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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图物:早期中国神灵考古探索》序

发布时间:2019-11-29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杜金鹏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王青教授的著作《远方图物: 早期中国神灵考古探索》即将付梓,我有幸事先拜读书稿,并获王青教授惠予机会,说点我的认识和感想。

  我与王青教授相识,缘于我和他是山东大学校友、他执教于我的母校,且我们都从事夏商周考古研究;我与王青教授相知,起于和他共同关注史前玉器和二里头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饰研究,相互之间有所切磋和启发;我与王青教授相熟,始自我近年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古代玉器综合研究》,邀请他就考古出土玉器的有关问题进行共同探讨。

  本书所收论文共计20篇,是王青教授前后历经20多年的探索与积累,主要分为古代玉器研究和嵌绿松石青铜牌饰研究两部分,此外也涉及夏代陶器纹饰等研究。而其研究核心,是这些玉器、铜器所蕴含的古代社会信息——主要与神灵崇拜有关的思想信仰。

  关于本书内容的学科归类,按照以往认识可归为玉器考古、青铜器考古,也可纳入美术考古或宗教考古范畴,具体怎样归类主要看分类标准。近年考古界提出了“精神文化考古”的概念——我的同事何驽研究员在其新著《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年)中认为: 精神文化考古即是“考古探索人类社会认知能力的主流成果所形成的文化内涵,即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形式的心理基础,社会意识形式以自然观、社会观、宗教观为核心,以符号、艺术为两大表达体系”。他指出: 精神文化的核心内容有两种表达形式系统,“一是符号包括文字系统,即有关自然观、社会观、宗教观以及艺术和社会心理的符号或文字表现。二是艺术系统,即有关自然观、社会观、宗教观以及符号系统和社会心理的艺术表现系统”。

  在这一学术背景之下,此书显然可以归入精神文化考古之列,而且就我而言也更愿意将其归属于精神文化考古,因为玉器考古、青铜器考古的概念,更多偏向考古学基础研究,多属就物论物;宗教考古包含了宗教建筑和造像画像考古研究,美术考古则更多体现为艺术形式以及工艺技术研究。其实,王青教授将本书冠以“早期中国神灵考古探索”,便已归入精神文化考古了。

  王青教授的神灵考古和精神文化考古研究,在山东大学具有极好的历史渊源。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创始人、我和他的共同业师刘敦愿先生,早年曾多次从事山东地区考古调查,如20世纪50年代在日照两城镇遗址和五莲丹土遗址的田野调查均发现了珍贵玉器,揭开了山东史前玉器的神秘面纱,尤其是在两城镇遗址发现的著名玉器兽面纹玉锛,所刻两幅神徽图像,已成为山东龙山文化玉器的标志性纹饰,也是研究此类玉器及其纹饰的最珍贵材料之一。王青教授的研究可以说是刘敦愿先生的学术传承,也是山东大学考古人的学术传统。他在文章中屡屡提及刘敦愿先生关于龙山玉器研究之贡献,便是一种自觉的学术传承。

  通观这本书,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称道:

  第一,专而深。该书就玉器研究而言,无非是前代遗玉研究和神徽玉器研究;而青铜器研究则只限于镶嵌绿松石的青铜牌饰一类文物。其研究可谓专注,但是从这些数量不多、品类单一的文物身上,却能深入挖掘出古代人类的自然观、社会观、宗教观,乃至社会发展和变迁轨迹,可谓用心一矣。

  第二,透物见人。一般而言,上述玉器和青铜器研究,常常属于考古学基础研究或文物学研究范畴,也常常就物论物——类型源流、文化属性、时代考辨、工艺技术,大致如此。王青教授则并未止步于此,而是把目光投向了玉器、铜器背后的“人”——思想观念、社会形态、文化交流,使其文物价值陡然高升。

