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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全球化的伊始——读《越南义立-冯原文化遗存发掘报告》有感

发布时间:2018-08-09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作者:李大伟

  2006年12月,应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邀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义立遗址进行考古发掘。2016年,越南义立遗址发掘及整理报告《越南义立-冯原文化遗存发掘报告》出版发行。这是中国考古第一次走出国门,在国外进行考古工作,是中国考古全球化的伊始之作,值得关注。

  义立遗址(NAHIA LAP SITE)位于越南永福省永祥县义兴社义立村,地处红河与泸江冲积平原的一级台地上。义立遗址发现于1963年,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考古学院于1967年12月至1968年2月对其进行发掘,发掘面积为180平方米,发现了包括柱洞、灰坑在内的文化遗迹以及铜器、石器、陶器等文化遗物,越南学者认为该遗址为冯原文化(分布于越南北部红河流域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延续时间较长,时代约相当于中国的夏商周时期)遗址,大致年代为青铜时代早期,绝对年代在距今4000年左右。

  2004年7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在参观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时向对方表达了双方开展合作的意愿,越方对此予以积极的响应。2005年2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派出考察组对越南进行了考察。2006年12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共同派出联合考察组,再次对越南进行了学术考察并选定了发掘地点,三方在河内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2006年7月,三方在成都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三家文博单位抽调专业人员于2006年12月至2007年1月对义立遗址进行了首次联合考古发掘。

  此次发掘探方9个(探方规格为5米×5米),该报告对其中6个探方进行了详细描述及介绍。发掘共清理遗迹303个,包括灰坑34个、墓葬1座以及与房屋建筑有关的柱洞或小坑268个,出土了大量陶片和少量玉器、石器。初步研究中,报告者纵向比较越南冯原遗址不同文化期,认为义立遗址属于冯原文化中期;横向比较义立遗址同时期周边考古遗址(云南地区、广西地区、四川三星堆遗址),认为义立遗址和周边遗址有着非常密切的文化交流关系,表明在中国商周时期,从长江上游至东南亚地区,出现了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这些交流活动增加了各个区域之间的互动。

  义立遗址的研究意义及跨国考古报告编写商榷

  义立遗址冯原文化遗存的陶器多表现为土著文化因素,一些玉石礼器和遗迹现象,如多边形有领玉璧形器(“T”字形环)、石璧形器以及 A 类灰坑等则体现出与三星堆文化的某些相似性。根据发掘的陶器和石器等出土物特点来看,特别是陶器上的各种纹饰,如刻画纹内填充点状戳印纹等,与中国广西感驮岩遗址二期出土陶器上的纹饰相似。研究报告认为,越南青铜时代文化与中国华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交流关系。在汉代丝绸之路之前,中国南方地区和东南亚地区有着非常密切的文化交流。

  该报告是我国第一次编写的跨国合作考古遗址报告,编写极为认真,对每个探方、探方内遗迹遗物等都进行了详细描述和绘图。且报告内的彩色照片选择极佳,整体上来看,是一部编写经典、制作上乘的考古报告。但由于是第一次出版跨国合作考古发掘报造,很多细节方面还有待商榷。这里,我们对比日本在越南独立后首次进行的跨国考古合作及发掘报告《The Lang Van Sites, The Vietnam-Japan Joi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Team, 2004》,有几点值得借鉴和讨论之处。其一、日本的报告分为两卷(第一卷为英文,第二卷为越文),义立遗址报告是英文和中文,缺乏越文。一个国家考古遗址发掘报告,是否必须有本国文字,这是一个需要思考和讨论的问题。其二,日文报告中涉及大量科技考古的内容、如陶片的XRD测试等等,考古和科技相结合是目前国际学术界的主流方向,国内跨国考古报告是否需要学习借鉴。第三、该报告部分英文翻译用词不当,如石拍的翻译,国际上主流翻译为 Barkcloth beater或者Tapa beater(可参考邓聪多篇中文文章),而该书翻译为Flapper,有待商榷,实际上,学术报告翻译最能体现水平的是对地名、人名、器物名和专业名词的翻译。

  中国考古全球化的伊始

  近代中国考古工作,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西北地区探险活动,以及中外合作考古项目等(如北京周口店遗址发掘等)。继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拒绝外国人到中国进行考古工作,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外再次合作对中国进行考古发掘。从19世纪末直至20世纪末,一百年来,中国考古始终都是在中国境内进行,而未曾出国进行任何考古工作。直至2006年,川陕两家考古所在越南的发掘,才开了中国考古在国外考古的先河,值得庆贺。其出版的发掘报告,更是对这项考古工作详细总结及深入研究的收获。

  这本报告,其序言部分笔者反复读了几次,有段话记得印象特深,是焦南峰院长说的。他说“高深道理大家都知道,文化交流的需要,学术研究的需要,我们也不用多讲。我们自己国内发掘都忙不过来,可为什么还要去国外考古呢?我们从进大学起,受到的考古史教育都在讲外国人在中国考古,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和国外考古合作发掘不少,可都是中国国境内进行的。现在中国开放了,我们也想去国外考古,于是就有了这次越南考古”。

  近些年来,考古工作也在不断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开展考古研究工作,令人期待。中国的考古工作可以持续深入全球化工作,不仅仅考古发掘全球化,更要考古研究全球化,把中国考古放入全球化的视野中来看待,放入人类发展史来看待,对于我们社会更好地了解世界,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提供文化力量。

