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文物保护中心的王玮同志完成了一部《南北朝至唐青铜容器综论》的著作，特地邀我为他的大著写一篇序，感谢他的信任，让我得以先睹为快！我阅读了书稿后，脑子中闪现出“技术考古”这个概念。因为，他的这部书，虽然可分为南北朝至唐代青铜容器的铸作工艺、金属成分与金相分析，南北朝至唐代三大文化因素（香、茶、佛教）对青铜容器的影响三个部分，但窃以为其中最具特色和深度的还是第一、二部分，而这两部分则可以视之为南北朝至唐代青铜容器的“技术考古”成果。 

　　传统的考古学重视器类器型的形态学研究，即通过器物形态若干特点如时代、材质、造型、装饰、组合、谱系、美术等若干要素的研究，达到揭示和理解历史及文化的学术目的。 

　　近些年，由于新的科学技术手段的引入及考古学学术目标的扩展，学者们日益重视探讨隐藏在器物形态背后的“技术”问题，如材料的成分及来源；成型技术及使用的制作工具与工艺流程；技术流通及对器物形态的影响；技术的地域性、时代性、族群性、制度性问题；技术对器物形态与功能的决定性影响；技术的文化性特征等。而且，技术的背后牵涉到人、人的智慧水平、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能力、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生产组织形态、人们的生活状态、文化传承与创新及跨文化交流能力等一系列问题。这正是“技术考古”的重大价值所在。“技术考古”如果仅依靠传统考古学方法如地层学、类型学等是无法达到学术目的的，它必须借助考古技术学、工艺学、各种观察和分析的科学仪器及物理或化学的方法、实验考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等才可以一窥究竟。这些新的方法和工具不仅促成了“技术考古学”的诞生，而且也大大延伸了考古学的研究视野，提升了考古学的研究能力，活化了考古学材料本身蕴含的大量信息和价值。本着这样一种视角，我们认为，王玮同志完成的这部著作堪称南北朝至唐代青铜容器技术考古的佳作！ 

　　通览全书，其中有不少精彩独特之处。首先，它不循旧说。过去，大多数研究青铜器的学者都认为，战国以后的中国青铜器即进入衰退期或衰弱期，甚至把中国青铜器的研究时段仅定位于夏代至汉代，但本书作者认为中国青铜器在南北朝至隋唐时代并未停滞甚至消亡，而是在传承、创新的基础上并融合了外来文明后发生了一次革新。作者以大量的研究实例证明，南北朝至唐这段时期的青铜器与商周秦汉时期的青铜器在器物造型、使用功能与价值、铸作工艺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前者代表着一个新的时代，一种新的青铜器风貌和成就，用衰退、衰弱这样的概念来定义它显然不太合适。王玮同志在书中的第一部分专门用“南北朝至唐代青铜器的价值”这样的篇目全面阐述了他在这方面的技术考古成果和有关见解，值得充分肯定。   

　　就“技术考古”的专业性而言，本书“南北朝至唐代青铜容器的铸作工艺”一篇和“金属成分与金相分析”一篇是全书的精华所在，也最能体现王玮同志的独特研究水平。他从夏商时期的青铜器铸作工艺研究开始，系统梳理了经周秦两汉直到隋唐的青铜器铸作工艺的传承、演变，提出了“世界上任何一门手工艺都是以人为本的技术形态的传承，都具有工匠‘去繁从简’以求解放自我的一种发展需求。工匠有别于艺术家就在于此”；强调了“南北朝至唐时期的工匠已熟练采用了垂直方向分范的脱模技术，这一技术地确立革新了‘一范一铸’这一延续了近2500余年的传统铸造理念，使得‘一范多铸’成为现实；确立了“硬质工具的出现使刮削技术逐渐取代磨砺技术成为青铜器铸后加工工艺的主导，南北朝至唐代的青铜器上已难觅砺石磨的痕迹，刮削技术构成了以单个人为主导的铸后加工工艺”的时代特征；并且提出“南北朝至唐代的青铜容器的铸作工艺在商周秦汉范铸工艺上都可以找到源头”，而“宋、元、明、清的许多一范多铸的青铜容器亦可在工艺上追循到南北朝至唐青铜容器的影子”，所以，这一时期的青铜铸造业作为中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不应被研究者所忽视。正是本着这样的学术认知和目的，王玮同志以“论铸作之革新”为论题，专门研究了南北朝至唐代的青铜器的刮削技术、捶揲技术、焊接技术（吹焊技术）、垂直分范与一范多铸技术、失蜡工艺等，这一部分确实也最能体现作者的专业特长和独到的研究成果，许多建立在技术考古方法论基础上的成果让作者敢于与诸前贤进行辩论，如他认为日本学者中野彻先生提出的南北朝至唐代的青铜器上出现的同心圆状修刮痕（“辘轳挽转的痕迹”）技术来源于西亚之说不一定成立；捶揲技术用于青铜器制作，早在战国早期已见于楚文化中，南北朝至唐代被广泛运用于青铜容器的铸后加工工艺；南北朝至唐，工匠们一改传承了近2000多年的“水平分范”技术，进而采用“垂直分范”技术，而“垂直分范”技术始于战国至汉代的钱范、箭镞范铸作，东汉时期在青铜博山炉铸造中已普遍使用；“失蜡工艺”过去认为开始于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尊、盘诸器，但作者引用王金潮先生的实验成果，提出战国时代的青铜器铸作并未使用“失蜡工艺”，南北朝至唐时期，传统的泥范铸作工艺还相当流行，当然它已经与新兴的失蜡工艺相结合，并在唐代时期将失蜡法铸造青铜器的工艺推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些学术见解对我们认识中国南朝至唐代的青铜器整体发展水平及其历史地位都有直接帮助。   

