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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交通考古及其史学意义

发布时间:2019-01-07文章出处:光明日报作者:王子今

  近年来,考古新发现对秦史重要情节的揭示,对于秦文化重要特征的认识,在公布新的信息,发表新的实证的同时,也开启了新的路径,提示了新的线索。若干重要收获得到学界的普遍肯定。在由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评选的历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就有涉及秦史与秦文化的多项收获。如“湖南里耶古城及出土秦简牍”(2002年),“甘肃张家川战国墓地”(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2006年),“陕西富县秦直道遗址”(2009年),“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2013年),“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2016年),“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2017年)等。其实,其他如“重庆三峡工程淹没区考古调查”(1994年),也是包括秦代巴人遗址和墓葬的。又如“重庆三峡库区云阳李家坝遗址”(1998年),也包含蜀道开通之后受到秦文化影响的巴文化的因素。这组文章分别讨论了凤翔雍山血池遗址的发掘、里耶秦简的发现与研究、秦交通考古收获对于秦史与秦文化考察的重要意义。考古新发现对于历史研究的推进是多方面的。今后的前景,我们亦将乐观以待。 

  交通考古成为学界重视的学术方向,俞伟超的《三门峡漕运遗迹》可以看作重要标志。近年秦“厎柱丞印”封泥的发现,大致可以说明黄河漕运在秦时已经起始。对交通开发与交通建设的重视,是秦崛起于西北,并逐步强盛,得以统一全国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秦史与秦文化的诸多认识,可以通过秦交通考古的收获得以深化。

  秦人经营交通线路的考古发现 

  考古学者20世纪80年代对蓝桥河栈道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进而对商鞅封地商邑遗址的调查与发掘,使得秦楚之间“武关道”的交通效能与交通形制得以认识。考古学者发现的子午道栈道遗存,据刘邦南下汉中“道由子午”(《石门颂》)分析,可能也是秦道路工程的遗迹。

  内蒙古考古学者较早对秦始皇直道北段线路进行了考古调查,史念海发表《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一文之后,陕西、甘肃、内蒙古的秦直道考古工作多有发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在明研究员主持的富县桦树沟口秦直道发掘,列名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秦统一后的第二年,即开始了“治驰道”的宏大工程。据西汉人贾山的追述,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秦汉之际战争中周勃等人“当驰道”的军功记录,反映驰道连接各地的实际作用。考古学者通过钻探和试掘等方式,在秦咸阳宫附近以及秦都咸阳以南方向发现了秦驰道的遗存。在陕西咸阳窑店镇南的东龙村以东150米处,考古工作者曾发现一条南北向古道路遗迹,路宽50米,筑于生土之上,两侧为汉代文化层(孙德润、李绥成、马建熙:《渭河三桥初探》,《考古与文物》丛刊第3号《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这条可能连通咸阳北阪宫殿区与阿房宫的道路,以秦宫布局“象天极”的规划意图分析,应当属于驰道交通系统。

  据《战国策·赵策一》记载,赵豹曾警告赵王与秦国军事对抗的危险性,称“秦以牛田,水通粮”,“不可与战”。秦开发水运的成功,见于李冰“通正水道”,“以行舟船”与秦军“大舶船万艘”“浮江伐楚”的文献记录(《华阳国志·蜀志》)以及灵渠等遗存。而考古发现的确定信息,有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木板地图对水运航路与水路“关”的明确标示。

  秦人的车辆发明 

  陕西凤翔战国初期秦墓BMl03出土两件形制相同的牛车模型,牛一牡一牝。出土时陶车轮置于牛身后两侧,其间有木质车辕及轴、舆等车具朽痕,可以看到车辕为两根(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这是中国考古资料所见的最早的双辕车模型,也是世界最早的标志双辕车出现的实物资料。只需系驾一头牵引牲畜的双辕车的出现,体现了交通工具史上的重大进步。两件牛车模型出土于同一座小型墓葬中,且牛为一牡一牝,可以说明秦国民间运输生产资料的普及程度。

  刘仙洲研究中国古代交通运输机械,曾经指出汉代文献所见“鹿车”就是独轮车。其创始年代应在西汉晚期。史树青就此也有所论证。据秦始皇陵兵马俑坑2号坑发掘资料,当时地面有“印痕清晰,辙与辙之间无明显对应关系”的车辙印迹,发掘报告执笔者说,这些车辙“疑为独轮车遗迹”,相应图版直接标明为“独轮车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发掘报告》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至第118页,图版四一)。如果“独轮车印”的判断成立,可以证明这种车型当时已经投入使用,则独轮车的发明和使用,可以提前到秦代。

