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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前:考古学家的演化

发布时间:2018-08-06文章出处:大众考古作者:陈胜前

  鲁迅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考古学家的出现同样符合这个说法,因为关注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专注,于是就有了专门的研究者,也就是考古学家。关注是考古学家存在的前提,尤其是社会性关注。布鲁斯·特里格讲考古学与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崛起密不可分,是很有道理的。(布鲁斯·特里格(1937~2006),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被誉为考古学界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其先后在埃及与苏丹从事考古学研究。兴趣包括早期文明研究、考古学史、考古学与人类学理论。著作有《时间与传统》《考古学思想史》《早期文明:语境中的埃及》《理解早期文明:比较研究》《超越历史:史前史的方法》等。

  中产阶级大多是专精于某个方面的人才,有钻研的科学精神。大部分王公贵族或是沉湎于玩乐,或是忙于争权夺利,哪有心思去研究古物;社会下层忙于生存,也不大可能关注这种不能生钱的东西(盗墓者除外)。传统中国没有中产阶级,但是有一个相当于中产阶级的士大夫阶层。金石学的出现就是士大夫集中关注的产物。北宋时期,经济比较繁荣,文人的地位有保障,门阀制度没落,士大夫阶层真正崛起,于是有了金石学。就这一点而言,中国考古学家的出现是要早于西方的。

威尼齐亚诺的《巴乔·班迪内利的学院》中描绘的文艺复兴时期古物爱好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渊源,传统上中国考古学家都带有金石学的影子。近现代西方科学的考古学引入中国,中国考古学的面貌发生了改变。不过,传统的影响依然存在,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大多有金石学的底子。金石学贯通经史,按现在的说法是把哲学、历史、艺术(书法、工艺、雕塑等)融于一炉。研究者大多有很好的国学基础,又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时期受到比较“原汁原味”的影响,所以有学贯中西的美誉(其实是挺痛苦的一件事)。这一代人早已远去,但他们开辟的这条路还在,只是走起来难度很大。

  

威尼齐亚诺的《巴乔·班迪内利的学院》中描绘的文艺复兴时期古物爱好者

  所谓近现代科学的考古学,主要是田野考古。玩金石、古物的第一代考古学家都是很少去野外的,也不知道东西确切出自哪里。新生代的考古学家是全世界去找东西,在此过程中,受到科学精神的指引,创造出日渐严格周密的工作方法,进而形成田野考古学。沿着这条路产生了一大批考古学家。他们都是从田野工作中走来,有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十分熟悉考古材料。就像苏秉琦先生强调的,要多摸陶片,反复观摩、琢磨,直到心领神会,以后再看到类似的材料,能够触类旁通。不过,随着国家建设规模的扩大,发掘项目越来越多,考古材料多到了无暇深入研究的程度,于是就诞生了基建考古,美国称之为“文化资源管理”。于是田野考古似乎分化成为了两支,一种更侧重于研究,一种侧重于文化遗产抢救。共同点都是以考古材料为中心的,工作重心基本在于发掘与发现。

欧洲探险家在中美洲发现的古迹

    

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右一)、著名金石学家王国维(中)

  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经常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要与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所以这一类考古学家的气质里都有几分剽悍。好莱坞电影《夺宝奇兵》塑造的考古学家的英雄形象就来自他们,虽然是艺术夸张,但也并非毫无根据。

《夺宝奇兵》系列电影海报

弗林德斯·皮特里

  早年的考古学家如皮特里就是敢住在墓穴,喝着带木乃伊碎片的汤,顶着沙漠的暴晒工作;发掘大师皮特·里弗斯将军、惠勒都是军人出身;更有甚者,如伍雷之类考古学家敢拿枪逼着中东地方官要发掘权;“阿拉伯的劳伦斯”是考古学家客串军事领域,那也是名动一时。培根有云“学问改变气质”,不同的研究路径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研究者的气质。