　　王玮同志在做青铜器技术考古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对具体出土文物的工艺痕迹观察与研究。书中，他对南北朝至唐代的若干典型青铜容器做了实证性分析，包括净瓶、水瓶、行炉、香宝子、五足香炉、鐎斗、唾壶、烛台、高足杯、承盘、舍利匣、丹鼎、虎子、小钵盂和大钵盂、龙形器、铺首、钹、匙等若干器类，对相关资料做了较全面的收集，并对部分实物做了技术考古方面的研究。   

　　青铜器的“技术考古”离不开对实物的成分分析与金相分析，这是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对器物材料及相关工艺展开研究的需要。作者在书中利用这部分成果对这一时期的“响铜”技术来源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提出，南北朝至唐代存在着一类器壁无纹或刻纹器表有轱辘挽转加工痕迹、铜锡二元不含铅的薄胎铜器，他们称这类铜器为“响铜器”或“佐波理”，并认为这种铜器的制作技术是由域外国家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但本书作者不认可这一观点，而认为这种技术起源于中国本土。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有所依据，作者公布了江苏淮阴高庄战国早期墓出土的薄胎青铜容器、江苏江都大桥镇发现的南朝窖藏青铜器、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批南北朝至唐代的青铜容器的金属成分与金相分析资料，认为南北朝至唐代存在的这类薄胎铜器依旧是青铜材质，其成分中不含铅只是为铸后的热锻和捶揲提供有利条件，但都不是必要条件，在铜器商品化的时代，铜器中是否含铅属于纯技术问题，而非外来工艺传入的结果。这些薄胎铜器应当是传承了2000多年范铸工艺的自然延续，只能把它放到中国青铜器铸作工艺的发展史中去研究，而不应该把它们单独拉出来做区别性的看待。过去，我本人也参加过与日本京都大学冈村秀典教授合作进行的南朝“响铜”器的技术考古研究，我们当时也认为这类器物的制作应受到外来技术的影响，现在读到王玮同志的研究成果，确实也感到其中可能有些问题还需要开展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才可以得出结论。   

　　在全书的最后部分，作者以佛教东渐所带来的青铜器的一系列变化以及香文化、茶文化的勃兴对青铜容器的影响作为论题，试图把前面有关技术考古的成果放到南北朝至唐代的具体历史背景中进行观照，来认识技术与社会、技术与文化、技术与生活等种种关系，就是说，技术的发生、发展、演化不仅仅是技术自身的逻辑运动，它还要受到所处社会和历史阶段及相关人群的种种限制或挑战，“技术”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它由人创造，又为人服务，同时还受人控制，这是技术考古中必须注意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无论考古学采取什么方法论或研究哪个方向，其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回归到人，回归到社会，回归到文化，回归到生活场域中，这是由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和学术目标所决定的。   

　　总之，我认为本书值得一读，作者所坚持的技术考古的方向，对实证性研究的强调，公布许多独到的发现与观点，以及收录的丰富的文物资料，都会给我们带来诸多的收获和启迪。 

　　最后，再次感谢王玮同志给予我的信任！ 

责编：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