  第三,融会贯通。习惯上,人们通常把二里头文化青铜牌饰归为青铜器,其实,此类文物更为重要的应是绿松石和玉石(在勾勒神灵形象、反映神灵神态方面,绿松石和玉石至少与青铜起到同等作用)。因此,如果将其归为宝石器也说得过去。王青教授对古代玉器、陶器上面的神徽与嵌绿松石青铜牌饰的研究,归根结底都是对于古人之神灵观念的研究。因此,在他的文章中,从陶器纹饰,到玉器造型和纹样,再到青铜器造型与纹饰,从史前到夏商周,所见所论,统合归一,最终归结为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讨论。

  第四,逐步深入。无论是遗玉还是嵌绿松石铜牌饰研究,都有一个逐步走向深化的过程。王青教授对遗玉的研究堪称典范,从海岱地区商周墓葬史前遗玉入手,经过豫南地区商周汉墓遗玉研究,再到妇好墓遗玉,其研究方法、角度和力度,都在逐步提升。尤其是妇好墓遗玉研究,不但资料发掘细致,论辩入微,且眼界宽阔,多有创新。如他认为妇好墓遗玉中除了拿来主义的现成制品,还有利用旧器分解改制的旧玉新器,以及从遗玉演化而来的仿古复古作品,把遗玉研究推向新高度。

  关于嵌绿松石铜牌饰研究,他在《神秘精灵: 夏代镶嵌铜牌饰掠影》及其姊妹篇《海外遗珍——国外收藏的五件镶嵌铜牌饰》两文集中讨论了16件考古出土和传世品文物,开始了他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的系列研究。尔后的《发现解读——镶嵌铜牌饰的分类、年代和寓意》、《辨伪求真——纽约新见的两件镶嵌铜牌饰》属于跟进的考古学基础研究,及至《时代骄子——镶嵌铜牌饰所见中国早期文明化进程》和《移植汇聚——镶嵌铜牌饰的起源和传布》,则跃升为一个新的认识高度,从精神内涵透视了社会进化,大致描绘出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十分可能的一条演进脉络——从良渚文化经由大汶口文化、陶寺文化到中原龙山文化再到夏商周的一条文明因素移植与汇聚之路。

  第五,客观谨慎。在大胆探索与小心求证的结合上,王青教授做得比较出色,提出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但他对于这些见解采取了客观谨慎的态度,体现了一个严谨学者的治学态度。如《镶嵌神灵——西朱封龙山文化大墓出土玉冠饰纹饰的复原》一文,在过去我把神徽细分为冠、目、口、鼻、翼、珥六个组成部分的基础上,每个部分再进行饰纹复原,细腻而科学。但是他同时声明:“由于笔者没有亲自接触到这件神徽实物,所以本文的复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保守与大胆的双重色彩,这决定了本文的复原只能是想象复原,而非实测复原。”运用类型学方法对考古出土和传世玉器进行排比分期,现在也是考古研究的常见做法,但王青教授也指出,这种方法存在不确定性,“用纯类型学方法排比这些特殊用途的且是传世的神徽,而且玉神器本身的形制特征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它的原本演变脉络也不很清楚。这两点决定了本文关于神徽演变的认识尚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来检验”。

  关于这本书的学术创新和精湛论述,我觉得主要有以下一些表现:

  王青教授研究“遗玉”始于《东夷遗珠——海岱地区商周墓葬出土的史前遗玉》,此文资料翔实,梳理清晰,年代和文化性质判别有据,来源分析可信,是一篇很好的古玉研究论文。遗玉概念的提出和遗玉现象的确认,在文物及考古研究上有重要意义。尽管“晚期文物组合中可包含早期文物个体”是大家熟知的考古现象,学术界也早已关注到了商周时期存在史前遗玉,如林继来先生的《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墓的史前遗玉》明确提出了“遗玉”概念,但是比较深刻地揭示这种古代社会现象,应该是王青教授的《东夷遗珠——海岱地区商周墓葬出土的史前遗玉》、《玉传千年——豫南地区商周西汉墓出土的前代遗玉》、《巾帼藏家——妇好墓出土的前代遗玉》这三篇大作,由此彻底打破了部分人固守的什么时代的墓葬(及窖穴、灰坑等)出土文物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之观念,玉器(以及青铜器)作为一种特殊遗产,得到古人的特别关爱而得以传世,应该比较容易理解了。其实就连很容易破碎而不易流传的陶器,其幸运者也可以千年流传,我们在汉墓中发现仰韶文化彩陶罐,可以为证。这些都在考古研究中足以给我们一种科学启发。遗玉不仅是一种考古学现象,更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古代社会现象——这种爱玉惜玉的观念,至今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心中!

