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对学术话语权的主导性作用，国际学界多关注于西亚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而忽视了西亚文明与亚洲其他文明的交流互动。实际上，古代西亚文明与其他亚洲文明之间也存在大量的物质、文化与技术交流。

　　今天的西亚地区，在人们的印象中，或是战火纷飞、恐怖活动盛行；或是原始而保守、披着神秘的面纱；或是都如海湾国家一般，富得流油。若放眼整个人类文明大家园，也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这里的文化是单调的、文明是落后的。但是当你漫步在巴格达的街头或是游览于两旁耸立着高大石壁的佩特拉古城，你可曾想到，这里不仅诞生了人类最早的文明，而且文明的类型多姿多彩，让你目不暇接，稍一接触，便会深醉其中。

佩特拉古城

汉谟拉比法典

　　绚烂多彩的古代西亚文明

　　在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眼里，“环境并非无所不能，但是它会对任何既定地点先天具备的或者后天获得的有利条件产生很大影响”。孕育了古老的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波斯诸文明的西亚地区作为古代世界体系的枢纽地带，从很早时候起，就成为连接地中海沿岸各国与亚洲地区的交通要道。除了通过波斯帝国连接的陆上丝绸之路，古代西亚地区围绕阿拉伯半岛还有三条主要的交通贸易路线：第一条是汉志路（Hijāz Route），这条路线主要以巴勒斯坦和外约旦的红海港口及边区重镇为起点，经过阿拉伯半岛的红海海岸山脉线，抵达也门。这条线路曾经是亚历山大大帝及其后来的继任者同亚洲其他国家展开贸易活动的海上主要通道，近代汉志铁路基本就是沿着这条线来修建铺设的。第二条线路是达瓦西尔河道线（Wādi’d Dāwasir），这条线是从也门的东北部到达阿拉伯半岛的中部，再从半岛中部连上另一条河道线——鲁麦河道线（Wādi’r Rumma）后，抵达美索不达米亚东南部。这条线是古代也门阿拉伯文化与亚述和巴比伦文化交流的主要纽带。第三条路线是西尔汉河道线（Wādi’s Sirhan），这条线是从半岛中部出发，经过半岛上的焦夫（Jawf）绿洲，抵达叙利亚东南部。位于今约旦首都安曼以东干旱高原上的古城佩特拉（Petra），在历史上就是这条贸易线上的一个重要据点，是半岛南部阿拉伯人和地中海之间商队往来的必经之地。亚历山大东征后，就将佩特拉作为希腊人储备粮食的重镇，因此“佩特拉”系希腊语，意思为“岩石”，又被称为“岩石城”。

　　如此重要的交通地理条件，使西亚地区成为了所谓的“五方杂处之地”，这里的民族迁徙与流动性强，商贸活动繁荣，物质交换频繁，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断得到交流与碰撞，因此文明不仅具有高度活力，而且文明的形态多变，尤其两河流域地区，次第出现的文明形态有苏美尔文明、阿卡德文明、巴比伦文明、亚述文明、新巴比伦文明，其中苏美尔和巴比伦文明构成了两河流域文明的基础。

　　文明始于苏美尔。苏美尔文明是西亚地区两河流域文明的起源。西亚地区两河流域文明的发展频繁受当地民族迁徙流动影响，文明的次第更替频繁发生。发源于西亚塔鲁斯山和扎格罗斯山的两条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在巴格达附近几乎汇合，从巴格达以南的两河流域冲击平原上，其南半段在古时被称为  “苏美尔”，北半段被称为“阿卡德”，这两段又合称为  “巴比伦尼亚”。巴格达以北的地区被称为“亚述”。两河流域地区无天然屏障，又位于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的交界处，因此历史上民族大迁徙频繁发生，文化交流频繁。该地区次第出现的文明形态有苏美尔文明（公元前3200-前2300年）、阿卡德文明（公元前2300-前2191年）、古巴比伦文明（公元前1894-前1595年）、亚述文明（公元前8世纪-前612年）和新巴比伦文明（公元前626年-前539年）。两河流域文明的兴衰更替是沿着两河流域逐渐向北发展的，但苏美尔和巴比伦文明始终是两河流域文明的基础。

