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的实践和研究，虽然对中国青铜器的发展阶段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但如开篇所及，尚有不少缺环有待弥补，很多问题还未解决甚至尚未触及。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冈期之间的承继关系，尤其是二里冈期与殷墟阶段的演变还相当的含糊不清。一个重要原因是二里冈的衰落原因不明，文献所载此后都城的几次迁徙地也不清楚。诚然，自二里头文化开始、二里冈期证明的都域铸造青铜器这一现象，是否在中商阶段延续，由于没有考古资料作依据，对中商阶段青铜器生产的中心即王作坊所在茫然无知。也就是说，郑州商城的铸铜工匠去向不明，后人在哪里继承了二里冈期青铜技术，以及是否有所发明、怎样的发明均无从知晓，商代青铜器研究于此难以推进。 

　　据笔者的理解，泥范块范法铸造青铜器的技术体系，与锻造以及石范铸造不同，甚至和小型失蜡铸造也相左，不适合小规模的家庭手工业作坊，因其资源调动多，技术复杂，需要长时间学习；铸造生产可以规模很大，适宜王或国家的工场，尤其是青铜礼乐器的铸造也需要如此。当然，这一生产形态自然会导致器物风格较为一致，也适合垄断，这是先秦青铜器制作体系的技术、社会基础和态势。此一特性是中国青铜时代，在广大如欧洲的版图内，铸铜遗址发现得很少的原因，也是青铜器风格与制作技术一致的内核。 　　 　　 

　　青铜器铸造首先需要青铜原料，即铜、锡和铅。铅赋存较广，不是难题；锡中原基本不产，有赖南岭和西南，但目前还没有头绪；铜需要最多，中原的秦岭、中条山、太行山、燕山，都有一些小规模铜矿赋存，但尚未发现先秦开采的证据；因为一座矿山有铜赋存和可以开采不同，可开采和便于开采也不同，从考古调查发掘知道，先秦大规模开采的是长江中下游铜矿，集中在湖北黄石至安徽芜湖一线。因为这里的铜矿不仅赋存量大，而且品位高、出露好、破碎强，易于采选。而且长江流域树木生长快，能提供支护所需的大量木料和治炼必需的大量木炭。而东北和西北的铜矿，古代虽经开采，但人力、环境因素和经济性方面，限制了生产规模和持续性。 　　 

　　虽然不清楚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阶段的青铜资源来自何处，但从其铸铜遗址看，冶、铸已然分离，冶炼在矿山，铸造在都邑，材料制备的经济性能良好。从盘龙城遗址所出土青铜器看，与二里头文化器物联系密切，若认为盘龙城是商人开发江南铜而营建之说成立，商人抵达长江不晚于二里冈时期。在那里采铜、炼铜铸锭的实践，很快发展出铸铜工业，并有一些技术发明，如铸接、泥芯撑、垫片，以及本文特别讨论的铸铆式铸接和芯作纹、模芯合作纹。正是这些技术发明，一方面巩固了泥范块范法的技术传统，另一方面形成了南方风格青铜器。作坊可能在鄂皖赣交界地区。 　　 　　 　　 　　 　　

　　南方铸铜作坊尚未发现，准确的地点、使用的时限、生产的品类等都无从知晓，只能基于南方风格青铜器进行类推。但需要指出的是，南方作坊既然能铸造南方风格的青铜器，当然也就可以铸造中原风格器物，只是难于甄别而已。从南方类型大口折肩尊和折肩罍的分布看，苏、皖、赣、湘、鄂、陕、川、渝等地都有出土，而且一些具有南方工艺特色的器物，还出土于关中平原、晋陕高原等地，可谓分布广大。这些器物具有同源性和共时性，说明是在一个不长的时段内在一个作坊内铸造的，产品被远输各地。此外，这些器物几乎都不出自墓葬，说明其功能和中原器有所差别。 　　 　　 

　　田野考古揭示：与早商和中商文化扩张相对的是晚商的收缩，但晚商殷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均十分繁荣昌盛。这一现象一方面可以提醒我们，是否将晚商文化的内涵错认了，否则难以理解一个鼎盛王朝的文化影响范围在收缩；另一方面，从青铜器的出土地域看，所谓的收缩，或者可以认为是青铜器生产垄断的结果，或者可以认为殷墟时期，权力与财富高度集中在大邑商安阳。面对所谓收缩态势下青铜器的繁荣鼎盛，笔者认为是外来技术与文化注入的结果。 　　 　　 

