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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骼考古学中的性别和年龄鉴定

发布时间:2018-09-11文章出处:国家博物馆作者:牛月明 张晓雯

  性别与年龄的鉴定,是基于骨骼材料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基础。

  明确个体的性别与年龄,一是赋予该个体在考古学、社会学中的意义,为研究该个体所属的群体以及其所处的自然和社会位置提供信息;二是通过对古代人骨标本的研究,可以了解到性别、年龄差异对古代居民的饮食习惯、疾病、行为模式和丧葬习俗等方面的影响。

焦家遗址M184墓主——五千年前山东大汉在“礼出东方——山东焦家遗址考古发现展”中的原貌重现

  骨骼考古学:性别的鉴定

  骨骼考古学主要是通过观察两性之间骨骼差异来进行性别的判定。例如,两性盆骨的形态差异缘于男女各自不同的生理功能。

  在人类漫长的进化中,女性独有的分娩功能导致盆腔的入口、出口和容积都发生了利于孕育和分娩的变化,因此盆骨是性别鉴定最可靠的依据。另外颅骨(包括下颌骨) 、胸骨、锁骨和肢骨的形态特征也是性别鉴定的重要依据。

  一般个体发育,性的分化开始于胚胎第五、六周,然而这种性别二分现象在未成年人群的骨骼上无法充分地表现出来,直到青春期骨骼变化才开始出现。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从骨骼材料上直接获得未成年人的性别信息,对于未成年人的性别判断目前还只能依靠探测基因中X、Y染色体的特殊序列来完成。

  性别的鉴定,对于各时期人类的制度无疑起着重要作用,如埋葬制度、随葬品的性质和厚薄,可以反映出当时的父系或母系、对偶婚、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的社会制度。同时亦可从随葬品的性质联系到当时的经济状况,如男女分工或分工情况。

  骨骼考古学:年龄的鉴定

  年龄判断则相对复杂。因为,骨骼的年龄变化与个体营养的吸收及发育是否正常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同一年龄的骨骼,会出现不同的年龄特征,而相似或相同年龄特征的骨骼,也有可能属于不同年龄的个体。

  年龄鉴定应尽量运用多种观察方法,对骨骼上的各项信息进行综合性分析,最后再做出鉴定结论,而且对未成年个体和成年个体的鉴定方法也有不同。对于未成年个体,主要依据牙齿萌出的时间顺序、四肢骨骨化点出现和骨骺愈合情况来判断;对于成年个体,主要依据耻骨联合面形态变化(耻骨位于骨盆前部,耻骨联合面是两个耻骨相联处内侧呈卵圆形的粗糙面,其形态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牙齿磨耗程度、颅骨骨缝愈合情况以及全身骨骼进行综合分析。此外,骨骼考古学只能给个体一个大致的死亡年龄范围,如 25~30岁,50+岁等。未成年个体死亡年龄主要根据乳齿和恒齿的萌出更替时间来鉴定,因此未成年个体的年龄鉴定要比成年个体更加精确,一般误差不会超过1岁。

  对个体进行死亡年龄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古代居民自身健康状况,埋葬制度,随葬品性质等,进而探讨古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与人类自身的关系。例如瓮棺葬,即以瓮或罐等陶器为葬具来安置死者的一种葬俗,其主要分布在仰韶文化区,以渭水流域的半坡类型为最盛。瓮棺葬绝大多数用来埋葬婴儿和儿童,葬式、随葬品和埋葬位置与当时的成年人墓葬有很大的不同。

  透过人骨材料,看山东焦家遗址

  经统计,章丘焦家大汶口文化墓地2016年出土的人骨材料中,具有明确年龄数值的个体共104例,平均死亡年龄约为27.3岁。其中男性个体35例,平均死亡年龄约为30.2岁;女性个体42例,平均死亡年龄约为32.9岁。从男女两性的平均死亡年龄来看,女性高于男性。

  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发生死亡的可能性不同,婴幼儿由于自身发育的不完善,最易夭折。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体抗御疾病的能力也不断增加,死亡率呈下降趋势。到了老年阶段,由于生物规律的支配,死亡率又呈上升的趋势,所以,在年龄死亡率分布图上,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U形 。

  古代妇女分娩时的死亡风险决定了年较成年女性比同年龄的男性死亡率要高。这种生殖死亡不仅指分娩时的风险,在整个孕期都存在死亡的风险,而分娩时的并发症和过于频繁的怀孕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女性的死亡率。焦家遗址M72中的女性个体和一个未足月的婴儿个体的死亡很可能与这种生殖死亡有关。

