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与人群古今身份的认识，一直是考古学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身份与认同的问题植根于人的意识层面，而考古学科的实证性特点，决定了在学科框架内讨论这一问题的巨大难度。同时，欧美过程与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发展、研究范式转化的新形势与20世纪末全球政治格局变动、民族主义冲突的新背景，又决定了在考古学层面探讨构建现代民族与古代族群之间联系的现实性意义。 

　　《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身份》，是英国学者希安·琼斯在上述的外在背景与内在难度交织的情况下写成的。该书付梓于20世纪90年代，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巨大反响，并在考古学科内外被广泛引用。它的备受关注，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是不难理解的。 

　　正如作者在其英文版序言中所言，其研究目的在于“利用人文科学中有关族属的最新理论，来为考古学中的族属分析提供一个理论框架”，从而“为解释过去的身份提供一种新方法，为如何利用过去构建当代提供新的视角”，因而从全书来看，作者的研究也可分为三个层次。对于族属理论的系统梳理，是其论述的线索；对于考古学层面的方法论提出，是其论述的核心；对于文化与族属关系的界定，则是其目标。下文拟在介绍各章内容的基础上附带一些阅读思考，所论或有不当，敬请识者指正。 

　　作者开篇首先对“族群身份”“族群”“族属”等概念进行了定义。在此基础上，作者在第一章，首先从学术史的视角，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较为清晰地理清了西方从文化-历史考古学、新考古学到后过程考古学这一发展脉络中“文化”概念的变迁。在这一过程中，族属问题经历了由被关注到摒弃，再到重拾的过程，这一过程与民族主义和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作者将“族属”视为一种社会和心理现象，并认为族群认同是基于自我以及他者之间变化不定的、因势而异的和主观的认定。在指出考古学与当今文化认同的交织常常明显带有政治性质的现实基础上，她进一步强调了重新评价文化与族属间关系，并为过去族属的解释制订新的理论框架的重要性。 

　　第二章至第四章就人类学和考古学中对族属不同方面的讨论，提出了总结式的论述。其中，第二章回顾了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发展源流、其兴起的时代背景及其基本原理和前提，并总结了从文化-历史考古学到新考古学发展过程中，族属和族群概念在内涵上的转变。作者指出，在新考古学的背景下，族群和族属被从描述和分类的领域中，转移到过程考古学的解释和阐释领域中，被提高到社会进程地位的族属问题需要考古学做出解释，但分辨族群的方法尚停留在传统阶段，考古学研究中的经验性描述和社会阐释的人为两分，使得族群的划分与族属的概念前后抵牾。作者进一步借用罗马化的例子，提出尽管对文化-历史考古学方法多有批评，但抽象的文化和族群范畴仍是考古学对过去进行概念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范畴为考古材料的分类和描述提供了基本的框架。作者在这一章中批判性地审视前人各种研究，向我们揭示出概念化的解释与实证性的描述框架之间存在的脱节，是考古学族属研究的一大症结。在第三章中，作者从种族、语言、文化进而到族属层面，回顾了人文学科中对人群划分的不同标准，并着重提及了族属作为其中标准的形成过程。作者在第四章中回顾了西方族群理论中主观论与客观论的争论，并在主观论的框架下对其中的原生论和工具论观点进行了评述，进而提出了一种兼采二者的构想。 

　　第五章至第七章，作者开始提出他自己的观点和结论，并试图将人类学理论和考古进行联结。在对之前章节所涉及的理论观点进行批评式总结的基础上，她提出了自己的“背景分析”的理论框架。在第五章中，作者认识到族属的实践理论有助于分析族群意识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和较一般意义上的族属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将布迪厄的习性理论应用到族属问题的研究中。她指出，应当避开功能论和规范性方法缺陷的物质文化阐释的宽泛框架，以此为前提，采用一种背景和历史学方法来分析考古遗存。第六章中，作者着重反思了考古学文化与族属间的关系问题，指出了族属在时空中的动态性，批判性地提出了传统考古学将考古学文化与族属直接对应的危险性，同时也指出了新考古学研究范式中，对于族群身份认同的产生、复制和改造过程说明的缺失。作者由此强调了在讨论文化变迁时结构和功能的整体性，同时也提出背景分析框架下族属背景的具象分析，即在特定的社会历史中去探讨物质文化特定形制的意义。第七章为结语，作者对全书进行了总结，她进一步指出，族属的构建是基于社会参与者共有的潜意识倾向，它塑造了客观的共同实践（即习性），同时也被这种共性塑造。但是族属既不直接等于习性，也不等同于文化的实践及其表现，这种实践与表现既构建着习性，又被习性所构建。 