  交通动力开发的文物实证 

  秦人重视养马业,“好马及畜,善养息之”。“息马”的技术优势,是秦文化传统的特色之一。在马作为最先进的交通动力的时代,“马大蕃息”成为秦立国进而迅速富强的重要条件(《史记·秦本纪》)。秦人畤祠最早使用“木禺车马”(《史记·封禅书》),即木制车马模型作为祭品,实物证明可以通过考古工作获得。而数量颇多的仿拟社会生活中实用骏马形象的最生动、最强壮的陶制马匹模型等文物的出土,也是相关历史迹象的直接反映。

  《史记·匈奴列传》介绍匈奴历史人文与经济生活,说:“其奇畜则橐駞、驴、骡、駃騠、騊駼、驒騱。”一些学者以为“駃騠”是“驘”,即通常所谓“骡”。《盐铁论·力耕》言张骞“凿空”之后,“驘驴馲駞,衔尾入塞。”而李斯《谏逐客书》已经说到秦王的“外厩”有“骏良駃騠”。明代学者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四二《说部》“《短长上》二十三条”,说到古墓发现简牍文书,叙战国秦至汉初事,推测可能是“战国逸策”。其中有涉及“乌氏倮”的一段文字:“乌倮以所畜駃騠百足、槖駞十双献。而始皇封之戎王之瓯脱,使比列侯以朝。”这段记录虽然并非出自信史,但是与秦于西北方向主动沟通精于“畜”的北方民族,亦可能因此接近成熟的驯畜技术的历史真实是相符合的。“所畜駃騠百足”者,可以在我们讨论与“駃騠”相关的问题时引为有参考价值的信息。在交通动力的开发方面,秦人较早引入骡和骆驼,是可能的。许雄志编《秦代印风》收录“王驴”印,为刘钊所关注。放马滩《日书》中“三十六禽”列名,程少轩指出其中的“闾”应当读为“驴”(《放马滩简所见式占古佚书的初步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三本第二分)。这也是秦人较早对驴有所认识的实证。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藏征集品“圆雕立驴青铜竿头饰”,长8.9厘米,高11.5厘米。另外一件类似器物,驴的形象也是明确无疑的。注意到“戎王”部族经“乌氏倮”等为中介对秦畜牧生产形成积极影响的情形,则可以理解汉代成为内地重要交通动力的“驴”由秦人较早利用的可能。

  秦交通考古多方面成就对秦史研究的推进 

  以秦人社会活动遗存为对象的考古工作,收获是多方面的。历年评选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与秦相关的考古成就得到学界普遍肯定。被评为2013年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陕西西安西汉长安城渭桥遗址”,其文化内涵包括战国至秦代遗存。厨城门一号桥桥桩年代的上限在公元前370年。这座南北向木梁柱桥长达880米,其发现与考察对于桥梁史研究有重要学术意义。黄河上最早的临时性浮桥与常设浮桥都为秦人修建。厨城门一号桥的秦工程史的元素,也值得学界重视。陕西凤翔孙家南头村发掘了西汉汧河码头仓储建筑遗址。附近地方考古调查所获同类建筑材料说明,春秋战国时期汧河沿岸已经建造了仓储设施以及水运码头。汧河水文条件的历史变化与仓储码头的使用与废弃有关。考古学者认为这样的建筑可以看作秦都雍城交通格局的一部分,应当是合理的判断。

  秦始皇陵从葬铜车的形制,体现了当时制车技术的高峰。秦陵兵马俑军阵中步兵服用的鞋履与行縢,也为交通史学者所关注。龙岗秦简有关“驰道”制度的内容,里耶秦简水驿资料,睡虎地秦简“轻足”身份与里耶秦简“邮利足”身份,岳麓书院藏秦简“马甲”简文,北京大学藏秦简水陆里程记录等,也都反映了秦交通史的重要信息。相关考古工作,同时也为说明秦行政建设的规范设计与效率追求,说明秦文化坚持实用原则,讲求进取性、机动性的传统,提供了生动具体的例证。

作者:王子今,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理论版》(2019年01月07日14版)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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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秦交通考古及其史学意义

