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个特立独行的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放下探寻过去的考古铲，穿越到1万年后的未来，观察人类从600多万年前走向未来的历程，他惊奇地发现，人类社会历经五次“突变”，每次“突变”都是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技术”让人类从动物界胜出，第一次转折开始；“文化”让人真正成为人，第二次转折开始；“农业”让人类从游猎走向定居，第三次转折开始；“国家”让文明打上不平等、暴力与战争的烙印，第四次转折开始。今天，我们正处在第五次转折的临界点上，所有人正在参与一场全球性巨变，没有人能够逃脱……

　　罗伯特·凯利（RobertL.Kelly），当今国际考古学界的领军人物，半生奔波于田野考古第一线。1973年起，凯利教授参与主持北美西部和世界各地的考古发掘。凯利以他多年的考古经验，用半生的探究和思考，为普通大众写了一本“真正会阅读”的书——《第五次开始》，为我们找到了一个清晰、好懂、有力的认知工具。他用人类进化的“五次开始”刷新我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认知。正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罗新教授所说：“很少有考古学家如此透彻地关注未来，更少有关注未来的学者如此满怀乐观。凯利透过考察人类全部的过去认识现在并触摸未来，演示了历史的巨大价值。”

　　本书近期由中信出版社见识城邦出版，掀起一股考古学热潮。本书译者是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徐坚教授，他是三北考古牌——本科硕士博士均毕业于北大考古系——的佼佼者，两度中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奖获得者，在考古学理论、考古学史和青铜时代考古学上卓有建树。2008年以来入选法国、日本和美国等多项访问计划，发表论文30余篇，代表作包括《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时惟礼崇：东周之前的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和《名山：作为思想史的博物馆史》，译作包括《中国艺术史》和《理解早期文明》。

《第五次开始》

　　凯利教授主张国际交流能促进各国之间更好地相互理解，并身体力行，多年来在怀俄明大学举办考古田野项目，来自西北大学、上海大学等世界各地的学生纷纷跟随凯利教授进行考古挖掘。他也曾先后于2013年、2015年来到中国，到访西北大学、上海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我们特邀曾参与凯利教授考古田野项目的上海大学历史系曹辰星博士对凯利教授进行了专访，就凯利教授的治学经历、本书的缘起、考古学与人类未来等问题进行交流，同时也特别采访了徐坚教授。这也是一次难得的国内外考古学家的碰撞与交流。

　　曹辰星：凯利教授，您好！今年暑假刚刚参加了您主持的怀俄明大学田野学校项目，美好记忆仍历历在目，仅仅时隔数月就有机会就您的新书采访您，感到尤其幸运。您在书中提到了一些个人经历，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您为何走上考古学这条道路。您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呢？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的求学经历和研究领域？

　　凯利教授：我很享受野外生活。小时候，我家附近有大片的旷野，所以我常常跑去森林里和田野中，远足、露营还有散步。一位奶农住在附近（我偶尔会帮他挤牛奶），我常常穿行他的田地，寻找石镞。我也会去探索旧工厂、旧粮仓和老房子废墟。我喜欢一切旧物。其他的生活方式里，总是有吸引力的，特别是古老的生活方式。我想，这种一种对过去的浪漫想法，一种寻找过去更好的生活方式的渴望。现在，我更感兴趣长时段历史，也就是《第五次开始》的主题。我不再认为我会在过去找到更好的生活，但我确信，理解人类全部历史对于在未来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方式，是不可或缺的。

