，观察由细微处入眼，刮目观玉，由微观解读宏大叙事，获得琢玉技能更多有效信息。这里说的刮目，是想比喻微摄手段，它如同是擦亮了眼睛一般。

　　在以往出版的著作中，邓聪先生已经多次让我们领受到高精摄影尤其是微摄带来的震慑感觉，让我们看到了肉眼所不曾见到的切割琢磨痕迹。在微摄镜头下，我们看到玉璋之扉牙如猛兽入山、如青龙出水，看到了绳与砣带着解玉砂走出来的条条细径。

　　《金沙玉工》以玉器美图为主打，也附有若干篇研究文字。合作双方对玉璋都怀有一种特别的情结，它在金沙出土最多，香港也有出土，大家对合作研究都有很高的兴致。

　　古玉研究视野要放宽，要放到大范围考察，才可能一步步深入。而玉璋更是如此，由于分布地域很广，南北跨越数千公里，这对于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空间。

　　一般认为龙山文化时期山东地区，首先出现了造型独特的玉璋，它向西传播到河南和陕西。玉璋是二里头文化的标志性器物，在陕西石峁遗址也出土大量玉璋。由于玉璋所处时代的特殊性，研究者很自然地将它与礼乐文明的出现联系起来。

　　玉璋又称牙璋，它的下端两侧都饰有奇特的扉牙，这样的造型也是一个谜。先前主持二里头遗址发掘的郑光先生，将二里头牙璋柄部两侧的扉牙称为“张嘴的兽头形饰”。在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发掘出一件牙璋的邓聪教授认为它就是龙的抽象表现，所以他认为大部分牙璋可以称为“龙牙璋”。

　　半璧为璜，半圭为璋，汉代时有这样的解释。我们知道在《诗经》里，还有弄璋弄瓦的诗句。这些都是理解玉璋的重要线索，但却不足以解释玉璋的传播动力。邓聪先生主张在东亚视野下观察金沙牙璋之源流，由此他提出了牙璋在初期中国秩序建立中所起到的作用。

　　研究者认为，距今4500年前后，牙璋在山东地区起源。在距今约3700－3600年前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现大型牙璋，牙璋成为王室宫廷重要的礼器，它是国家政治制度存在的证据。从长江、珠江和越南红河流域出土牙璋表明，距今约3500－3000年前二里头牙璋向南传播，度过长江再分西南与东南两支扩散。西南一支由四川盆地直抵越南红河三角洲；东南一支到达湖南及福建两广，及至环珠江口香港南丫岛。牙璋大规模向南扩散，揭示南中国与东南亚北部进入青铜时代文明的开始，也是文化与信仰认同的证据。

　　根据牙璋的分布范围观察，研究团队认为这与后来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版图大致吻合。而这牙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王朝夏的核心玉礼器，可以看作是早期中国国家文化的符号，也揭示出二里头为中心的中国世界秩序雏形。

　　玉器，特别是玉礼器，它们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发挥的作用，远远超出我们的估量，它们是通天达地的圣物。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玉工之精致，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这些精致便是虔诚之心留下的印记。玉工和玉义的研究，前路迢迢。

　　古中国真的可能经历过一个玉器时代，而且它贯穿了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正是大量的玉器，记述着那个久远年代的历史与信仰。在我们这个崇玉之国，研究古代文明而离开玉器探索，要得到准确的结论恐怕很难。研究玉器，仅是由技术入手，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用心。古人琢玉，用心尽力，今人研玉，也得宁心静气。

　　刮目观器，宁心解玉。金沙出土玉器除了玉璋，还有其他不少器型，课题组正按照既定计划，稳步推进研究，我们期待他们更多新成果的问世。

（图文转自：中国文物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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