  在《镶嵌神灵——西朱封龙山文化大墓出土玉冠饰纹饰的复原》一文中,他提出史前玉器神徽的特征有“阴阳或雄雌的分别”,其中“把口生两对獠牙和臣字眼神徽看成是兽面或人面的形象”,而口无獠牙圆形眼之神徽“所表现的很可能就是‘鸟面’”。这是一个极其到位的发现和论述!日照两城镇出土的玉锛就同时装饰了这两种神徽纹样,而有些传世玉器上的神徽纹样,显然继承了两城镇玉锛神徽之精髓。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之神灵图像,有臣字目和圆形目之分,其身形也有相应区别,应该也是互相关联的——既有密切关系又截然不同,它们共同构成了当时人们神灵崇拜的主要对象或内涵。

  本书的开篇之作《北玉南史——莒县陵阳河出土小玉片背后的南国讯息》,从很不起眼的小玉片看到了太湖地区与海岱地区史前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很是令人赞叹。确实,陵阳河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小玉片,系三级神坛形象,与良渚文化玉器上面的神坛图像如出一辙。结合其他考古学现象,良渚文化曾经北上侵入原属大汶口文化地盘,形成两地人员及文化的交流、交融,从而为后来的早期中国酝酿、华夏文明形成打下了一根基桩。

  《匠心独运——早期中国组合式玉器上的神灵形象》一文以山西羊舌晋侯墓出土的一件组合式遗玉入手,将早期中国存在的神灵形象组合式玉器分为三大类共计六种,指出: 这三类组合式玉器应起源于良渚文化,后经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过渡,在龙山—二里头时期的山东和中原地区繁荣开来,有些组合形式又为商代所继承和发展,基本覆盖了早期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这些组合式玉器的寓意,则基本是以象形和转喻的思维模式,围绕鸟(鹰)崇拜制作出各种大小不同的神物作品,拥有这些神物作品就意味着拥有了通神法力,亦即拥有了统治社会的合法权力,这实际上就反映了早期中国社会不断走向复杂化的进程,王室贵族阶层就此产生。

  我在赞同王青教授观点的同时,也有一些不同意见。如王青教授指出,在早期中国的龙山时代、二里头文化时期,即已奠定了龙崇拜之民族信仰,可谓一语中的!只是,如果更进一步研究便可发现,在龙崇拜形成的同时,还有鸟崇拜的流行(尤其是在早期文明重要发祥地的东部沿海地区,即黄河下游至长江下游一带),无论良渚文化那娟秀的鸟儿,还是山东龙山文化之凶猛的鹰,均与古代文献所说东方民族为“鸟夷”(岛夷)相合。除了神坛上的鸟图腾,用鸟羽装饰的王冠,也充分说明人们对鸟的崇拜。到夏商周时代,鸟崇拜演化成凤鸟崇拜,中华民族之龙凤文化,终于定型。可以引出上述结论的考古资料,本书论文中多已涉及。

  目前,神灵考古和精神文化考古在我国只是初步发展,王青教授现在已经有了丰厚积累和深入研究,希望他今后能继续在这一领域深耕细作。为此我的一点建议是: 研究方向可进一步拓展,研究方法与手段可进一步提升。例如: 遗玉研究应突破考古类型学之单一手段,从材料的实验室检测分析、加工和使用的微痕观测分析等角度,就年代判断、文化定性、传承历史等进行更全面的研究;青铜牌饰研究,可把比较研究的目光投向商代动物形象。此外,可将研究范畴扩展至青铜铸造技术和宝玉石加工、镶嵌技术的科学研究。尤其是关于传世文物的辨伪,除了从考古类型学角度入手,更加有说服力的可能是以科技手段提取的信息进行相关分析。显然,这是跨学科综合研究,对于一个考古学者来说有些勉为其难,但也正是因为有跨界之难,才更具挑战性和突破性。