  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类型,我们称之为考古科学家。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各种遗存的鉴定与分析、年代的测量、古环境的重建等,都需要有自然科学背景的研究者参与,或者是具有考古学背景的研究者去学习自然科学的方法。与此同时,一系列的考古学实验室建立起来,从格拉汉姆·克拉克在剑桥大学办考古实验室算起,考古学家的形象大大改变了。考古科学家更多是在实验室工作,穿着白大褂,与一大堆仪器设备打交道,与顶着风吹日晒的田野考古学家形成鲜明的对比。当代中国,因为自然科学受重视程度更高,研究项目资助力度更大,以及与国际接轨的程度更好,所以考古科学家的日子似乎要更好过一点。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又产生了一批新的考古学家,他们不像田野考古学家那么生猛,也没有考古科学家那么高端。他们也做发掘,但数量不多;他们也去调查,但形式更像是旅行(他们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主观感受,就像艺术欣赏一样);他们更多像哲学家那样去沉思,像传统学者那样搜抉文献。有时叫他们理论考古学家,有时又戏称沙发考古学家,其实都不那么准确,因为他们也做田野工作,也会去做实验工作,只不过他们的兴趣更在于解释,解释的角度大多不是从环境变化的角度出发的,而是侧重于社会的内因或者把人本身作为动因。从理论差异的角度来说,或可以称为后过程考古学家,但这种标签还是不准确,比如做行为考古学的Schiffer,人称沙发考古学家,却是更多偏重于过程考古学。有趣的是,后过程考古学家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过程考古学家,因为他们关心社会、文化等内在机制。这一类考古学家的诞生使得考古学多了几分人文气息,仿佛又回到了考古学当初崛起的时候。其实,当科学漫天遍野、肆无忌惮的时候,没有一点人文加以约束与指导,是很可怕的,就像毒气、核武器一样。

  新类型的考古学家还在不断涌现,比如说,以后可能产生一批国际考古学家,专门在不同国家进行考古的人(千万不要叫外国考古学家,这个名称相当有排斥性);还会有考古学术活动家,专门从事考古学科内引外联的人,日渐复杂的考古学需要专门的人从事这样的工作。随着考古学成果社会应用的需要,现在还产生了文化遗产这样的一个方向,以后也许会出现一种“应用考古学家”(就像应用人类学一样),即专门把考古学成果推向社会的人。还有网络时代的飞速发展,也许会产生一类“网络考古学家”,利用网络进行考古活动的人。学科与社会的发展会不断带来新的需求,可以想象未来还会产生不少新兴类型的考古学家。当然,每一种新事物的诞生都不会只有掌声,也会有嘘声;不会只有成功,没有失败。所以,我们不妨对新事物宽容一点,这样我们的学科才有更多的生机与活力。

  如果再仔细推究一下的话,还会发现当下存在一些灰色过渡地带,如民族与实验考古学家,通常称之为中程理论研究者,他们的角色也似乎处在中间状态,并不确切地属于上面的哪一类型。还有一些考古学家横跨若干个领域,可能会以某个领域为主,或是说在其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会担当不同类型的角色。所以,没有必要将这些类型标签化,这是个动态的东西。 

  这里说考古学家在演化,其实更像是分化,这个过程也是考古学不断专业化的过程,也就是专业分工的细化。虽然从时间上,不同类型考古学家的出现存在早晚关系,但不是说后来者就更先进,甚至都不能说更时髦。因为社会形势改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你很难知道下一阶段会流行什么。所以,从分化的角度来理解要更合适一些。

基建考古现场

   

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

  有趣的是,在现实工作中不同类型的考古学家所偏好的工作环境也有所不同。如那些偏好金石传统的考古学家,他们更多会选择在博物馆工作,那里能够看到传世的珍品。从田野考古中走出来的考古学家大多是在考古研究所工作。从实验室里走出来的考古学家更多在研究所与大学之中。而比较偏好理论研究的研究者多来自大学。当然,事情并不尽然如此。早期中国大学的考古专业更多是在生产实践中学习,比考古所更像考古所,所以那个时代大学走出来的考古学家也多是田野考古学家;还有一个原因是那个时代各个地方都非常缺乏专业考古人员,这么培养可能也是时代的需要吧!如今,中国大学中创办考古以及相关专业的学校越来越多,可以想见将来会出现更多的分化(同质化是死路一条)。

  回顾一下考古学家的演化史,对于即将走入考古学工作领域的同学来说可能有点帮助。多年前,宾福德也曾写过一篇类似的东西,不过带着嘲讽的语气,我在这里更愿意采用包容的态度。考古学领域是一个日渐广阔的区域,并不只有一种类型的考古学家,不要认为考古学家就是一帮总在野外的探险家,这样的认识是19世纪的,太过时了。考古学适合不同类型的人,如果你有艺术气质且不大适应野外工作,去博物馆从事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研究工作是很合适的;如果你总有一个成为科学家的梦想,那么考古科学领域是不二的选择;如果你总喜欢关注一些大到没有边际或是特别本源的问题,那么大学能够接受这样的人;如果你不喜欢办公室生活,不喜欢没有变化的生活,那么恭喜你,考古学还有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供你选择。总之,不论你好文还是好武,不论你喜静还是喜动,考古学中都有你的位置。(文章来源:《大众考古》2017年04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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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陈胜前:考古学家的演化