　　曹辰星：在您的研究中有哪些特别重要的发现？您的研究是否有过什么转向？

　　凯利教授：人们常常问我：“你找到的最令人兴奋的东西是什么？”我告诉他们：“不是我们所看见，而是我们发现！”这是个让他们失望的答案！事实上，我从未找到过任何特别有吸引力的东西。我想，我正在做的放射性碳素测年工作，会是我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这是一个真正让我感兴趣的转变：长时段的人类行为，北美人称之为“全景”。放射性碳素测年是北美考古学家测定遗址年代的主要方式。我们为北美建立了一个数据库，从报告和发表的论文中收集数以万计的年代记录。假设这些数据能反映人口规模，这个数据库将首次让我们可以研究北美的人口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我们可以观察到人口如何随着气候的改变而增减，人口密度如何与暴力（例如战争），社会变革（如阶级社会的出现）等联系在一起。我们还认为就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北美洲有过一次大规模人口衰减；如果果真如此，这将能解释为什么欧洲人能击败捍卫自己土地的本土美洲人。这个放射性碳素测年数据库将是我最有用的成就之一。不过，我的第一本书《觅食幅度》（1995），一直到我的第二本书《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2013）出版之时，仍在再版。这些书显然是给所有对狩猎—采集者社会感兴趣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阅读的。还有，我的教科书，《考古学》和《考古学：脚踏实地》，现在仍被许多大学采用。学生们告诉我，他们很喜欢这些书。我将写作视为一种服务，一种帮助学生和公众理解当今世界的方式。我更愿意把那些书，而不是我发现的任何东西，看作是我最重要的贡献。

南非卡图潘遗址出土的阿舍利手斧，距今75 万年。这样的石器就是第一次开始的证据

　　曹辰星：在参加田野营之后，我切身感受到了您对田野事业的投入。我深刻地记得，跟随您去调查的时候，我们穿越无人走过的山间、小溪，全队互相帮忙徒手爬上几米高的峭壁，您是那个攀在岩壁上确保我们能一个个顺利爬上去的人。考古学家似乎总是带着探险家的特质。在您的印象中，最惊险或者最有趣的田野经历是什么？

　　凯利教授：在经历了45年的田野工作之后，我想我有许多惊险的经历。我遇到过熊、山狮和许多响尾蛇，虽然从没发生过不愉快的经历。很多年前，当我还年轻而鲁莽时，我在10000英尺的高山上遭遇了一场可怕的风暴，而我没有带足够的衣服；从那以后，天气再也没有让我措手不及过。我有幸在怀俄明州和蒙大拿州的高山上工作，在10000至12000英尺的流冰区考古。这些都不是冰川，而是正在因为全球变暖而融化的大块的永久冰和雪，当它们融化之后就能暴露出被冻住数千年的史前古器物。这份工作将我带到了山里，美丽但也遥远。我们骑马进山，或者徒步许多许多英里。危险始终存在（如果有人受伤了或者生病了怎么办？），但是从1973年第一次田野工作开始，当时我还很年轻，我就面对过很多问题。我们的卡车陷在沙子里，因此只能在沙漠里度过一夜。但是那次经验和其他的经验告诉我，任何问题都有答案，有时候，只是需要你去努力寻找而已。

　　曹辰星：记得我们在营地上学习生火，将几根长木柴顶在一起拱成一个火塘，学习打猎技巧和打制石器，您在书中提到了在马达加斯加您也学着觅食者们生活的方式做实验。您是否有更多类似的尝试体验过去的经验？

　　凯利教授：我想，对从事狩猎—采集者考古野外工作来说，露营很重要，因为住在营地里，就得像狩猎—采集者一样生活。当然，不会完全一样，因为我们不用每天外出觅食，但我们必须和其他人住得很近，因而我们经历着与狩猎—采集者相似的社会生活。我们学会如何去和他人相处，即使我们不喜欢他们；我们学会分享的重要性；我们学会帮助其他人的重要性，我们也学会在篝火边讲故事。我不是刻意为之，但是我喜欢在学生难以使用手机的地方露营！

　　曹辰星：您说的这本书起源于您2007年的一场讲座，并在此之后不断完善。关于书中的核心思考想必是产生在更早之前？是如何产生的？在最初的阶段您就已经有了关于五个“开始”的概念了吗？

　　凯利教授：是的，这本书起步于我在2007年的一次演讲。在此之前，我已经思考了好几年，我利用那次讲座落实这些想法。很难说清楚这个想法是如何出现的。在我收养了两个儿子之后，我开始思考他们将要生活的世界。我不想变得政治（我不喜欢政治，也不属于某个政党），但我的确很好奇：我的关于过去的知识如何才能帮助我们思考未来？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世界？在2007年到2016年之间，当这本书的英文版首次出版时，有些细节改变了，但并不是很显著的改变。最初我认为只有四个“开始”，把农业和国家捆绑在一起，因为国家在农业之后很快就出现了。但是我最终决定，将国家看作是农业之后的重大转变，原因是其等级制度、宗教支持的统治者和常备军队。基本观念基本未变：世界统一是下一次重大转折，是人类历史上的下一个“开始”。我们都应该为此而努力。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们更应如此。