  而在成功度过了生育期后,女性的死亡风险很可能要低于男性,这其中既有自然因素也存在社会因素。首先,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拥有更强而有效的免疫系统,更能能力抵抗疾病的侵袭。根据Courtenay对现代美国男女两性的健康研究显示,男性比女性更容易罹患多种严重的慢性疾病,且在15种高致死病中,男性具有更高的死亡率,而男性的平均死亡年龄要比女性低7岁左右。此外,海岱地区到大汶口文化时期,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都获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农业、家畜饲养业和手工业。从原有的、较为单一的狩猎采集经济过渡到更为复杂的农业、家畜饲养业和手工业并举的经济模式后,原有的社会分工可能出现了变化,男性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可能开始承担更大的劳动强度和生产风险,从而导致其更早的死亡。

  五千年前的山东大汉:逝于而立之年

  目前的研究还不足以证明在一个时期内不同社会阶层的死亡年龄是否存在明显差异。根据2016年的焦家人骨研究工作可知,焦家遗址大汶口文化男性居民的死亡率最高值在30-35岁组,焦家遗址已知的规格最高的M184的男性墓主的死亡年龄也在30-35岁。对不同阶层的生存状态的思考应该结合疾病、创伤等多方面的研究来综合考察,也不能忽视该人群内男女两性的健康状况和生产劳动强度等问题。

文本参考文献:

[①] Jane E. Buikstra, Douglas H. Ubdaker: Standards for Data Collection from Human Skeletal Remains . Arkansas Archaeological Survey,1994,15.

[②] 周亚威:《试论体质人类学研究解决的若干考古学问题—以性别年龄鉴定、古人种学、古病理学为例》,《江汉考古》,2015年第6期,第90页。

[③] 夏洛持.罗伯茨,基思.曼彻斯特:《疾病考古学》,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

[④] Will. Courtenay; Constructions of Masculinity and Their Influence on Men’s Well-Bing: a Theory of Gender and Health. Social Science& Medicine 50(2000),1385-1401

(本文作者牛月明、张晓雯分别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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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骨骼考古学中的性别和年龄鉴定

发布时间:2018-09-11

  性别与年龄的鉴定,是基于骨骼材料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基础。

  明确个体的性别与年龄,一是赋予该个体在考古学、社会学中的意义,为研究该个体所属的群体以及其所处的自然和社会位置提供信息;二是通过对古代人骨标本的研究,可以了解到性别、年龄差异对古代居民的饮食习惯、疾病、行为模式和丧葬习俗等方面的影响。

焦家遗址M184墓主——五千年前山东大汉在“礼出东方——山东焦家遗址考古发现展”中的原貌重现

  骨骼考古学:性别的鉴定

  骨骼考古学主要是通过观察两性之间骨骼差异来进行性别的判定。例如,两性盆骨的形态差异缘于男女各自不同的生理功能。

  在人类漫长的进化中,女性独有的分娩功能导致盆腔的入口、出口和容积都发生了利于孕育和分娩的变化,因此盆骨是性别鉴定最可靠的依据。另外颅骨(包括下颌骨) 、胸骨、锁骨和肢骨的形态特征也是性别鉴定的重要依据。

  一般个体发育,性的分化开始于胚胎第五、六周,然而这种性别二分现象在未成年人群的骨骼上无法充分地表现出来,直到青春期骨骼变化才开始出现。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从骨骼材料上直接获得未成年人的性别信息,对于未成年人的性别判断目前还只能依靠探测基因中X、Y染色体的特殊序列来完成。

  性别的鉴定,对于各时期人类的制度无疑起着重要作用,如埋葬制度、随葬品的性质和厚薄,可以反映出当时的父系或母系、对偶婚、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的社会制度。同时亦可从随葬品的性质联系到当时的经济状况,如男女分工或分工情况。

  骨骼考古学:年龄的鉴定

  年龄判断则相对复杂。因为,骨骼的年龄变化与个体营养的吸收及发育是否正常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同一年龄的骨骼,会出现不同的年龄特征,而相似或相同年龄特征的骨骼,也有可能属于不同年龄的个体。