　　两河流域高度发达的文明历来是各民族争夺和学习的对象。在这里先后有几个外来民族交替出现，它们在吸收和借鉴两河流域文明成果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文明。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埃兰文明。

　　在两河流域文明之外，存在一个与两河流域文明争霸的埃兰文明。埃兰文明是伊朗文明的早期来源，其产生于伊朗高原之外受两河流域影响较大的苏萨平原，即今天伊朗的胡泽斯坦。埃兰文明受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较大，其文字最早为象形文字。公元前3000年末，阿卡德人将楔形文字传入埃兰地区，埃兰人开始使用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因此埃兰的文字、雕刻、印章，甚至司法和历法，均属于楔形文化圈的一部分。公元前2300年左右，埃兰摆脱阿卡德统治，建立了统一的埃兰联邦国家。公元前639年，埃兰被亚述所灭，在经历了亚述、新巴比伦和米底王国的短暂统治后，埃兰成为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一个重要行省——胡泽行省，居民也被伊朗语居民同化，称为胡泽人，首都苏萨成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行政首都。深受两河流域楔形文化影响的埃兰在成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一个行省后，自然就将楔形文化介绍给了伊朗，不仅帮助伊朗人创制了古波斯楔形文字、司法和历法，还协助伊朗人创建了行政管理体制，如今的古波斯楔形文字对研究苏美尔楔形文字具有极大的辅助意义。

　　西亚地区另一个为人熟知的古老文明就是波斯/伊朗文明。公元前2000年，伊朗和印度境内开始出现印欧语系的印度伊朗语居民，他们被通称为雅利安人。在这些伊朗部落中，米底和波斯这两支部落最为强大。公元前673年，米底王国建立，这是伊朗历史上第一个由雅利安人建立的统一国家，其征服活动加速了伊朗境内不同民族与部落的同化过程，促进了伊朗民族和伊朗文明的形成。米底王国的都城哈马丹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公元前550年，米底王国被古波斯帝国所灭，成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一个行省，米底王国的各项制度也被阿契美尼德王朝所继承。阿契美尼德王朝为波斯人所建，因此被称为波斯帝国或古波斯帝国。公元前543年，居鲁士二世征服巴比伦。巴比伦文明中的一些元素被波斯文明所吸纳和借鉴。居鲁士之后的另一位波斯君主大流士一世将波斯帝国疆域继续扩大，疆界东起印度河流域，西至色雷斯沿岸，北起亚美尼亚，南至埃塞俄比亚，波斯帝国由此成为古代第一个地跨三大洲的帝国。公元前330年，阿契美尼亚王朝被亚历山大帝国所灭。公元前322年亚历山大帝国瓦解，其在原波斯帝国亚洲部分的领土为塞琉古王朝继承。公元前129年，塞琉古王朝被安息王朝取代，到公元1世纪时，安息王朝与同时代的罗马、印度和中国并立为当时的四大帝国。公元224年，安息王国被萨珊王朝取代。萨珊王朝是古代伊朗最辉煌的时期，其基本统一了伊朗和两河流域南部。萨珊文化成为西亚文明与印度、中亚和中华文明交流的中间站。

　　此外，在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两强之间的巴勒斯坦地区，在公元前2000年前出现了以犹太教为核心的犹太文明。公元前2000年晚期，摩西带领希伯来人离开埃及东北部，前往巴勒斯坦。在那里，希伯来人形成了犹太和以色列民族，并成为著名的一神教圣经民族，除了《圣经·旧约》，《塔木德》被奉为犹太民族的第二圣经。

　　还有公元622年崛起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文明。伊斯兰文明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其影响力拓展到阿拉伯半岛以外的整个西亚北非地区，就连波斯帝国也在伊斯兰力量的扩张下被伊斯兰化。