发布时间:2019-01-07

  近年来,考古新发现对秦史重要情节的揭示,对于秦文化重要特征的认识,在公布新的信息,发表新的实证的同时,也开启了新的路径,提示了新的线索。若干重要收获得到学界的普遍肯定。在由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评选的历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就有涉及秦史与秦文化的多项收获。如“湖南里耶古城及出土秦简牍”(2002年),“甘肃张家川战国墓地”(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2006年),“陕西富县秦直道遗址”(2009年),“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2013年),“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2016年),“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2017年)等。其实,其他如“重庆三峡工程淹没区考古调查”(1994年),也是包括秦代巴人遗址和墓葬的。又如“重庆三峡库区云阳李家坝遗址”(1998年),也包含蜀道开通之后受到秦文化影响的巴文化的因素。这组文章分别讨论了凤翔雍山血池遗址的发掘、里耶秦简的发现与研究、秦交通考古收获对于秦史与秦文化考察的重要意义。考古新发现对于历史研究的推进是多方面的。今后的前景,我们亦将乐观以待。 

  交通考古成为学界重视的学术方向,俞伟超的《三门峡漕运遗迹》可以看作重要标志。近年秦“厎柱丞印”封泥的发现,大致可以说明黄河漕运在秦时已经起始。对交通开发与交通建设的重视,是秦崛起于西北,并逐步强盛,得以统一全国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秦史与秦文化的诸多认识,可以通过秦交通考古的收获得以深化。

  秦人经营交通线路的考古发现 

  考古学者20世纪80年代对蓝桥河栈道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进而对商鞅封地商邑遗址的调查与发掘,使得秦楚之间“武关道”的交通效能与交通形制得以认识。考古学者发现的子午道栈道遗存,据刘邦南下汉中“道由子午”(《石门颂》)分析,可能也是秦道路工程的遗迹。

  内蒙古考古学者较早对秦始皇直道北段线路进行了考古调查,史念海发表《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一文之后,陕西、甘肃、内蒙古的秦直道考古工作多有发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在明研究员主持的富县桦树沟口秦直道发掘,列名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秦统一后的第二年,即开始了“治驰道”的宏大工程。据西汉人贾山的追述,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秦汉之际战争中周勃等人“当驰道”的军功记录,反映驰道连接各地的实际作用。考古学者通过钻探和试掘等方式,在秦咸阳宫附近以及秦都咸阳以南方向发现了秦驰道的遗存。在陕西咸阳窑店镇南的东龙村以东150米处,考古工作者曾发现一条南北向古道路遗迹,路宽50米,筑于生土之上,两侧为汉代文化层(孙德润、李绥成、马建熙:《渭河三桥初探》,《考古与文物》丛刊第3号《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这条可能连通咸阳北阪宫殿区与阿房宫的道路,以秦宫布局“象天极”的规划意图分析,应当属于驰道交通系统。

  据《战国策·赵策一》记载,赵豹曾警告赵王与秦国军事对抗的危险性,称“秦以牛田,水通粮”,“不可与战”。秦开发水运的成功,见于李冰“通正水道”,“以行舟船”与秦军“大舶船万艘”“浮江伐楚”的文献记录(《华阳国志·蜀志》)以及灵渠等遗存。而考古发现的确定信息,有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木板地图对水运航路与水路“关”的明确标示。

  秦人的车辆发明 

  陕西凤翔战国初期秦墓BMl03出土两件形制相同的牛车模型,牛一牡一牝。出土时陶车轮置于牛身后两侧,其间有木质车辕及轴、舆等车具朽痕,可以看到车辕为两根(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这是中国考古资料所见的最早的双辕车模型,也是世界最早的标志双辕车出现的实物资料。只需系驾一头牵引牲畜的双辕车的出现,体现了交通工具史上的重大进步。两件牛车模型出土于同一座小型墓葬中,且牛为一牡一牝,可以说明秦国民间运输生产资料的普及程度。

  刘仙洲研究中国古代交通运输机械,曾经指出汉代文献所见“鹿车”就是独轮车。其创始年代应在西汉晚期。史树青就此也有所论证。据秦始皇陵兵马俑坑2号坑发掘资料,当时地面有“印痕清晰,辙与辙之间无明显对应关系”的车辙印迹,发掘报告执笔者说,这些车辙“疑为独轮车遗迹”,相应图版直接标明为“独轮车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发掘报告》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至第118页,图版四一)。如果“独轮车印”的判断成立,可以证明这种车型当时已经投入使用,则独轮车的发明和使用,可以提前到秦代。

