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已有近百年的发展史。194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经过不懈努力，基本勾勒出我国的人类演化、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发展的漫长画卷，初步构建起中国考古学的时空框架。1982年夏鼐先生在《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前言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多年间，中国考古学有三个重要标志：首先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我们工作的理论基础；其次是具体方法的改变和进步（科学专业化和整体化）；第三是考古工作中扩大了所涉及的地域和伸延了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宋辽金元明清时期考古学七十年的发展，仍然体现了这三个重要标志。

　　宋辽金元明清时期是现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不断融合和形成的重要时期。隋唐帝国之后，中国出现了第二次南北朝的局面。直到元明清时期形成新的大一统帝国。这一时期北方草原民族和中原农耕汉文化之间发生了冲撞、交流和融合，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和壮大，奠定了现今中华民族国家的版图。这一时段考古发掘和研究内容庞杂、门类繁多。这里仅从城市、陵墓、手工业和中外文化交流考古等方面择要述论。

　　城市考古的精细化

　　20世纪的这一时段城市考古工作较为薄弱，主要有辽中京遗址、南宋临安城遗址、元大都遗址和元上都遗址等小规模的发掘工作，其中北京元大都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最为重要。进入新世纪以来，北宋东京城、南宋临安城、辽上京城、金上京城、元上都、元中都、明中都、明清北京故宫和清代盛京城等都开始了主动性发掘工作。地方城址的考古发掘，也呈现井喷之势。宋扬州城、上海青龙镇遗址（唐宋港口城镇）、重庆南宋钓鱼城遗址（宋蒙时期山城）、河北崇礼太子城遗址（金代行宫）、吉林省安图县宝马城遗址（金代长白山神庙）、吉林前郭尔罗斯县塔虎城遗址（金代肇州）、宁夏固原开城长虫梁城址（元代安西王府宫城）等，都取得了重要考古发现。

北京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城楼和城门遗址

　　近10年来，辽宋金元明清城市考古发掘和研究出现新的态势。其一，都城和一般城址的工作区域明显变大和时间跨度明显加长；其二，大多都城和重要城址，由原来配合性的基建考古，转换为带有明确学术目标的主动性考古工作，资料的科学化程度大幅度提升；其三，考古项目负责人带着“城市考古”的理念，考古发掘过程精耕细作，注重多学科合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考古新发现，同时也为保护大遗址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其四，对地方城址的广泛关注和研究。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平面示意图

　　城市考古的发掘和研究，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核心内容。徐苹芳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根据元大都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实践，率先提出“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的研究方法。此后，宿白先生和徐苹芳先生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时期城市考古进行了具有指导性的研究和论述。近年来，考古学者在承继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对“城市考古”发掘理念和技术方法不断进行实践和总结。“国家文物局城市考古专题研修班”的成功举办，反映了国家文物局对城市考古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

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全景及周边环境

　　陵墓考古的全面化

　　陵墓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北京明定陵的考古发掘，获得一批珍贵的考古资料。21世纪初，北京房山金陵、西夏王陵启动大规模的发掘。特别是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和辽宁北镇辽代帝陵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极大地推进了辽代帝陵的考古学研究。去年启动的浙江南宋六陵考古工作成果可期。

　　这一时期墓葬发现数量巨大，研究成果也很丰富。帝陵之外的墓葬，墓主人主要是贵族和平民。明朝诸侯王墓不同于帝陵和一般墓葬，目前发掘较多，研究也较为深入。

　　20世纪的墓葬，主要都是在基建中发现清理，不乏十分重要的考古发现。但整体研究水平较弱，处于时空框架的构建阶段。1951年在河南禹县白沙镇发掘的北宋末赵大翁及其家属墓（习称白沙宋墓），是北方地区墓葬形制的范例。《白沙宋墓》一书已成为学术经典。内蒙古奈曼辽代陈国公主墓、阿鲁科尔沁宝山辽代壁画墓、河北宣化辽代汉人家族墓地、黑龙江阿城金齐国王墓、山西稷山马村金代墓地、陕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画墓、安徽安庆元范文虎墓、江苏淮安明代王镇墓等重要考古发现不胜枚举。新世纪以来，陕西蓝田吕大临家族墓园的发掘注重墓地的整体研究；浙江云和正屏山南宋淳佑八年（1248年）墓清理出完整的地面茔园等。这些考古工作表明墓葬发掘和研究呈现了明显的学术化和精细化。

1957年出版的《白沙宋墓》

　　历史时期陵墓考古的重要发现，从一开始就被史学者作为证经补史的手段，长期缺乏考古学本身的研究。进入新世纪，墓葬考古发掘的计划性和科学性明显加强。各个朝代墓葬的分期和分区、墓葬形制结构、随葬品及其组合特征和丧葬礼俗等研究有了很大的推进，显示出更为全面化的研究态势。