　　善于兼收并蓄的古代西亚文明

　　“所有文明都通过贸易和外来者的激励作用得到了丰富”。不同文明在起源之初虽独立发生，但其发展离不开与其他文明的交往、互动与互鉴，文明交往的过程中虽有矛盾和碰撞，但和平共处、相互渗透和交融互变却为常态和主流，西亚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往同样如此。遗憾的是，由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对学术话语权的主导性作用，国际学界多关注于西亚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而忽视了西亚文明与亚洲其他文明的交流互动。实际上，古代西亚文明与其他亚洲文明之间也存在大量的物质、文化与技术交流。

　　西亚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流互鉴。西亚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流主要通过丝绸贸易与伊朗文明发生联系。陆上通过我国内地新疆经沙漠绿洲、中亚与西亚联系，海上通过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与西亚产生联系。由于当时的海上丝绸贸易主要被印度商人所垄断，陆上丝绸贸易主要被波斯商人所垄断，因此中华文明与西亚文（下转6版）

　　（上接5版）明发生联系基本上是通过印度和波斯等中介进行，其中又以波斯文明为主要媒介。古波斯帝国建立后，修建大量驿道、开凿了苏伊士运河，运河与驿道构成的水路交通系统将波斯帝国的经济中心巴比伦同小亚、埃及、印度、中亚相连，并成为有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与西亚的物资、技术和文化交流。西亚特产葡萄干、苜蓿、扁桃、茴香、胡萝卜等传入我国。波斯工艺品、拱顶建筑技术、波斯医药、音乐、舞蹈、雕塑等也传入我国。中国的文化科技成果，如养蚕缫丝技术、造纸技术、地下水渠灌溉技术（坎儿井）、铸铁术等，也随丝绸之路传入西亚地区。中国的铸铁柔化技术被伊朗吸纳，用以改进了伊朗铁兵器的质量。安息王朝时期，伊朗马尔吉安娜的木鹿城（Marv，后易名为安条克城）既是当年丝绸之路上的战略重镇和国际贸易中心，又是中国钢材贸易中心，著名的大马士革钢制作技术据说就经由木鹿受到中国制钢技术的影响。中国的造纸术、火药等通过伊朗传入西亚阿拉伯地区，再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我国西北新疆一带的地下水渠灌溉技术经由中亚传播到波斯和叙利亚，使这些地区的沙漠边缘地带得到开发，如黎巴嫩的贝卡谷地，就引黎巴嫩雪山之水，以地下渠道方式组成灌溉网，使其变成沙漠绿洲，迄今已有1600余年。

　　在中华文明与伊朗文明交流中，宗教文化交流是个重要方面。经伊朗传入我国的宗教，先后有佛教、祆教、摩尼教和景教，其中尤以佛教对我国影响巨大。我国早期佛教并非直接来自印度，而是经安息和中亚其他伊朗语国家传来。佛教兴起于古代印度，阿育王时期逐渐传入临近地区，首先是传到说伊朗语的中亚各国，并于公元前1世纪初由中亚传入我国新疆地区，随后传入我国内地。最早来我国传播佛教的都是伊朗语居民，早期佛教经典用语很多都是直接由伊朗语翻译而来。在早期来华的佛教高僧中，最著名的是安息高僧安世高。安世高是我国汉译佛经的创始人，公元148-171年，他在洛阳先后出经35部41卷，其所译佛经被评价为“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号称“群译之首”。