  交通动力开发的文物实证 

  秦人重视养马业,“好马及畜,善养息之”。“息马”的技术优势,是秦文化传统的特色之一。在马作为最先进的交通动力的时代,“马大蕃息”成为秦立国进而迅速富强的重要条件(《史记·秦本纪》)。秦人畤祠最早使用“木禺车马”(《史记·封禅书》),即木制车马模型作为祭品,实物证明可以通过考古工作获得。而数量颇多的仿拟社会生活中实用骏马形象的最生动、最强壮的陶制马匹模型等文物的出土,也是相关历史迹象的直接反映。

  《史记·匈奴列传》介绍匈奴历史人文与经济生活,说:“其奇畜则橐駞、驴、骡、駃騠、騊駼、驒騱。”一些学者以为“駃騠”是“驘”,即通常所谓“骡”。《盐铁论·力耕》言张骞“凿空”之后,“驘驴馲駞,衔尾入塞。”而李斯《谏逐客书》已经说到秦王的“外厩”有“骏良駃騠”。明代学者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四二《说部》“《短长上》二十三条”,说到古墓发现简牍文书,叙战国秦至汉初事,推测可能是“战国逸策”。其中有涉及“乌氏倮”的一段文字:“乌倮以所畜駃騠百足、槖駞十双献。而始皇封之戎王之瓯脱,使比列侯以朝。”这段记录虽然并非出自信史,但是与秦于西北方向主动沟通精于“畜”的北方民族,亦可能因此接近成熟的驯畜技术的历史真实是相符合的。“所畜駃騠百足”者,可以在我们讨论与“駃騠”相关的问题时引为有参考价值的信息。在交通动力的开发方面,秦人较早引入骡和骆驼,是可能的。许雄志编《秦代印风》收录“王驴”印,为刘钊所关注。放马滩《日书》中“三十六禽”列名,程少轩指出其中的“闾”应当读为“驴”(《放马滩简所见式占古佚书的初步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三本第二分)。这也是秦人较早对驴有所认识的实证。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藏征集品“圆雕立驴青铜竿头饰”,长8.9厘米,高11.5厘米。另外一件类似器物,驴的形象也是明确无疑的。注意到“戎王”部族经“乌氏倮”等为中介对秦畜牧生产形成积极影响的情形,则可以理解汉代成为内地重要交通动力的“驴”由秦人较早利用的可能。

  秦交通考古多方面成就对秦史研究的推进 

  以秦人社会活动遗存为对象的考古工作,收获是多方面的。历年评选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与秦相关的考古成就得到学界普遍肯定。被评为2013年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陕西西安西汉长安城渭桥遗址”,其文化内涵包括战国至秦代遗存。厨城门一号桥桥桩年代的上限在公元前370年。这座南北向木梁柱桥长达880米,其发现与考察对于桥梁史研究有重要学术意义。黄河上最早的临时性浮桥与常设浮桥都为秦人修建。厨城门一号桥的秦工程史的元素,也值得学界重视。陕西凤翔孙家南头村发掘了西汉汧河码头仓储建筑遗址。附近地方考古调查所获同类建筑材料说明,春秋战国时期汧河沿岸已经建造了仓储设施以及水运码头。汧河水文条件的历史变化与仓储码头的使用与废弃有关。考古学者认为这样的建筑可以看作秦都雍城交通格局的一部分,应当是合理的判断。

  秦始皇陵从葬铜车的形制,体现了当时制车技术的高峰。秦陵兵马俑军阵中步兵服用的鞋履与行縢,也为交通史学者所关注。龙岗秦简有关“驰道”制度的内容,里耶秦简水驿资料,睡虎地秦简“轻足”身份与里耶秦简“邮利足”身份,岳麓书院藏秦简“马甲”简文,北京大学藏秦简水陆里程记录等,也都反映了秦交通史的重要信息。相关考古工作,同时也为说明秦行政建设的规范设计与效率追求,说明秦文化坚持实用原则,讲求进取性、机动性的传统,提供了生动具体的例证。

作者:王子今,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理论版》(2019年01月07日14版)

责编:韩翰

作者:王子今

文章出处: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