作者在美国怀俄明发掘距今250 年的游戏筹码。（Madeline Mackie 摄）

　　曹辰星：阅读这本书的时候给予我一种非常亲切、轻松的感觉，这很大程度上与这本书的写作风格有关。据我的了解，这种写作风格在考古学著作中并不多见，大部分学术著作是冗长而晦涩的，对从业人员和专业学生来说可能还问题不大，但并不容易在公众中推广。正如您在书中所说的，您希望写一本真正有人读的书，我想您的这本书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您选择的这种方式让更多的读者可以接触到史前史，接触到考古学的工作。那么对于考古学著作的写作方式和考古学在公众中的推广，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凯利教授：为什么要写一本没人能懂的书呢？我读过的书中，有的拖沓冗长，有的语言复杂，以至于我无法理解他们的要点。大多数大学教授都不擅写作。他们无法将自己的想法转化成公众能够理解的形式。这也困扰着我，因为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如果你无法把你的想法向一个六岁的小孩子解释明白，那么很可能自己也不能理解自己的想法。作为专业期刊《美国古物》的编辑，我尝试去帮助作者们以一种简洁的语言来写作。我所知道的大部分考古学家都想要把他们的工作介绍给公众，但是他们往往不知道写公众可以阅读的东西。这个技能不容易获得，但是是有可能的。

　　曹辰星：作为考古学家，您有很多机会行走于世界各地，我想这与您本书中体现出来的开阔视野有所关联。可以谈谈旅行对于考古学家的影响还表现在什么地方吗？

　　凯利教授：我开始写《第五次开始》是在2012年的秋冬，当时我在剑桥大学。然后我在2013年停下写作，环游世界了一段时间。在那之前，我已经去过澳大利亚、智利、阿根廷、芬兰、挪威、马达加斯加、俄罗斯、埃及、希腊、以色列和其他一些国家。但在这次旅行中，我环游世界，走过英国、德国、法国、南非、台湾、日本和中国，耗时九个月。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各地区、各时段的考古学，这些都是我从未思考过的，比如中国历史考古学。这对《第五次开始》非常重要，很多我在这次旅行中看到和学习到的东西都在这本书中有所呈现。当我在写这些话时，我正在准备于几天之后开始为期四个月的旅行，这次是德国，还要去英国、西班牙和芬兰讲座。我想，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旅行。这能让你打开双眼观察世界，看看人们如何不同，又如此相似。

　　曹辰星：您提到考古学同时考察时间与空间，依赖跨越时空的物质。在美国的田野营，我每晚看着星空的时候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当下与那些天上的星星是不共时的，他们是走过了几千几万光年才进入我们眼里，即使看上去我们同处一个时空，但其实我们既不在同一个瞬间，也可能不共存于一个空间，历经千万年，那些星星可能早已消亡。这种时空的错乱感也似乎在考古学上也有所体现。我们能够找到过去时代留下的遗存，仿佛过去的世界穿越千年来与我们见面，但彼此在时间上却是分离的。对于不同时空的人类的过去通过考古学与我们相遇这一点，您能说说您的理解吗？

　　凯利教授：我很高兴你享受怀俄明的夜空。那是非常美丽的，而你将人类历史与星星的比较既诗意又真实。这解释起来有点难。当我在野外时，我很享受站在山顶眺望山谷；你知道美国西部景观宏大。当我向外望去，我感到自己非常非常的渺小，觉得自己就是景观的一部分。不是微不足道，就是这极大极美的事物的一个小分子。当我仰望星空时，也是同样的感觉。如果这听起来像宗教体验，可能对我而言，的确如此。我对考古学也是同样的感受。人类历史的浩瀚让我意识到，我的生活只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故事中的极小一部分。但是，这并不会让我感觉微不足道。相反，这让我好奇，我在这个故事中的位置应该是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写了《第五次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宏大的人类故事中扮演角色。