  年龄鉴定应尽量运用多种观察方法,对骨骼上的各项信息进行综合性分析,最后再做出鉴定结论,而且对未成年个体和成年个体的鉴定方法也有不同。对于未成年个体,主要依据牙齿萌出的时间顺序、四肢骨骨化点出现和骨骺愈合情况来判断;对于成年个体,主要依据耻骨联合面形态变化(耻骨位于骨盆前部,耻骨联合面是两个耻骨相联处内侧呈卵圆形的粗糙面,其形态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牙齿磨耗程度、颅骨骨缝愈合情况以及全身骨骼进行综合分析。此外,骨骼考古学只能给个体一个大致的死亡年龄范围,如 25~30岁,50+岁等。未成年个体死亡年龄主要根据乳齿和恒齿的萌出更替时间来鉴定,因此未成年个体的年龄鉴定要比成年个体更加精确,一般误差不会超过1岁。

  对个体进行死亡年龄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古代居民自身健康状况,埋葬制度,随葬品性质等,进而探讨古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与人类自身的关系。例如瓮棺葬,即以瓮或罐等陶器为葬具来安置死者的一种葬俗,其主要分布在仰韶文化区,以渭水流域的半坡类型为最盛。瓮棺葬绝大多数用来埋葬婴儿和儿童,葬式、随葬品和埋葬位置与当时的成年人墓葬有很大的不同。

  透过人骨材料,看山东焦家遗址

  经统计,章丘焦家大汶口文化墓地2016年出土的人骨材料中,具有明确年龄数值的个体共104例,平均死亡年龄约为27.3岁。其中男性个体35例,平均死亡年龄约为30.2岁;女性个体42例,平均死亡年龄约为32.9岁。从男女两性的平均死亡年龄来看,女性高于男性。

  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发生死亡的可能性不同,婴幼儿由于自身发育的不完善,最易夭折。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体抗御疾病的能力也不断增加,死亡率呈下降趋势。到了老年阶段,由于生物规律的支配,死亡率又呈上升的趋势,所以,在年龄死亡率分布图上,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U形 。

  古代妇女分娩时的死亡风险决定了年较成年女性比同年龄的男性死亡率要高。这种生殖死亡不仅指分娩时的风险,在整个孕期都存在死亡的风险,而分娩时的并发症和过于频繁的怀孕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女性的死亡率。焦家遗址M72中的女性个体和一个未足月的婴儿个体的死亡很可能与这种生殖死亡有关。

  而在成功度过了生育期后,女性的死亡风险很可能要低于男性,这其中既有自然因素也存在社会因素。首先,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拥有更强而有效的免疫系统,更能能力抵抗疾病的侵袭。根据Courtenay对现代美国男女两性的健康研究显示,男性比女性更容易罹患多种严重的慢性疾病,且在15种高致死病中,男性具有更高的死亡率,而男性的平均死亡年龄要比女性低7岁左右。此外,海岱地区到大汶口文化时期,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都获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农业、家畜饲养业和手工业。从原有的、较为单一的狩猎采集经济过渡到更为复杂的农业、家畜饲养业和手工业并举的经济模式后,原有的社会分工可能出现了变化,男性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可能开始承担更大的劳动强度和生产风险,从而导致其更早的死亡。

  五千年前的山东大汉:逝于而立之年

  目前的研究还不足以证明在一个时期内不同社会阶层的死亡年龄是否存在明显差异。根据2016年的焦家人骨研究工作可知,焦家遗址大汶口文化男性居民的死亡率最高值在30-35岁组,焦家遗址已知的规格最高的M184的男性墓主的死亡年龄也在30-35岁。对不同阶层的生存状态的思考应该结合疾病、创伤等多方面的研究来综合考察,也不能忽视该人群内男女两性的健康状况和生产劳动强度等问题。

文本参考文献:

[①] Jane E. Buikstra, Douglas H. Ubdaker: Standards for Data Collection from Human Skeletal Remains . Arkansas Archaeological Survey,1994,15.

[②] 周亚威:《试论体质人类学研究解决的若干考古学问题—以性别年龄鉴定、古人种学、古病理学为例》,《江汉考古》,2015年第6期,第90页。

[③] 夏洛持.罗伯茨,基思.曼彻斯特:《疾病考古学》,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

[④] Will. Courtenay; Constructions of Masculinity and Their Influence on Men’s Well-Bing: a Theory of Gender and Health. Social Science& Medicine 50(2000),1385-1401

(本文作者牛月明、张晓雯分别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博士。)

作者:牛月明 张晓雯

文章出处: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