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考古工作中，拼合遗物是一个必经程序，通常是为了从碎片中获得更大的、最好是可复原的标本。拼对也对技术复原和空间信息的提取很有帮助，其中最为人熟知的领域是石器拼合（refitting）。石器拼合中又常区分“拼对”（conjoin）和“拼接”（join），前者类似于铸件和铸范之间或者关节头和关节窝之间的拼合，后者类似于拼陶片断面或者甲骨缀合。

　　石器拼合为何具有埋藏学意义？

　　客观上，这是因为一组具有拼接关系的石制品，如近端断片和远端断片，是同一事件（可能是打制所致，也可能是碰到地面断裂、踩踏或者其他自然营力等）的产物，具有最强的共时性。它们在遗址中的空间分布，要比具有拼对关系的石制品更能反映遗址形成过程方面的信息。

　　主观上，这是由于旧石器考古研究者对于精细尺度的行为或“事件”（episode）的把握，并不限于田野中可辨识的最小堆积单位，而是试图解析埋藏于同质堆积中的遗物，究竟是属于一个较单纯的“生活面”（living floor），还是经历多次事件和复杂堆积后过程的“复写本”（palimpsest）。

　　由此反观最为常见的陶片拼合，我们能够得到哪些启发？

　　陶片除了形态、技术和功能意义外，它本身就蕴含了埋藏学信息，最典型如保存状况、风化情况、磨圆情况等，一些经过长距离搬运或剧烈扰动的陶片在这些指标上均会显示出与原生堆积的差别。原生堆积中陶片的拼合则赋予研究者建立更多关联、尤其是整合空间信息的能力，可以据此解读出关于堆积形成过程的重要信息，可惜这一点尚未得到广泛的关注。

　　举例来说，传统上拼陶片优先在同一地层单位内操作，其次是考虑具有叠压打破关系的、时间上临近的单位。如果出现跨单位拼合，通常是将拼好的遗物归入更晚的单位，对此解释是晚期单位中可以混入早期陶片，反之则不可能。至于“混入”的方式是田野操作中“做过”导致抑或原本埋藏情形就是如此，由于并不影响分期排队而缺乏深思。

　　拼陶片的信息并没有被我们充分利用。在横向上，跨单位拼合可以提供单位间共时性的指征；在纵向上，跨单位拼合应该进一步细分是“打破”情形下的拼合还是“叠压”情形下的拼合。通常只有“打破”或侵蚀（包括有些名为叠压实际却是不整合的地层）才会真正导致更早的堆积进入晚期单位，也就是所谓“混入”；而如果是地层整合的情况下、早晚堆积间界面保存完好的“叠压”情形，显然晚期堆积并不会扰乱更早的堆积。

　　后一种状况出现可拼合陶片，可能的解释无非两种：一种是二次利用遗物，即人类有意识地把早期陶片捡起来，之后废弃在晚期堆积中，也就是可拼合陶片的不同部分废弃时间不一致；另一种是，早晚堆积虽然能分开但可视为同一次埋藏事件的产物，与可拼合陶片的废弃是同时的，这种情况下可拼接的断面应该未经人为改造、且风化程度等属性应与其他断面相同，而且如果样本量足够，根据拼合组空间关系有可能分辨出不同人类行为导致的陶片分布状态的差异。借用石器拼合的理念，我们可以通过陶片拼合来验证各种可能性，从而区分出一般的丢弃垃圾行为和仪式性的特殊埋藏事件。事实上早有学者指出，同一灰坑不同层次的堆积中存在能拼起来的陶片，说明坑内器物不是随意丢入的（卜工：《从灰坑的用途和性质说起》，《中国文物报》2001年1月10日7版）。

　　类似地，遗址陶器分期排队时也常把较晚单位中的早期混入物剔除，然而绝难想象一个真正因打破更早堆积而带入更早陶片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混入物”。可现实往往是，剔除陶片的同时，我们其实无法以同样标准鉴别那些对时间变化不敏感或者不常见的遗物，这样发掘报告中发表的同一单位陶器和其他遗存有可能并非同一次废弃行为的产物，而是“本体遗存”和“残留遗存”的混合，而且也往往丢失了单位的混入程度等基本信息。这也许对类型学研究无碍，但对于复原遗址形成过程就很不利了。以1997年发掘的沣西H18为例，在深5.2米的范围内分出四小层，其中不仅有从龙山堆积中混入的陶器，而且四小层的陶片彼此间往往可以拼在一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1997年沣西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第2期）。报告所述其实足已显示H18堆积过程的复杂性，但遗憾的是关于“系列样品”可靠性的论述（仇士华、蔡连珍：《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碳十四年代框架》）似表明测年工作者对其认识不足，或者至少是未能合理解释陶片拼合的现象。测年样品的采集和选择，最好应立足于对堆积过程的充分理解之上。

　　要改变这种现状其实并不困难，只要在收集和拼对陶片时更多关注空间位置、发表拼合而成的器物时注明是哪些单位的陶片拼合即可。本文权作抛砖引玉，希望更多考古工作者能够从看似寻常的陶片拼合中探索出更多维度的信息来。（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