　　曹辰星：看一位考古学家谈未来非常的有意思。您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是，现在和未来是不一样的。过去六百万年的人类经验告诉我们可以对未来怀抱希望。考古学家的研究不仅是着眼于过去，也可以描绘未来的大图景。因此，考古学科的发展也相当重要。您能说说您对目前学科发展现状的看法和未来的展望吗？

　　凯利教授：我现在对考古学及考古学的未来关心的是，我们正在快速地丧失对过去的记录。随着城市的成长，越来越多的人口正在摧毁考古学。恐怖组织摧毁过去的古迹和文物。有人盗掘考古遗址，将珍贵的文物出售给自私的买家。随着地球持续升温，海平面上升，破坏沿海地区，北极地区逐渐消失。我们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需要从即将丢失的遗址中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我们需要一个“无国界考古学家”群体来照管被恐怖分子摧毁的遗址。我们需要在为时尚不算晚时抢救沿海遗址。我尽量保持不沮丧，因为考古学的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我都快跟不上。但是，我仍然担心，有一天我们虽然有一大堆出色的技术，但是却没有遗址可以使用它们了。我们是过去的守护者，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这个责任。  

“汤恩小孩”，南非出土的南方古猿化石之一（1924 年），距今280万年。他很可能尚不知晓使用工具。

　　曹辰星：我喜欢考古学的一个原因是，考古学家就像侦探，从现场仅有的信息去推断过去，尽管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真相的细节，但这种一直在追踪的状态非常的刺激。可以讲讲您一般是怎样通过考古材料推断过去的吗？您认为应该从哪些角度去思考？

　　凯利教授：现在，我会回到使用放射性碳素测年大数据追踪人口变迁。考古学家们假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口在经济、饮食、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变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直到现在，我们仍然缺乏测量史前人口变化的方法，一种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通用的方法。放射性碳素测年提供了一个尺度。这是我在寻找的一个例子：一个能测量人类行为并记录历史的方法，让我们可以直接比较世界不同地方。我告诉我的学生，考古学需要的是温度计。温度计能测出一个人的体温，并告诉你那个人是否生病。不管病人从何处来，温度计都起作用。这正是考古学家需要的，能够全面测量出独立于特定文化背景或历史情境的人类行为的方式。

　　现在，考古学还有另一个角色：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特定文化的特定故事。比如，中国历朝历代的故事，或者北美洲西部本土居民的故事。

　　我们需要两种考古学：作为科学的考古学和作为历史的考古学。如果没有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我们就没有作为科学的考古学；如果不能帮助考古学更像科学的话，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也就只能是琐碎的学问。很少有考古学家能够兼具两点，因此我们需要不同类型的考古学家，才能在研究过去中实现目标。

　　曹辰星：身处不同的文化环境让人们拥有不同的世界观，人们都在用自己的理解去解释世界。考古学家也一样依赖于自己的文化、学识和观念去解释材料，不同取向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您认为在这个多元的世界里，我们要如何确定我们是站在更广阔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不只是自说自话？

　　凯利教授：我们可以通过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这一点。我当然可以把时间花在和与我所见略同的其他考古学家们的交流上，但这只会形成对世界的狭隘看法。如果我们不面对其他想法，如果我们不必捍卫自己的想法，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它们是对是错。而且，我们确实想要知道——不只是考虑，而是知道——我们是对还是错。尽管大部分人喜欢和与自己想法相近的人相处，我们不得不强迫自己去和想法不一样的其他人交谈，这就回到了旅行、与来自其他文化的考古学家交谈的重要性上。这不容易，但不可回避。

　　曹辰星：中国读者对考古学的关注更多的是在本国，并且对历史时期和新石器时代的关注要远多于旧石器时代。您对中国地区的史前史是否有兴趣？您认为中国的史前史研究应该如何纳入到世界考古研究的大图景中去？

