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事业及力量的发展路径有一个从中央到地方不断递进、扩大、下沉的特点。从1928 年前后开始的地质调查所、中研院史语所独大，到 20 世纪 50 年代后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华东工作队、北大等国家队、省队、大学队多家并立，再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各省及大学先后成立考古所或拥有团体领队资质，再到 21 世纪初前后多个城市考古研究所（院）的纷纷建立。今天可以说，城市考古研究机构的大量出现，标志着中国考古学进入了百花齐放、深耕基层、城市为主的新时代。中国有太多的千年古城，我们迫切需要更多的城市考古所。在“城市化”的今天， “市民”成为城市的主人，每个城市都需要自己的文化根系、文化自尊、文化自信、文化品牌、文化故事、文化地位、文化价值，而考古学恰恰是城市文化建设中的重要“资源”和“价值”的提供者。

　　过去，城市考古首先以“城市沿革史”为研究目标，这当然是一个重要并宝贵的传统。在具体实践中，重点寻找城墙、城门、城河、街道、宫殿、衙署等遗迹。但必须指出，这不是城市考古的根本目标，根本目标是城市文化的研究与呈现。

　　首先，考古学自身逻辑运动的过程证明，其最突出、最核心的学术功能是“文化”研究。经过数百年的发展，20 世纪 20 年代，“文化”视角的考古理论和学术目标终于出现，通过米勒、科辛纳、柴尔德等人的探索，考古学家们最终选择了“考古学文化”这样的概念工具和方法论作为新的学术目标，许多新的科技手段也逐渐为考古学所广泛采用。考古学的“文化”取向可以把发现的遗存由年代特征扩大到人以及传统、地域、都市、动力等一系列的特征，它表明考古学的研究完全可以从遗存本身出发，摆脱文献及年代的束缚，揭示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创造性、独特性、动态性。

　　考古学文化的理论引入中国后，产生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墟文化等一系列伟大的发现，其中“殷墟文化”已经是一种成熟的城市文化或代表国家文明的都城文化。一直到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学，“文化”考古始终是支撑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关键性理论和方法。

　　其次，倡导城市考古的“文化”视角，还与 20 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学的“文化遗产学”取向的发生有关，今天在国际上，考古学已经是人类文化遗产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取向的城市考古可以更好地发掘和发现城市的公共文化资源与文化传统及其价值，保护、传承、发展城市文化遗产，让城市更有故事、更有魅力、更有特色、更有竞争力，也让城市考古事业获得政府与社会更多的理解与支持。

　　每个城市都会有它的“文化系统”，城市考古应该可以精确为“城市文化系统”的考古，这样可以把包括郊区墓葬、手工业遗存等都纳入一个系统考虑。城市的环境、空间布局、结构要素、内外交通、给排水、手工业、商业、文化（如礼制系统、宗教、休闲娱乐、艺术等）、军事防御系统、墓地、物质形态及功能演变等，都是城市考古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城市是活态的，今天面对的城市遗址，过去都是一个活的城市运动系统。我们今人所做城市考古，目的是发现当年活的城市系统、活的城市文化共同体，学术的目光应当不是局限于僵化的城市框架沿革或具体的某些遗物遗迹，而是要把遗物、遗迹放到一个城市文化系统中加以动态化观察、分析，要从微观到宏观的系统中揭示曾经存在过的活的城市文化传统或者城市文化共同体。

　　此外，在城市考古实践中，每个城市的考古机构和学者又是区域乃至国家更大系统的学术组成部分。为此，我们的城市考古同仁需要“文化思维”，一种系统、综合、复杂、战略、动态，协调的思维，而不是孤立、单线、简单、眼前、静态、封闭的思维。特别是“文化”作为不同维度的时代、族群、地域和内涵互构的“共同体”，各自为政又缺少“文化考古”方法论的“城市考古”会导致学术碎片化，从而降低或损害了“百花齐放”的城市考古的划时代意义。

　　城市的灵魂、地位在于文化，在于特定的人群拥有和创造的文化空间和文化生命体，不同城市间是文化共生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代替不了谁，谁都有精彩，作为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任务就是要揭示不同城市文化的本质特征和非凡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