　　西亚文明与印度文明的交流互鉴。印度文明与西亚文明的交流始于两河流域文明时期，在两河流域出土的文献中出现过印度牛的形象。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印度后，印度与西亚地区的文明交往密度增加。文学方面，古代阿拉伯文学名著《卡里米与迪木乃》和《一千零一夜》都起源于印度。《卡里米与迪木乃》来自印度寓言《五卷书》，先是被胡司洛的御医巴尔祖耶译为钵罗钵语，取名《卡里米与迪木乃》，后来又被波斯的穆斯林伊本·穆格法由中波斯语翻译为阿拉伯语，进而得以在西亚地区广为流传。该书现在有40多种不同语言的译本，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一千个故事》这本印度故事集在萨珊时期也曾被译为钵罗钵语，后来也被波斯人由中波斯语译为阿拉伯语。它是流传至今的著名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的材料来源之一。宗教方面，阿拉伯人征服伊朗后，曾为伊朗国教的祆教被禁，祆教圣经《阿维斯陀》被毁，一些祆教徒为躲避宗教迫害移居印度，被印度人称为“波斯教徒”，祆教经典《阿维斯陀》的部分内容得以在印度保存下来，因此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阿维斯陀》圣经，是印度的波斯教徒经典。科学方面，印度数字和十进位法经由波斯人介绍给阿拉伯人。关于印度天文学的影响也出现在一些5世纪的古伊朗天文学记载中。在8至9世纪的西亚地区科学中心——巴格达，就有不少来自印度的学者帮助制作各种印度天文手册的阿拉伯文译本。

　　西亚文明与中亚文明的交流互鉴。由于地理位置因素，中亚地区在早期主要受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希腊文明的影响，佛教最先向外传播到的地区就是中亚，再经由波斯人传到中国。因此中亚文明与西亚文明发生联系的早期主要媒介是伊朗/波斯文明，后期在伊斯兰文明崛起后，主要受伊斯兰文明和波斯文明的双重影响。中亚地区存在诸多游牧民族，历史上即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主要通道，在伊斯兰教东传过程中，中亚地区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伊斯兰教传至中亚以前，该地区是摩尼教、祆教、景教、马兹达克教、印度教、佛教、道教、萨满教等多教并存之地，公元前334年开始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使中亚地区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亚历山大大帝在中亚地区交通要道上修建数十个以他命名或由他命名的希腊化城市，这些城镇后来有许多成为丝绸之路的重镇和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中心。佛教文化中的犍陀罗艺术便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亦可说是佛教艺术在希腊文化与中亚文化双重影响下的结果。随着后来佛教文化的东传，犍陀罗艺术对我国西北地区的石窟造像和绘画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景教和伊斯兰教也经由中亚传入中国，其中伊斯兰教对中亚地区的影响最大，伊斯兰文化与波斯文化和突厥文化发生交流互鉴后，形成中亚特色的伊斯兰文化。中亚特色的伊斯兰文化传入中国后，又与中国儒家文化发生交流融合，进而形成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

　　西亚文明蕴含着浓郁的亚洲文明价值观

　　基于共同的人性，人类文明在总体上都具有一定的共通性，这也是历史上各种先进的文明能够被认同和传播的重要原因。古代西亚文明同样如此，其文明的内涵中也孕育了一些重要的亚洲文明价值观。

　　虔诚敬畏。在西亚文明中，宗教内容构成其重要部分。除早期遍布西亚地区的多神崇拜，后来还相继出现一神教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神在古代西亚地区的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一个人从出生到死，无不与神紧紧联系在一起。整个社会上下无不受到神的意志的支配，可谓“率海之滨，莫非神土”。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人们多对太阳、月亮、雨水、雷电等都赋予敬仰和崇拜，都相信世间充满了善神和恶鬼。善神显形为带翅膀的公牛和狮子，被装饰在宫廷的大门两侧。这种门兽后由佛教、祆教和摩尼教传入中国，也成为中国官府、大户门前的一对石狮。为表示对神的敬畏，西亚各王朝和帝国均建造了众多神庙，定期在神庙里举行宗教仪式。早期的神庙，以及后来的犹太会堂、基督教堂和伊斯兰清真寺，均是宗教在西亚文明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具体表现。西亚文明中所体现出的对神与大自然的敬畏使得人们在大自然面前有所节制，努力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不是无节制地去征服大自然。

