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如其人。读许永杰《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十讲》（下文简称《十讲》）如听他讲课，举手投足的神情、侃侃而谈的情景都会出现于脑际。我们大学同窗，研究生师出同门；曾在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工作，田野考古多年搭档；后都在广东供职生活，长期接触，经常交流，非常理解他不忘典谟训诰，致力考古传承的专业情怀。

　　《十讲》是许教授为中山大学考古专业博士生开设的课程，内容充实、追求新意，能够体现他考古研究的手眼身法步。书中关于考古学史、考古年代学、考古层位学、考古类型学、史前文化与人群关系、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历史考古学、民族考古学、聚落考古学、情境考古学均有涉及。说是理论与方法，但却不是纯粹的理论与方法，而是理论指导下的考古学个案研究或演示。尊重前人成果、注重学术历史、点评客观公正、理论实践结合，《十讲》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教学效果。

　　以个案研究的推演为中国考古学理论存正是《十讲》的贡献。若干年以来，国内外不时出现指责中国考古缺乏理论的声音。任何学科的理论都存在发生、发展和成熟、完善的过程，既非一蹴而就，一日之功，也非一劳永逸，一成不变。如果说中国考古学的理论需要完善，那肯定既中肯又客观。倘若根本不承认理论的存在，那无疑是罔顾事实，信口雌黄。

　　俗话说“三十而立”。中国考古则有三十年左右上新台阶的周期特点。上世纪二十到五十年代是中国考古的草创期，五十到八十年代是建设期，八十到本世纪头十几年是发展期。未来的中国考古则必是与时俱进，与世共舞的开放期。不同阶段考古学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同、解决的任务不同、提出的课题不同。草创期思考怎么挖才好，研究挖出的东西是啥样；建设期关注正确挖的方法，研究挖出的东西都有啥；发展期的焦点是科学挖的规范，研究挖出东西有啥用；开放期的任务当是在国际舞台上演绎中国模式，探索考古学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服务。如今的中国考古早已超越了当初按深度发掘的阶段，发掘资料整理和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科学技术手段的大量使用，使得信息量的提取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其发现与研究的影响力已经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可能是这个原因，中国考古学经常遭遇误解、戏说或调侃。诸如是否科学、有无真实性、与盗墓有何区别等等。所以，认真学习中国考古学发展与进步的历史就显得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哪学、跟谁学、学什么，往往决定后来的研究取向。或言必称希腊，热衷洋人说教；或文必引经据典，推崇考据；或追逐潮流，偏爱科技手段，都无可厚非。中国的田野考古虽是国外引进，但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却根植于中华大地，具有本土化的特点。理论来源完全是从中国的实践和材料中总结出来，并为实践证明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其二，这个理论有自己特定的内容和具体的标准体系。所谓的中国特色有两个原则必须坚持，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的国情。其三，是服务于国家建设与发展的特点。中国考古的不同发展阶段就本质而言，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阶段性的客观反映和必然结果。国家兴则考古兴，国家强则考古强。因此，考古学理论本土化特征深深地烙有时代的标记。从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到中国古代文明原生性论述；从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到文明多样性的“满天星斗”说，都可以读出鲜活的时代背景和丰富的历史内容。《十讲》正确反映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实际过程，其志可嘉。

　　近代中国考古以走上田野为标志，主要是同“软”遗址打交道，情况比世界很多地区的“硬”遗址复杂。“软”遗址难以保存，侥幸残留，也仅仅是建筑的基址部分，难以发现，难以辨识自不待言，若谈到保护则更是困难重重。加之中国古代文化年代久远、类型多样、连绵发展、不曾中断；中华文明多样性、连续性和继承性特质造就了古代遗存不仅层累叠压，各种遗迹现象交织纵横，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文化遗存往往如乱麻缠绕，错综复杂。遗迹平面形状多是支离破碎，晚期遗存埋藏深度往往超过早期遗存，如此等等。能够将准确率维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功发掘，要求现场工作主持者必须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些客观要求决定了中国考古从发掘阶段获取资料的伊始，到整理认识、研究阐释，保护利用的全过程必然要闯出自己的新路。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考古果然不辱使命，达到了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作为，独步于世界考古舞台的境界。