发布时间:2018-08-06

  鲁迅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考古学家的出现同样符合这个说法,因为关注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专注,于是就有了专门的研究者,也就是考古学家。关注是考古学家存在的前提,尤其是社会性关注。布鲁斯·特里格讲考古学与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崛起密不可分,是很有道理的。(布鲁斯·特里格(1937~2006),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被誉为考古学界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其先后在埃及与苏丹从事考古学研究。兴趣包括早期文明研究、考古学史、考古学与人类学理论。著作有《时间与传统》《考古学思想史》《早期文明:语境中的埃及》《理解早期文明:比较研究》《超越历史:史前史的方法》等。

  中产阶级大多是专精于某个方面的人才,有钻研的科学精神。大部分王公贵族或是沉湎于玩乐,或是忙于争权夺利,哪有心思去研究古物;社会下层忙于生存,也不大可能关注这种不能生钱的东西(盗墓者除外)。传统中国没有中产阶级,但是有一个相当于中产阶级的士大夫阶层。金石学的出现就是士大夫集中关注的产物。北宋时期,经济比较繁荣,文人的地位有保障,门阀制度没落,士大夫阶层真正崛起,于是有了金石学。就这一点而言,中国考古学家的出现是要早于西方的。

威尼齐亚诺的《巴乔·班迪内利的学院》中描绘的文艺复兴时期古物爱好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渊源,传统上中国考古学家都带有金石学的影子。近现代西方科学的考古学引入中国,中国考古学的面貌发生了改变。不过,传统的影响依然存在,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大多有金石学的底子。金石学贯通经史,按现在的说法是把哲学、历史、艺术(书法、工艺、雕塑等)融于一炉。研究者大多有很好的国学基础,又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时期受到比较“原汁原味”的影响,所以有学贯中西的美誉(其实是挺痛苦的一件事)。这一代人早已远去,但他们开辟的这条路还在,只是走起来难度很大。

  

威尼齐亚诺的《巴乔·班迪内利的学院》中描绘的文艺复兴时期古物爱好者

  所谓近现代科学的考古学,主要是田野考古。玩金石、古物的第一代考古学家都是很少去野外的,也不知道东西确切出自哪里。新生代的考古学家是全世界去找东西,在此过程中,受到科学精神的指引,创造出日渐严格周密的工作方法,进而形成田野考古学。沿着这条路产生了一大批考古学家。他们都是从田野工作中走来,有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十分熟悉考古材料。就像苏秉琦先生强调的,要多摸陶片,反复观摩、琢磨,直到心领神会,以后再看到类似的材料,能够触类旁通。不过,随着国家建设规模的扩大,发掘项目越来越多,考古材料多到了无暇深入研究的程度,于是就诞生了基建考古,美国称之为“文化资源管理”。于是田野考古似乎分化成为了两支,一种更侧重于研究,一种侧重于文化遗产抢救。共同点都是以考古材料为中心的,工作重心基本在于发掘与发现。

欧洲探险家在中美洲发现的古迹

    

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右一)、著名金石学家王国维(中)

  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经常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要与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所以这一类考古学家的气质里都有几分剽悍。好莱坞电影《夺宝奇兵》塑造的考古学家的英雄形象就来自他们,虽然是艺术夸张,但也并非毫无根据。

《夺宝奇兵》系列电影海报

弗林德斯·皮特里

  早年的考古学家如皮特里就是敢住在墓穴,喝着带木乃伊碎片的汤,顶着沙漠的暴晒工作;发掘大师皮特·里弗斯将军、惠勒都是军人出身;更有甚者,如伍雷之类考古学家敢拿枪逼着中东地方官要发掘权;“阿拉伯的劳伦斯”是考古学家客串军事领域,那也是名动一时。培根有云“学问改变气质”,不同的研究路径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研究者的气质。

