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楼遗址是我考古生涯的最后一项工作,也是我的最后一个田野考古发掘报告。自1998年12月发掘花山遗址,到2008年1月发掘曹家墩遗址,我带领考古队在江阴不间断地工作了近十年,期间创造了两个模式:一个是依靠地方政府进行考古研究的新模式,另一个则是对地方文明的深度发掘和研究模式。 

　　众所周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只有两种模式:有计划地主动性发掘和被动性的抢救性发掘。前者多是为了配合课题研究,学术性强,针对性也比较强。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基建高潮,使抢救性发掘成为考古人的主要工作。这类发掘因为规定由基建方提供经费,考古队倒是不怎么为钱犯愁,但修桥铺路遇到的遗址和墓葬,往往又与前沿课题不相关。 

　　大概从1995年开始,国家文物局只给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以上的遗址发掘提供经费,其他发掘经费都由各省自已负责。如此一来,江苏考古有好几年处于“等米下锅”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因为花山遗址和江阴结了缘。在各部门的支持下,我们在这八年中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即地方政府提供考古队经费,考古队根据课题需要发掘遗址。发掘过程中,不但为地方培养考古和文物保护的人才,待文物整理完成并出版报告后,考古队在南京博物院和江苏省文物局文物处的支持下,还将大部分文物留在当地。 

　　这种模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由于不需要担心经费问题,考古队可以对重要遗址的发掘做比较长远的规划,有利于深入进行课题的研究;其次,地方上虽然提供考古经费,但发掘了本地的历史和文化遗址,得到了珍贵的文物,还培养了一批本土人才,地方上也觉得很不错。我们在江阴的八年考古工作,依靠的就是这种模式。事实证明,这完全是一个双赢的事情。所以,张忠培和严文明两位先生来江阴考察之后说,这可以称为“江阴模式”,当时我和江阴的同志都很受鼓舞。如今这种模式早已在全国推广,其好处自不待言。 

　　对江阴的地方历史和文化进行深度发掘,我们至少做了八年工作。从江阴纵向历史谱系而言,我们发掘了马家浜时期的祁头山遗址—崧泽文化时期的南楼遗址—良渚文化时期的高城墩遗址—夏商时期的佘城遗址—春秋时期的曹家墩遗址,时间跨度从史前一直到春秋时代。祁头山是一处面积达8万平方米的综合性遗址。2000年夏天,江阴陈捷元副市长和文化局曹金千局长、陈楠副局长冒着大雨,在挖土机下保护了这处难得的遗址。发掘表明,以平底筒形釜为代表的遗存至少是一种新的考古学地方类型。此外,遗存中的彩陶和陶塑表明,6000多年前,湘西高庙的文化因素就已经顺流而下,直达江阴。囿于时间,考古队未能对该遗址的大规模红烧土建筑进行解剖,而是把它回填保护。如今该遗址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后如果发掘,相信一定会有更重大的发现。 

　　高城墩的发掘也有遗憾,主要是对周边的调查和发掘没有及时开展。当时的遗址还处于比较偏僻的地方,地貌变化不大,如果当时及时做工作,也许高台墓地与居住区的关系能够得到突破。如今,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使这个想法化为乌有。因此,考古领队的眼光是直接影响课题研究的进程的。 

　　佘城遗址是俞伟超和张忠培两位先生高度重视的商代晚期城址,南北长800多米,东西宽500多米,东南角的城墙现存高度有7米多高,城壕也十分清晰。我原来是想在这里干到退休的,因为我心里有几个疑问想在此解开:一是它的规划和布局,尤其是墓地在哪里;二是它的年代和性质;三是谁建的这座城,和吴太伯有无关系。研究表明,花山遗址是佘城遗址西面的一部分。然而城外的灰沟里出土的一部分陶片,在江阴却找不到来源。2001年夏天,我们把这批陶片带到王占魁的周原考古工作站,却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本来想专门开个学术讨论会,后来因为工作的变动而作罢。 

　　南楼报告整理工作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次整理是在南楼遗址发掘后的2006至2007年,第二次整理是在2014年4月至2017年7月。南楼报告的完成应该感谢我们的朋友龚振东副市长,没有他的督促和资金支持,此事恐怕要成为“烂尾楼”;也要感谢江阴市文广新局各位领导和江阴博物馆的历任馆长在具体工作上的精心安排。感谢江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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