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副中心考古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这一建设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这里的“中国特色”就是要把北京城市副中心建成与古都北京历史风貌保持一致，因此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中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其十分重要的工作，而作为遗址类文化遗产保护，尤其是古代城址保护的科学基础就是田野考古工作，而“田野考古工作”的“全过程”则是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研究、保护。
基于上述原因，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承担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中的历史文化遗产的考古工作。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所在地曾经是两千多年前的西汉路县，东汉路县更名潞县。唐代以后，潞县县治西迁至今通州城区，此后这里直至清代，成为人们的村庄。
2016年2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开始了路县故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与保护工作，他们倾全所之力，并得到河北、山西、天津、内蒙古、河南（洛阳）、浙江（宁波）、甘肃与西北大学、山西大学等单位考古工作者的大力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顾名思义是首都北京的“副中心”，首都的“事”是国家的“事”，国家的“事”举国关心、协同攻关理所当然。
即将付梓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考古（第一辑）》是2016年2月26日至2017年11月期间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考古工作的阶段性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其间参加这一项目的人员门类齐全、阵容强大，其中勘探技工600～1300人，发掘技工100～180人，发掘工人400～900人。在不到两年时间，他们在路县故城遗址钻探440万平方米，发掘9万平方米，清理古墓葬约3000座，发掘古窑址120座、灰坑900座、水井130眼，究明汉代城址1座。我上面列举的一连串数字，是在不到两年时间的工作量，这在考古学界业内是个令人十分震惊的数字，不要说一个项目，一个地区，甚至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同时间的“工作量”也是与之很难相比的。
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路县故城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进度时间很紧，工作量很大，遗址涉及城址、墓葬、窑址等遗存内容众多，遗址从战国秦汉至元明清时间跨度较长，考古学文化面貌复杂。但是从本书之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能够在这样一项重大考古工作任务中，由于北京市领导十分重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科学实施、统领全局、安排有序，使路县故城文化遗产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与保护工作顺利开展，取得重大成绩。
现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已经基本究明了两千多年前的路县故城遗址地望、城址基本规模与形制及相关考古学文化内涵。路县故城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古城村。城址平面近方形，周筑城墙，城墙夯筑，墙基宽18米，墙体宽13～15米。现存东西南北城墙长分别为589米、555米、575米、606米，按照城墙保存较好的北城墙长606米与东城墙589米计算，城墙周长约为2400米左右，面积35万平方米。汉代城墙之外20～30米置城壕，城壕宽约30米。
以城址为核心，他们通过大量田野考古工作，又发现了城址以外周围80万平方米范围之内，普遍存在着汉代文化遗存，从而对汉代路县城址有了更为全面、深刻地了解、认识。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代有“县级”城市约1587座，各地考古发现的战国秦汉城址621座，但是类似路县故城遗址考古工作取得如此进展的却极为少见。这在汉代乃至古代“县级”城址考古中，是十分突出的。
从已经考古发现的非郡国治所的一般汉代城址来看，其城址周长在2500米之内，它们大多数分布在汉王朝北部，路县就在渔阳郡，而路县故城则是这类城址之中规模较大者。路县故城平面近方形。路县故城城墙、城壕规模、体量也是比较突出的，其城墙底部略宽于汉长安城城墙的16米，城墙上部宽二者几乎相近。其城壕与城墙距离及其宽度均是同类城址中规制较高的。路县的墓区在县城东部与东南部，这也与汉长安城的一般墓地分布位置基本相同。上述诸多方面显示着其与王朝中心地区城市平面形制、布局的一致性。
由于特殊的区位，作为汉唐至明清时代以来的路县故城一带（东汉及以后更名的潞县），考古发掘的其城市居民的墓葬资料，学术意义至关重要。从路县故城东部与东南部考古发掘的1800余座战国秦汉至明清时期的墓葬来看，它们充分反映了两千多年来长城地带的中原农耕族群与北方草原游牧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及文化面貌上的一体性，再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中和”文化特色，凸显了从“多元”到“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由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考古工作取得的重要学术成果，该项目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可以说，现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考古工作已经取得的科研成果，为把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成“古今同辉的人文城市”提供了科学支撑。在此，我对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及全体奋斗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田野考古第一线的同志们，表示由衷的祝贺！
本文由孙莉、吴书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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