辽宁北镇辽乾陵遗址

　　手工业考古的多样化

　　陶瓷考古研究是手工业考古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宋代陶瓷手工业生产水平较唐代有了长足的发展。1950至1980年间，学者们对古代瓷窑遗址进行普查，基本掌握古代窑址的分布状况、各主要窑址产品及其特征。1980至2000年间，考古学者陆续发掘40余座窑址，一半以上是首次主动性发掘。较重要的北方窑址有北京龙泉务窑、河北磁县磁州窑、曲阳定窑，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禹州钧台窑、陕西耀州窑、宁夏灵武窑等；南方窑址有浙江杭州乌龟山南宋官窑、龙泉窑，福建建窑、德化窑，江西湖田窑和市区御窑厂、吉州窑，安徽繁昌窑，广东潮州窑，重庆涂山窑等。此外，辽代瓷窑和西夏瓷窑址都有发掘工作。新世纪以来，河北曲阳定窑、安徽繁昌窑、浙江龙泉窑枫洞岩窑址、江西景德镇落马桥窑址都有重要的新发现。考古学者取代瓷器鉴定家成为陶瓷考古的主力军。学者带着明确学术目的发掘相关瓷窑址，研究范围涵盖瓷窑址的各个朝代和不同区域。大量考古发掘报告和综合性研究专著也相继问世。

河北曲阳定窑09Y3

　　此外，这一时期冶铁业和煤炭开采等都有考古新发现。江西高安华林造纸作坊遗址、北京延庆辽代矿冶遗址群水泉沟冶铁遗址、湖南桂阳明清时期大型炼锌遗址等，体现了手工业考古研究的多样性。

水泉沟遗址炼铁炉全景

　　中外文化交流考古的立体化

　　辽朝和宋朝墓葬和佛塔中，发现精美的伊斯兰玻璃。玻璃在北部是经由中亚陆路传入辽国境内，而南部可能是从海路输入到北宋。辽陈国公主墓中出土7件伊斯兰玻璃器和一件刻有阿拉伯铭文的錾花铜盆，元代安西王府(今西安)宫殿基址的夯土中曾发现5块铸有阿拉伯数码幻方铁板，明代太监韦眷墓出土一枚威尼斯银币和2枚孟加拉国银币。这些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

　　这一时期，瓷器取代丝绸成为主要贸易商品，海路逐渐成为对外交流的主渠道。广东广州和福建泉州、明州（今宁波），都是当时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从埃及福斯塔特、开罗，到东非摩加迪沙、基尔瓦，以及蒙巴萨、马林迪等，都发现了大量的中国外销瓷。宋元时期韩国新安郡海底沉船出土2万余件中国陶瓷器。外销瓷器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宋元时期造船业兴盛，促进了内河航运的发展和海上交流的繁荣。“南海I号”沉船的成功打捞是中国水下考古正式起步的标志。此后“白礁一号”沉船、“南澳Ⅰ号”沉船、辽宁“丹东一号”清代沉船（推定为致远舰）等重要发现反映出水下考古的潜力。从陆路到海路，从地上到水下，展现了中外文化交流考古工作的立体化。

南海I号沉船侧视

　　土司考古是伴随土司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于近年提出的新概念。广义的“土司遗存”的发现，可上溯1957年发掘的贵州遵义南宋播州安抚使杨粲墓。近10年来，土司遗址申遗过程中，考古学者对贵州、湘西等地的土司遗存进行有计划的科学发掘，取得突破性的成果。遵义海龙囤城是西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南宋和明代万历时期土司城堡。杨铿等土司墓，都是重要的新资料。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湖南永顺老司城是彭氏土司数百年的司治所在。

播州杨氏土司墓地杨价夫人墓室出土螭首金杯

　　七十年来，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发掘和研究，历经起步、停滞、复苏到快速发展。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宋辽金元明清时期考古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考古工作全面开花，各朝代的断代考古发掘和研究趋于均衡。考古学家开始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多学科合作，不断提升考古发掘的精度和学术研究的质量，切实推进学科建设。考古发掘报告和学术专著数量日增，反映出学科发展的势头正劲。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正视。

　　20世纪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很薄弱。新世纪以来，考古发掘资料积累到相当程度，学者的人数和层次也都大幅度提升，因此，历史时期考古学科建设提到重要的议程上来。一些学者有意识地立足田野发掘的考古资料，通过深入的综合研究，逐渐搭建各朝代的考古学科体系，强化专业人才培养，切实推进学术研究。城市考古、陵墓考古、手工业考古遗存的主动性发掘越来越多，综合性研究越来越丰富，将是以后这一时期考古的新常态。考古学科建设、高水平专业人才培养将是近年工作的重点。（作者：董新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图文转自：“文博中国”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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