　　艺术和科学、技术一样，在一个封闭体系内的进化是十分缓慢的，甚至会出现退化的情形，飞跃性的发展在于多元化和多元要素的整合与创新。青铜器作为艺术与技术的综合体，在自二里头至西汉初大约一千五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总体来看变化应属缓慢。即使如此，变化也不是匀速的，而在于几个关键节点，每个节点又有关键的技术突破。 　　 　　 

　　第一个节点是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冈期之间，分铸技术使青铜器复杂化和大型化，并派生出了一个南方分支，形成了南方风格。第二个节点是殷墟的统一，将南北两个技术与文化整合起来，造就了青铜技术的繁荣，也形成了王对青铜礼器生产的垄断。第三个节点是春秋中晚期的革命，各诸侯先后打破王对青铜器生产的垄断，为适应大批新贵，生产格局呈现批量化和极端奢侈化两极，多种工艺并用导致了革命性变革。 　　 　　 

　　本文涉及前两个节点。 　　 　　 

　　青铜器纹饰和附饰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直到二里冈期的晚期之前，青铜器纹饰都是浅浮雕纹带，纹饰平铺展开。二里冈晚期出现了局部高浮雕纹饰，器内壁相应凹下，但属于局部，不是兽面普遍下凹，即在内壁不可见兽面轮廓。到中商早期，以月儿河为代表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包括龙、虎和人形的高浮雕兽面纹，在器内壁均下凹，轮廓清楚。而且肩部有圆雕龙首、腹部有圆雕虎头、腹或肩部的勾云形扉棱，这些装饰在郑州商城罕有发现。但这一模芯合作纹形式以及某些附饰类型，在后继的南方大口折肩尊和折肩罍中，成为确定的形式。这些器物往往饰高浮雕散列式兽面纹，与特殊的工艺有何关系有待探讨。 

　　殷墟青铜技术的来源问题很少讨论，似乎自然认为传自前一阶段。但盘庚迁殷之前甚至更早的都城不曾发现，据说有三四次迁徙，一百多年中如此辗转迁播，居无定所，各地是否铸铜值得疑问。但对照郑州商堿青铜器，与安阳青铜器的风格和装饰有巨大差别是不言而喻的。 　　 　　 

　　这之间的过渡，最重要的是南方工艺和风格的融入。 　　 　　 

　　盘庚迁洹北，理应筹划并铸造青铜器。武丁迁殷，励精图治，国力日强、权御日大，号称盛世。据甲骨文所载，武丁一朝武力东平西掳、南征北战。其中一个主要的举措是征服南方，一方面，确保青铜原料的大量供给；另一方面，毁灭南方的铸铜作坊，迁其工匠于都域，大量生产青铜器。更主要的是，从此独占了青铜礼乐器铸造。 　　 　　 

　　南方工匠北迁，带来了各自绝技，包括铸铆式铸接附件工艺、芯作纹铸造透空圈足工艺和模芯合作纹铸造高浮雕纹饰而内壁下凹的工艺（别的工艺如垫片和扉棱分铸将另文讨论）。但内壁下凹的青铜器在安阳认同度很低，相应的工艺被极少采用，但充足的材料供给可以铸造壁厚较大的器物，从另一方面减轻了工艺不够合理的影响。 　

　　但铸铆式后铸工艺却被采用了。这一工艺可能是南方铸工在二里冈期晚段的个人发明，为其秘技，流传不广但十分有序。在中商早期或早中期之交，这一工艺可能演化为两支：一支表现为圆泡形涡纹铸铆头，而另一支为不规则片状铸铆头。在迁到殷墟的铸工中，这两类工艺形式的传人都有，前者铸造了较多器物，后者铸造的较少，均集中在殷墟早期和早中期之交，只有个别可能属于殷墟晚期，其中有些器物还被输往山西等地。殷墟晚期，铸铆式铸接的器物已属罕见，可能意味着掌握这一工艺的铸工，还没能将秘技传下即已在商末离世，这一流传了两百多年的工艺，或就此湮灭。 　　　　 　　 　　 

　　由此可以推想殷墟铸铜工场的组织，工匠具有高度的自由度和创造性，各种精品正是他们创造的结晶。工匠高度的自由オ可以保守一些秘技，使之流传有序。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从铸铆式铸接、芯作透空纹饰及模芯合作高浮雕纹饰这三个工艺现象讨论南方对殷墟青铜器的影响，纹饰的结构、扉棱的形式、纹样的组合搭配以及动物附饰等方面还未能展开，相信随着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针对南方青铜工艺对安阳殷墟的影响将会更为全面。 　　 　　 　

　　本文由董苗摘编自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香港承真楼 编《商周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之《妇好墓青铜器与南方影响——殷墟青铜艺术与技术的南方来源与技术选择新探》。内容有删节、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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