　　“族群”概念在欧美的提出伴随着与“种族”概念的分野，与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有关。这一概念自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学界开始使用，在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中国大陆，打开新的研究渠道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由于族群与族属的概念与理论产生于考古学科之外，学科间的话语系统与概念辨识本就存在某种易混的情况，特别是考古学立足于实证性方法，其学科特点和材料限制决定了其对于解决该类问题的局限性。因而在考古学学科框架内讨论这一问题，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这也就需要作者抽丝剥茧似地对考古学史进行梳理，并以之为线索而对族群与族属问题进行展开，对相关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批判式的反思。因此，作者细致而独具批判视角的学术史梳理无疑是必要的。而该书最大贡献在于，它从考古学的角度对族属问题进行了反思，这种反思不仅停留在对族属问题的阐释上，更是在方法论层面对于族属问题的研究途径提出了新的尝试。 

　　《族属的考古》在西方问世之时，便面对着争议性与时代性交织的契机。其中文版面世对于中国学界而言，同样面临着这样一种背景，因此相对于其具体方法的实际指导性而言，其象征意义显得更为重要。正如吴小红先生所言，该书将“考古学带入到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范畴”。对于一个问题的展开需要多学科、多视角的综合分析，因此该书实际为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在保证考古学学科特点的前提下，进行多学科有效的联系与互动。 

　　中国考古学中以往对于族属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史前及原史考古中，在缺乏足够文献的客观条件下，考古学所能提供的物质文化资料具有更为突出的作用。但是，随着边疆考古的兴起和考古学研究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历史时期考古中的族属问题也逐渐开始受到关注，相关的成果也在不断涌现。以下笔者便就《族属的考古》一书谈一谈对于历史时期考古方法论层面的启示。 

　　首先，该书中所提出的“背景分析”框架，特别是背景的“具象分析”，实际上告诉我们要注重考古材料本身所处的各种相关背景和语境，不仅要考虑其简单的形制与组合，更要去关注它们所处的整体环境，以及具有符号标识和观念、风俗、礼仪、制度等不同层面指向性的蛛丝马迹。这样一种“将器物放置于具体语境中综合考察”，进而辨识其族属等问题的观念，在中国学界已经有了尝试性的落实。例如，沈睿文著《安禄山服散考》一书，便很好地运用了“背景分析”，透过相互关联的语境将各种考古材料与文献缀合起来。其次，前文已述中国考古学具有历史主义特征，而考古学则是借助实物遗存来研究古代历史，在这个框架下，考古学材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史料。陆扬先生曾就墓志研究指出，墓志的研究应当从史料研究走向史学研究，这一理念的提出其实与“背景分析”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若将其放置一处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停留于器物形制分析的考古学研究无异于传统的史料分析，而以“背景分析”方法来看，对器物进行语境的还原和综合考察，则有助于将史料分析上升为史学分析，从而对器物的功能和时代特征有更为全面细致的认识，从而能进一步探讨其背后的族属、认同与观念等问题。 

　　此外，作者在第四章中提到了1970年代至1990年代族属研究中的原生论与工具论的分歧，并试图寻找一种合理的整合途径。这方面，在该书问世以来的二十余年里，国内外学者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王明珂先生建立起了一套兼采主观认同论中原生论与工具论观点的解释体系，以一个独特的边缘视角对族群进行观察，并调和其中的主观认同对客观现象和结果的影响。近来胡鸿先生在其新著中采取了与王明珂相反的视角，以政治体的视角，从核心反观边缘，立足于文献史料的梳理来观察中国中古时期的族群变迁问题。美国学者班茂燊则立足于族群理论，充分利用各种材料搭建起了一个探讨唐代族群认同问题的背景框架，当是以西方理论探讨中国历史时期族属与族群认同问题的重要专著。在这样一种整合的思路下，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成果使我们看到利用背景分析钩稽缀合零星材料、探讨族属问题实现动态化的可能性。我们要尽可能地从现有材料中还原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语境，因为作为标准的研究对象和作为研究对象的背景往往是可以相互换位和彼此补充的。特别是在历史时期，文献提供的背景资源更不可忽视，不仅是随葬品的器物组合，与之相关的一切元素都应有效缀合，而成为立体的背景网络。在这样的不断尝试和坚持考古实证性的前提下，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考古学在这一领域将取得新的突破。 

　　尽管该书对于一些重要的著作在引用上尚存缺失，但它从考古学角度批判性地重新审视文化与族属以及考古学文化与族属间的关系，在实践和习性理论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背景分析”的理论框架，都为考古学者探讨族属问题打开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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