  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类型,我们称之为考古科学家。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各种遗存的鉴定与分析、年代的测量、古环境的重建等,都需要有自然科学背景的研究者参与,或者是具有考古学背景的研究者去学习自然科学的方法。与此同时,一系列的考古学实验室建立起来,从格拉汉姆·克拉克在剑桥大学办考古实验室算起,考古学家的形象大大改变了。考古科学家更多是在实验室工作,穿着白大褂,与一大堆仪器设备打交道,与顶着风吹日晒的田野考古学家形成鲜明的对比。当代中国,因为自然科学受重视程度更高,研究项目资助力度更大,以及与国际接轨的程度更好,所以考古科学家的日子似乎要更好过一点。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又产生了一批新的考古学家,他们不像田野考古学家那么生猛,也没有考古科学家那么高端。他们也做发掘,但数量不多;他们也去调查,但形式更像是旅行(他们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主观感受,就像艺术欣赏一样);他们更多像哲学家那样去沉思,像传统学者那样搜抉文献。有时叫他们理论考古学家,有时又戏称沙发考古学家,其实都不那么准确,因为他们也做田野工作,也会去做实验工作,只不过他们的兴趣更在于解释,解释的角度大多不是从环境变化的角度出发的,而是侧重于社会的内因或者把人本身作为动因。从理论差异的角度来说,或可以称为后过程考古学家,但这种标签还是不准确,比如做行为考古学的Schiffer,人称沙发考古学家,却是更多偏重于过程考古学。有趣的是,后过程考古学家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过程考古学家,因为他们关心社会、文化等内在机制。这一类考古学家的诞生使得考古学多了几分人文气息,仿佛又回到了考古学当初崛起的时候。其实,当科学漫天遍野、肆无忌惮的时候,没有一点人文加以约束与指导,是很可怕的,就像毒气、核武器一样。

  新类型的考古学家还在不断涌现,比如说,以后可能产生一批国际考古学家,专门在不同国家进行考古的人(千万不要叫外国考古学家,这个名称相当有排斥性);还会有考古学术活动家,专门从事考古学科内引外联的人,日渐复杂的考古学需要专门的人从事这样的工作。随着考古学成果社会应用的需要,现在还产生了文化遗产这样的一个方向,以后也许会出现一种“应用考古学家”(就像应用人类学一样),即专门把考古学成果推向社会的人。还有网络时代的飞速发展,也许会产生一类“网络考古学家”,利用网络进行考古活动的人。学科与社会的发展会不断带来新的需求,可以想象未来还会产生不少新兴类型的考古学家。当然,每一种新事物的诞生都不会只有掌声,也会有嘘声;不会只有成功,没有失败。所以,我们不妨对新事物宽容一点,这样我们的学科才有更多的生机与活力。

  如果再仔细推究一下的话,还会发现当下存在一些灰色过渡地带,如民族与实验考古学家,通常称之为中程理论研究者,他们的角色也似乎处在中间状态,并不确切地属于上面的哪一类型。还有一些考古学家横跨若干个领域,可能会以某个领域为主,或是说在其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会担当不同类型的角色。所以,没有必要将这些类型标签化,这是个动态的东西。 

  这里说考古学家在演化,其实更像是分化,这个过程也是考古学不断专业化的过程,也就是专业分工的细化。虽然从时间上,不同类型考古学家的出现存在早晚关系,但不是说后来者就更先进,甚至都不能说更时髦。因为社会形势改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你很难知道下一阶段会流行什么。所以,从分化的角度来理解要更合适一些。

基建考古现场

   

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

  有趣的是,在现实工作中不同类型的考古学家所偏好的工作环境也有所不同。如那些偏好金石传统的考古学家,他们更多会选择在博物馆工作,那里能够看到传世的珍品。从田野考古中走出来的考古学家大多是在考古研究所工作。从实验室里走出来的考古学家更多在研究所与大学之中。而比较偏好理论研究的研究者多来自大学。当然,事情并不尽然如此。早期中国大学的考古专业更多是在生产实践中学习,比考古所更像考古所,所以那个时代大学走出来的考古学家也多是田野考古学家;还有一个原因是那个时代各个地方都非常缺乏专业考古人员,这么培养可能也是时代的需要吧!如今,中国大学中创办考古以及相关专业的学校越来越多,可以想见将来会出现更多的分化(同质化是死路一条)。

  回顾一下考古学家的演化史,对于即将走入考古学工作领域的同学来说可能有点帮助。多年前,宾福德也曾写过一篇类似的东西,不过带着嘲讽的语气,我在这里更愿意采用包容的态度。考古学领域是一个日渐广阔的区域,并不只有一种类型的考古学家,不要认为考古学家就是一帮总在野外的探险家,这样的认识是19世纪的,太过时了。考古学适合不同类型的人,如果你有艺术气质且不大适应野外工作,去博物馆从事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研究工作是很合适的;如果你总有一个成为科学家的梦想,那么考古科学领域是不二的选择;如果你总喜欢关注一些大到没有边际或是特别本源的问题,那么大学能够接受这样的人;如果你不喜欢办公室生活,不喜欢没有变化的生活,那么恭喜你,考古学还有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供你选择。总之,不论你好文还是好武,不论你喜静还是喜动,考古学中都有你的位置。(文章来源:《大众考古》2017年04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博系)

  

作者:陈胜前

文章出处:大众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