　　凯利教授：我对所有的考古学都感兴趣，包括中国。是的，我最感兴趣的是旧石器考古（我在北京时参观了周口店，我很喜欢），但我也为西安的兵马俑和帝陵着迷。研究必须要集中才能取得进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退后一步，在世界史前史的大背景下审视我们的工作。这一点已经被证明对我们的研究大有裨益。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史前史应该被纳入到世界考古的宏大故事中的原因。我是通过理解与其他地方，比如中国的史前史的相似或差异，理解北美史前史的。反之亦然。

　　曹辰星：能说说您未来研究的方向吗？有没有什么新的研究兴趣点？您是否已经在计划下一本著作了？会是什么内容呢？

　　凯利教授：我会继续致力于放射性碳素测年的分析。这在数学上有挑战性，而且我们仍然不知道分析它们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我也计划花更多的时间在山地里，做流冰考古方面的工作。我还计划在这个春天开始写另一本书。这次是关于北美洲15000年的历史，我想要把这本书的结尾带到现在，而不是公元1500年欧洲人的抵达，将过去的500年视为与史前时期大体相当的。也许明年我们就可以看到我是否成功了。

2017 年美国怀俄明高山窝棚遗址发掘

　　曹辰星：对有志向参与到考古学中的年轻人们，您有何寄语？

　　凯利教授：我还是个大学生时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学好其他语言。我可以讲一点点西班牙语和一点点法语，但不会其他语言。真希望我可以啊！我真的很佩服那些与我共事的学过英语的中国学生。但是我选择在那么多不同的地点、不同区域类型和遗址类型中开展考古学田野工作，积累经验，这些绝对没错！

　　我不后悔睁开双眼观察世界的其他地方，笃信考古学对规划人类未来很重要。我希望《第五次开始》的读者们能够从中受益。

　　曹辰星：徐坚教授，您好！作为一名考古专业在读学生，我一直受益于您的一系列著作和译作，非常高兴能有这次采访您的机会！首先可以请您谈谈为什么会选择为这本书做翻译吗？

　　徐坚教授：去年年初，中信出版社的编辑马晓玲联系我，希望我能翻译一本考古学家写作的面向大众的全球史。这就是《第五次开始》。我用了一两天时间通读了一遍，印象非常深刻。这本书视角独特，在汗牛充栋的全球史写作中，罕见地发出了考古学的声音。从阅读体验上看，这本书篇幅不大，思路和文字都极其流畅，通俗易懂。作者凯利教授是一位知名的考古学家，以狩猎—采集者社会为研究对象，田野经验遍及全球，著述丰硕。同时，他也是一位成功的大学教授，具有高超的授课技巧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事实上，这本书就是从几次讲座起步发展而来的。因此，我相信，这本书值得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不过，最初，我的工作日程和出版社预期的出版安排有些冲突，双方几经讨论，最终感谢中信出版社的理解和迁就，因此我用了暑假的绝大部分时间，完成了本书的翻译。

　　曹辰星：请问这本书给您带来了怎样的感受和思考？

　　徐坚教授：作为译者，我多次仔细阅读过《第五次开始》。这本书有几个特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首先，视角独特的全球史。这是从考古学的视角讲述全球史的作品。虽然在历史写作中，全球史重新回到广泛联系的宏观史范畴，但是投身其中的考古学家并不多，这是个有趣的现象。《第五次开始》可能算是罕见的代表了。从时间尺度上看，这本书可能超出绝大多数的全球史作品，以考古学的时间观念观察全球文明进程。副标题上“600万年”应该是其他视角无法驾驭的。其次，鲜明的考古学本位。我之所以认为《第五次开始》是考古学视角的全球史，并不是简单地因为作者是考古学家，而是因为作者提供了一个训练有素的考古学家是如何观察全球和历史的契机。书中以“开始”标识出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界面”的出现，这与近现代意义的考古学中“时代”和“文化”的划分，以及柴尔德提出的“革命”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就像凯利教授惊讶于在电影史上，《夺宝奇兵》空前绝后地提到了柴尔德，我也钦佩《第五次开始》中提及克劳福德、柴尔德等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的考古学家们。《第五次开始》提到前四次开始分别是技术、文化、农业和国家，这令所有上过考古学导论课程的考古工作者不禁莞尔。凯利教授在处理1500年以后的历史也非常独到，他试图站在一个未来的考古学家的立场上，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物质遗存和观察方法。我非常喜欢这个思路，称之为“未来考古学”，这显著地不同于目前所有的关于1500年之后的世界史认识方式。第三，如果考虑到“600万年”的全球尺度，这本书就算写成多卷本也不会让人感到意外，但是，真正令人惊讶的是，这是本小书，或者说是高度凝炼、惜墨如金的作品。我曾经询问过凯利教授，不足200页的小开本是有意为之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这是写给普通读者看的。所以，概括起来，《第五次开始》应该算是一本大家、新意、小书了。