　　不了解这段历史，自然不懂其中的奥妙、甘苦、艰辛。以为考古发掘与挖壕沟没有区别，凭手感、靠经验的发掘就是田野考古的全部。那些指责中国考古学没有理论者，恰恰应该认真读一读《十讲》，从考古层位学的基本功开始补课：闻一闻中华泥土的芳香，体验手铲之神功；品一品中国考古人是怎样从“软”遗址中刮出硬道理，将学来的“地层学”升华到“层位学”；想一想古老的奇迹是怎样在神奇的土地上被发掘出来，不胜枚举的中国创造与智慧结晶在世界上有哪些影响；比一比东西方文明道路的异同与辉煌，五彩缤纷的世界又是怎样酝酿多样性文明的荣光。正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不过，人世间有个基本的道理，那就是你永远不可能感动根本不喜欢你的人；同理，你永远教不会玩命装傻的人。

　　不忘先贤，致敬传统。《十讲》用心良苦。阐述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便不能不提及中国考古难以忘怀的前辈导师、精神领袖；致敬传统，尊崇经典，才能致力传承。《十讲》的尝试给人印象尤为深刻。从梁思永、夏鼐、苏秉琦、宿白到邹衡、俞伟超、张忠培，无数为考古学理论创新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前辈组成学术梯队，前赴后继、砥砺前行、不断尝试、总结经验，创造出可以传世的经典之作，形成泽被后代的知识体系。他们是当代民族的精英和脊梁，是中国考古人的骄傲和自豪。讲述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传奇，使之成为中国考古学子耳熟能详的“家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正是《十讲》的至高境界。梁思永的“后冈三层”、夏鼐的“填土陶片”、苏秉琦的“西安三层”是见证层位学发展的典故；“白沙宋墓”“商城郑亳”“元君庙模式”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可圈可点的研究范例；中国文明的“土生土长”和“满天星斗”的形象概括，更昭示出中华文明的神采飞扬和博大精深；“区系类型”“曲村经验”“华渭模式”既是中国考古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理论概括。认真加工提炼之，并将其转化为特殊含义的词汇，可以再现中国考古的经典、讴歌中国考古的传奇、弘扬中华传统。这是中国考古学研究与通识教育的重要任务，也是新时代中国考古的新课题。《十讲》先人一步的积极探索，值得称道。

　　《十讲》的内容集中在正确获取、客观整理、准确认识和科学解读古代遗存四个方面，是相对完整的体系。这令人想起1980年代，当时吉林大学的青年教师陈雍、许伟曾经提出中国考古学由层位学、类型学、年代学和阐释学四部分组成。分别相当于四驱汽车的轮子，层位学和类型学系前驱，年代学和阐释学是后驱，同为考古学发展动力之所在。时光荏苒，青年教师已然两鬓斑白，但意气风发的学术敏感性和前瞻性却随着时间推移得到充分证明。中国考古的未来，极有可能是上述内容的延伸与升华，田野考古发掘走向集约化，课题引领研究实现制度化，遗产信息集成达到系统化，阐释考古成果进入产业化。

　　《十讲》关于阐释学的内容最是充分。上世纪80年代，以红山文化重大考古发现为契机而展开的中国文明起源大讨论，将考古阐释学推到学术的前沿，之后的“探源工程”，乃至当前正在进行的“互联网+中华文明”战略，都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舞台、注入活力。为使文物“活起来”，理论必须先要挺起来，将东方文明的标准提出来，把中华文明的逻辑搞明白，把文化传统的优势捋出来，把未来希望献出来。

　　三十年前，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讨论与宣传使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广为人知、家喻户晓。而今，中国考古发现的超大聚落、超级工程、超常祭典、超凡礼器将在进一步论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统绪不绝如线、中华传统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独领风骚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古代中国乃至东方世界的文明标准正在逐渐浮出水面。庙底沟文化杨官寨超大聚落、红山文化牛河梁规模宏大的祭祀圣地，能够说明土地人口资源储备能力；良渚文化古城与水坝、陶寺观象台和豪华墓葬等超级工程，可以见证知识礼仪体系的发达程度和社会管控水平；石家河文化特殊符号和大量祭祀遗存与陕西神木石峁古城石破天惊，都成为解读中华文明的新亮点。考古学科长期建设与考古资料百年积累，势必铸就通向理论高峰的天路。

　　显然，中国考古学理论创新已经走进新时代。面对如此喜人的形势，研读许永杰《十讲》，由衷地感叹中国考古的光明前景。毫无疑问，中国考古学已经成为助力国家发展的重要学科，将为中华文明的软实力不断注入新鲜活力，将为国人的文化自信扬起破浪风帆，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诠释历史必然。

编辑：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