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考古90年来，发现了丰富的晚商文化遗存，其中大型宫殿建筑、商王陵、甲骨刻辞、青铜器和玉器等冠绝当时，见证了中国古代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辉煌文化、国家政治形态以及技术水平。作为一个大邑商，殷墟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是丰富多彩。　　

　　我们可以想象，今日以小屯村为核心的30平方公里范围，就是3000年前人口相对集中的城市中心，大小有别的聚落，也就是所谓的“族邑”以家族为核心分布在洹河两岸，“聚族而居，聚族而葬”。于是体现在考古遗存中，就是形式与功能多样繁杂的房址、水井、水渠、窖穴、作坊等。四合院是最典型的建筑类型，还有大到王族的宫殿宗庙、小到普通族邑的居所。墓葬、陪葬坑和祭祀坑反映着规模与等级。比如墓葬有带四条墓道的大型、带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无墓道的中小型、灰坑葬式。手工业生产作坊广布于大邑商中，手工业是城市经济重要组成，门类多，有铸铜、玉石器加工、制骨和制陶作坊等，许多地点多种手工业共存。铸铜、制玉技术高超，产品具有独特的艺术与技术风格，很多应该是出自手工业专业家族。其外还散布有众多的低密度族邑，不同族邑间有道路连通，整体构成了“大邑商”。

　　殷墟文物种类多，有甲骨、青铜和铅器、陶质类器、玉石器、骨角牙蚌器以及人和动物骨骼等。最能彰显殷墟商文化基本形态及其特点的是陶器和青铜容器。殷墟所见的实用陶容器达26类之多，既出于生活场所、手工业作坊，又见于墓葬，是研究大邑商百姓日常城市生活及其变化最重要的材料，也可用来探讨大邑商的社会构成以及形成、变化过程，包括大邑商与商文化其他类型以及周边青铜文化的关系。　　

　　通过检查和比较器物形制和纹饰的文化因素分析，可以判断陶器的文化渊源；岩相学手段分析器物的微观结构可以帮助辨别不同的技术选择。两者结合能够有效鉴别陶器的文化与技术风格。根据这些分析，考古学家将殷墟出土陶器分为14组以上，其中把殷墟出土陶器中体现安阳本地商文化因素、器类和数量最多的命名为A组，它们的演变序列最清晰，代表了以殷墟遗址为中心的晚商文化殷墟类型的典型风格。源自商文化其他类型的器物数量比殷墟类型陶器明显少，比如来自郑州、许昌地区的B组、河南登封一带的C组，D组则为山东西南部商文化安丘类型等。这些组的陶器出现在殷墟遗址，反映了大邑商与商王国其他地方的人或人群的动态联系，我们可以看出其中与郑州地区的联系始终较多，其次是山东西南部，与其他地区的联系相对比较少。　　

　　源自商考古学文化圈之外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器物，目前所见的有陕西关中地区的先周文化、晋陕高原青铜文化（黄河西为李家崖文化）、内蒙古清水河县黄河拐弯部的西岔文化、京津唐地区的大坨头文化、安徽江淮地区的青铜文化、湖北东部蕲春市毛家咀组遗存、山东半岛的珍珠门文化等文化。此外，还有一些暂不能确知来源但文化风格非典型殷墟文化的特殊器物。

　　人的牙釉质同位素反映的是人出生地的信息。通过殷墟出土大量人牙多种同位素（锶、氧、碳、硫）的分析，知道大邑商有着相当高比例的外来人群，尤其是殷墟时期早段。同位素的分析结果说明，大邑商出土大量非A组陶器所反映的主体应该是外来人群向殷墟的迁徙，而不是地域间技术风格的传播。　　

　　殷墟从早期向晚期发展，陶器的类别明显减少、呈现“简化”（“标准化”或者“制度化”）的过程。在其他类别的物质遗留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类似的物质文化“简化”过程在其他古代文明城市的发展中一样存在。大邑商初始的文化多元性明显，是殷墟文化繁荣的重要因素，而发展中出现的简化过程，一方面促进了大邑商规模与人口的增加，另一方面构成了殷墟最终衰亡的内在要素。　　

　　对商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综合研究可知，其中以殷墟都城遗址为代表的殷墟类型是典型商文化类型，分布区以安阳为中心，北到邢台，南近郑州，西近太行山脉，东接古黄河，也正好是传世文献如《尚书·酒诰》记载的商王朝的内服地区，这是商王朝直接管理的中心区域。　　

　　围绕在殷墟类型这个典型商考古学文化分布区以外的多个商文化的非典型类型，在地域上覆盖范围广，东到山东潍坊，北近北京，西到陕西西安，南抵汉水，东西、南北跨度达上千千米。结合传世文献、殷墟甲骨卜辞研究可知，这些商考古学文化的非典型类型区域，基本是商王朝分封的诸侯国统辖区，亦即是商王朝间接管理的外服地区。

　　此外，在商考古学文化的外围分布着其他考古学文化，它们与商考古学文化的面貌明显不同，但有些地方与殷墟都城遗址有明显的联系。如湖北东部的蕲春市毛家咀遗存，出土陶器与殷墟文化明显不同，考古学文化属性不属于商考古学文化，但具有毛家咀遗存典型风格的陶鬲出土于殷墟都城遗址的王宫区、且与商王甲骨卜辞同出。这种情况在商王朝周边其他地区也存在，即它们是商王朝最外圈的统辖地区。由此可知，商王朝的疆域和商文化的分布范围，不仅涵盖考古学上的商文化，还应包括像毛家咀遗存等与商王朝都城有密切联系的外圈其他一些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　　

　　也就是说，商文化包括以都城文化为代表的主流商文化和外围广大地区的非主流文化两种形态，它们分别对应商王朝疆域的三层地理空间：中心区域（对应考古学上的典型商文化分布区），次级区域（对应考古学上的非典型商分布区），外围区（考古学上的商文化外围其他某些考古学文化）。正是这样的格局决定了3000年前的殷墟是多元多彩的殷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