(图文转自《中国文物报》2018年8月7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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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中国考古全球化的伊始——读《越南义立-冯原文化遗存发掘报告》有感

发布时间:2018-08-09

  2006年12月,应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邀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义立遗址进行考古发掘。2016年,越南义立遗址发掘及整理报告《越南义立-冯原文化遗存发掘报告》出版发行。这是中国考古第一次走出国门,在国外进行考古工作,是中国考古全球化的伊始之作,值得关注。

  义立遗址(NAHIA LAP SITE)位于越南永福省永祥县义兴社义立村,地处红河与泸江冲积平原的一级台地上。义立遗址发现于1963年,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考古学院于1967年12月至1968年2月对其进行发掘,发掘面积为180平方米,发现了包括柱洞、灰坑在内的文化遗迹以及铜器、石器、陶器等文化遗物,越南学者认为该遗址为冯原文化(分布于越南北部红河流域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延续时间较长,时代约相当于中国的夏商周时期)遗址,大致年代为青铜时代早期,绝对年代在距今4000年左右。

  2004年7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在参观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时向对方表达了双方开展合作的意愿,越方对此予以积极的响应。2005年2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派出考察组对越南进行了考察。2006年12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共同派出联合考察组,再次对越南进行了学术考察并选定了发掘地点,三方在河内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2006年7月,三方在成都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三家文博单位抽调专业人员于2006年12月至2007年1月对义立遗址进行了首次联合考古发掘。

  此次发掘探方9个(探方规格为5米×5米),该报告对其中6个探方进行了详细描述及介绍。发掘共清理遗迹303个,包括灰坑34个、墓葬1座以及与房屋建筑有关的柱洞或小坑268个,出土了大量陶片和少量玉器、石器。初步研究中,报告者纵向比较越南冯原遗址不同文化期,认为义立遗址属于冯原文化中期;横向比较义立遗址同时期周边考古遗址(云南地区、广西地区、四川三星堆遗址),认为义立遗址和周边遗址有着非常密切的文化交流关系,表明在中国商周时期,从长江上游至东南亚地区,出现了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这些交流活动增加了各个区域之间的互动。

  义立遗址的研究意义及跨国考古报告编写商榷

  义立遗址冯原文化遗存的陶器多表现为土著文化因素,一些玉石礼器和遗迹现象,如多边形有领玉璧形器(“T”字形环)、石璧形器以及 A 类灰坑等则体现出与三星堆文化的某些相似性。根据发掘的陶器和石器等出土物特点来看,特别是陶器上的各种纹饰,如刻画纹内填充点状戳印纹等,与中国广西感驮岩遗址二期出土陶器上的纹饰相似。研究报告认为,越南青铜时代文化与中国华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交流关系。在汉代丝绸之路之前,中国南方地区和东南亚地区有着非常密切的文化交流。

  该报告是我国第一次编写的跨国合作考古遗址报告,编写极为认真,对每个探方、探方内遗迹遗物等都进行了详细描述和绘图。且报告内的彩色照片选择极佳,整体上来看,是一部编写经典、制作上乘的考古报告。但由于是第一次出版跨国合作考古发掘报造,很多细节方面还有待商榷。这里,我们对比日本在越南独立后首次进行的跨国考古合作及发掘报告《The Lang Van Sites, The Vietnam-Japan Joi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Team, 2004》,有几点值得借鉴和讨论之处。其一、日本的报告分为两卷(第一卷为英文,第二卷为越文),义立遗址报告是英文和中文,缺乏越文。一个国家考古遗址发掘报告,是否必须有本国文字,这是一个需要思考和讨论的问题。其二,日文报告中涉及大量科技考古的内容、如陶片的XRD测试等等,考古和科技相结合是目前国际学术界的主流方向,国内跨国考古报告是否需要学习借鉴。第三、该报告部分英文翻译用词不当,如石拍的翻译,国际上主流翻译为 Barkcloth beater或者Tapa beater(可参考邓聪多篇中文文章),而该书翻译为Flapper,有待商榷,实际上,学术报告翻译最能体现水平的是对地名、人名、器物名和专业名词的翻译。

  中国考古全球化的伊始

  近代中国考古工作,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西北地区探险活动,以及中外合作考古项目等(如北京周口店遗址发掘等)。继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拒绝外国人到中国进行考古工作,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外再次合作对中国进行考古发掘。从19世纪末直至20世纪末,一百年来,中国考古始终都是在中国境内进行,而未曾出国进行任何考古工作。直至2006年,川陕两家考古所在越南的发掘,才开了中国考古在国外考古的先河,值得庆贺。其出版的发掘报告,更是对这项考古工作详细总结及深入研究的收获。

  这本报告,其序言部分笔者反复读了几次,有段话记得印象特深,是焦南峰院长说的。他说“高深道理大家都知道,文化交流的需要,学术研究的需要,我们也不用多讲。我们自己国内发掘都忙不过来,可为什么还要去国外考古呢?我们从进大学起,受到的考古史教育都在讲外国人在中国考古,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和国外考古合作发掘不少,可都是中国国境内进行的。现在中国开放了,我们也想去国外考古,于是就有了这次越南考古”。

  近些年来,考古工作也在不断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开展考古研究工作,令人期待。中国的考古工作可以持续深入全球化工作,不仅仅考古发掘全球化,更要考古研究全球化,把中国考古放入全球化的视野中来看待,放入人类发展史来看待,对于我们社会更好地了解世界,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提供文化力量。

(图文转自《中国文物报》2018年8月7日第7版)

作者:李大伟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