　　公正仁爱。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为保护平民和弱者利益，颁布了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法典中处处体现出“使强不凌弱”的公正仁爱思想。法典前言中称法典条文是“公正的法律裁决”，是“要以此使国家得到公正的统治和合理的管理”。法典内容除保护平民的私有财产外，还力求在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下保护弱小者利益。如法典第48条规定：“如果一个人身上有债，而暴风雨又冲毁了他的田，或是由于缺水田地没有长出大麦，那么那一年他不可向他债主交粮，他可修改他的泥板契约，不付那一年的利息。”犹太人的《圣经》中也指出“公义和公正是上帝宝座的根基”。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居鲁士二世以“为人宽厚仁爱”著称。他尊重各地风俗，善待被征服地区上层分子和普通居民。还把号称“巴比伦之囚”的犹太人遣送回国，帮助他们在耶路撒冷圣地重建家园，被歌颂为犹太人的“弥赛亚（救世主）”。中国伦理学中最重要的仁爱原则，在犹太伦理中也有所体现。仁爱在中国文化中被理解为爱人，没有上帝爱子民之意，犹太文化中的仁慈有上帝慈爱人民、人与人之间要慈爱两个方面。《诗篇》中说：“上帝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出埃及记》写道：“不可辜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这种保护弱者以及行善互爱的精神在伊斯兰文明中也有体现，在倭马亚王朝时期，兴建了目前世界上已知的第一所麻风病医院，设立了收容老弱病残及盲人之家。

　　开放包容。苏美尔文明时期，盛行多神教自由信仰，王权对各种宗教信仰都不加以干涉，巴比伦人主导两河流域地区后，也继承了苏美尔人的宗教宽容传统，并不排斥异族的神。亚述帝国时期，所有被征服地区在必须供奉亚述神的同时，也可以继续保留自己的地方神。可见，在西亚地区，各种宗教都能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开放多元的文化特征十分鲜明。波斯安息王朝统治时期，也完全尊重西亚地区已经被希腊化的城市的自治权，不干涉这些希腊化城市的内政与工商业活动。安息王朝对希腊化城市的宽容态度，对伊朗文化的发展具有很大推动作用。它使伊朗能主动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自己本民族文化的特色。著名的犍陀罗佛教艺术，就吸收借鉴了希腊和伊朗的艺术手法。伊斯兰文明也具有鲜明的开放色彩。在伊斯兰教创立之初，就从犹太教吸纳借鉴了许多内容，这种开放性的视野为伊斯兰文明合理吸收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化养分，并结出丰硕的成果提供了条件，使伊斯兰文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走出阿拉伯半岛地区，向外拓展，建立了横跨亚非欧的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在公元9世纪阿拔斯王朝的马蒙统治期间，巴格达城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文化中心。波斯人、希腊人、印度人、犹太人、阿拉伯人、叙利亚人都汇聚于此，对来自希腊、罗马和印度等地的文献书籍进行翻译整理。伊斯兰文明早期，其对境内非穆斯林群体十分宽容，允许境内基督教、犹太教和祆教教派的信仰自由，并不强迫他们改信伊斯兰教。

　　教育为本。西亚文明具有重视教育的特征。早在古代巴比伦地区，就存在各类学校，如书吏学校、天文学校等。学生既来自名门望族，也来自下层平民家庭。受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古代波斯贵族在公元前5世纪也开始接受学校教育。安息王朝时期，伊朗王公贵族已经具有很高的文化教育水平，其文化素养完全不亚于同时期的希腊化各国。由于推行大众化教育，普通百姓也能接受教育，因此在波斯帝国的下层平民中也出现了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士，他们后来在波斯萨珊王朝时期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文官（文士）等级”。萨珊王朝时期，还热情接待了因希腊雅典学园被迫关闭而前来避难的许多新柏拉图学派哲学家。伊斯兰文明也十分注重教育，7世纪的倭马亚王朝时期建立了学校，8世纪的阿拔斯王朝时期在巴格达建立了科学学院和天文台，注重数学、医学和天文学的研究，同时翻译大量的希腊、波斯和印度文献。（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原文刊于《文汇报》2019年5月31日文汇学人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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