　　曹辰星：您认为学术研究和公众推广之间应该如何权衡？是否能够更好的兼容？

　　徐坚教授：这其实是考古学的学术普及问题。《第五次开始》就是很好的例子。学术普及首先要有学术，否则就是各种歪理邪说。学术是有规则的理性活动，不能容忍走向神秘主义、超自然力的考古学，不能为了眼球而丧失学科应该恪守的底线。其次，对于作者而言，要有讲故事的技巧。其实考古学的每个故事都很精彩，只是需要作者们将精彩的故事表达出来，而不是让它黯然失色。美国考古学家萨波罗夫曾经问过，如果优秀的考古学普及读物需要专业学术知识和赢得公众的写作能力，那么，让优秀的作者学会考古学，还是让考古学家学会讲故事，哪个更有可能性？看起来，好像后者更容易一些。《第五次开始》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让学者们学会讲读者们能够理解并且喜欢的故事好像不是兼顾的问题，而是一种强烈的期许。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对学者的“深入浅出”的要求吗？同样，我也相信，那些无法实现“浅出”的研究者们，其实也无法实现“深入”。

　　曹辰星：这本书极具可读性，但书中涉及到的许多史前史信息，如美洲狩猎采集者，对许多中国考古学从业人员、爱好者来说也未必都很熟悉。如果中国读者想要在这方面有更多的了解，作为中国考古学家，您有什么建议吗？

　　徐坚教授：虽然考古学是个规模不算大的学科，但是内里区分还是非常复杂的。即使是我，对于狩猎—采集者社会，对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也不是很熟悉。凯利教授的写作引人入胜，欲罢不能，那怎么办？其实，作者已经为读者准备进一步阅读的建议，顺着作者的注释和参考文献，找到作者在写作时参考和引用的文献，继续追索下去。其实，我也是这样做的，饶有兴致地读了凯利教授引用的《旧石器时代大战》和《新大陆的最早人类》。

　　曹辰星：您觉得对中国考古学来说，是否也到了这种对人类过去与未来做全景式思考的时候？

　　徐坚教授：是的，我觉得我们已经站在门槛前了，这个时代的中国考古学家们已经开始思考从更宏大的视野观察文明的产生和演化。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考古学已经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材料，让学者们在一个个具体的个案基础之上，提炼和总结具有区域甚至跨区域意义的通则性认识。在近期出版的考古学家的著述中，许宏教授的《最早的中国》、刘莉教授和陈星灿教授《中国考古学》都是很好的范例。随着我们对自身的考古学和其他地区、其他时段的考古学的认识的加深，我相信我们还能产生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上更大尺度的作品，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视角全球史。事实上，前辈学者张光直教授早在80年代就提出过以中国文明为代表的连续性范式和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断裂性范式，这就是一种别有深意的全球史的先声。  

　　曹辰星：我们都带有自身文化的价值判断，并可能总是以此来构建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释读考古学材料，以期得到更多的信息？

　　徐坚教授：这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观念。在考古学中，这也是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观念——考古学不是科学，考古学阐释深受作为行为者的考古学家的影响。这本身没错，躲躲闪闪地否认，急不可耐地辩解自身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才有错，而且，这没法改，人不可能变成机器，或者工具。但是，不用担心我们会有数十亿种历史，事实上，广泛流传的历史阐释只有为数不多的数种而已。而且，每一种都能提供来自不同立场，通过不同材料，经过不同过程加工的历史，这本身不是非常美妙的事？就像《第五次开始》一样，如果不是一位成熟的考古学家，怎么能写出这样独特的全球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