  总之,通观王青教授本书,给我的感觉是: 文如其人——老老实实,踏踏实实。一句话,学风稳重,视角独特,论述有力,值得一读。

杜金鹏

2018年5月识

(本文电子版由出版社编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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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远方图物:早期中国神灵考古探索》序

发布时间:2019-11-29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王青教授的著作《远方图物: 早期中国神灵考古探索》即将付梓,我有幸事先拜读书稿,并获王青教授惠予机会,说点我的认识和感想。

  我与王青教授相识,缘于我和他是山东大学校友、他执教于我的母校,且我们都从事夏商周考古研究;我与王青教授相知,起于和他共同关注史前玉器和二里头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饰研究,相互之间有所切磋和启发;我与王青教授相熟,始自我近年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古代玉器综合研究》,邀请他就考古出土玉器的有关问题进行共同探讨。

  本书所收论文共计20篇,是王青教授前后历经20多年的探索与积累,主要分为古代玉器研究和嵌绿松石青铜牌饰研究两部分,此外也涉及夏代陶器纹饰等研究。而其研究核心,是这些玉器、铜器所蕴含的古代社会信息——主要与神灵崇拜有关的思想信仰。

  关于本书内容的学科归类,按照以往认识可归为玉器考古、青铜器考古,也可纳入美术考古或宗教考古范畴,具体怎样归类主要看分类标准。近年考古界提出了“精神文化考古”的概念——我的同事何驽研究员在其新著《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年)中认为: 精神文化考古即是“考古探索人类社会认知能力的主流成果所形成的文化内涵,即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形式的心理基础,社会意识形式以自然观、社会观、宗教观为核心,以符号、艺术为两大表达体系”。他指出: 精神文化的核心内容有两种表达形式系统,“一是符号包括文字系统,即有关自然观、社会观、宗教观以及艺术和社会心理的符号或文字表现。二是艺术系统,即有关自然观、社会观、宗教观以及符号系统和社会心理的艺术表现系统”。

  在这一学术背景之下,此书显然可以归入精神文化考古之列,而且就我而言也更愿意将其归属于精神文化考古,因为玉器考古、青铜器考古的概念,更多偏向考古学基础研究,多属就物论物;宗教考古包含了宗教建筑和造像画像考古研究,美术考古则更多体现为艺术形式以及工艺技术研究。其实,王青教授将本书冠以“早期中国神灵考古探索”,便已归入精神文化考古了。

  王青教授的神灵考古和精神文化考古研究,在山东大学具有极好的历史渊源。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创始人、我和他的共同业师刘敦愿先生,早年曾多次从事山东地区考古调查,如20世纪50年代在日照两城镇遗址和五莲丹土遗址的田野调查均发现了珍贵玉器,揭开了山东史前玉器的神秘面纱,尤其是在两城镇遗址发现的著名玉器兽面纹玉锛,所刻两幅神徽图像,已成为山东龙山文化玉器的标志性纹饰,也是研究此类玉器及其纹饰的最珍贵材料之一。王青教授的研究可以说是刘敦愿先生的学术传承,也是山东大学考古人的学术传统。他在文章中屡屡提及刘敦愿先生关于龙山玉器研究之贡献,便是一种自觉的学术传承。

  通观这本书,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称道:

  第一,专而深。该书就玉器研究而言,无非是前代遗玉研究和神徽玉器研究;而青铜器研究则只限于镶嵌绿松石的青铜牌饰一类文物。其研究可谓专注,但是从这些数量不多、品类单一的文物身上,却能深入挖掘出古代人类的自然观、社会观、宗教观,乃至社会发展和变迁轨迹,可谓用心一矣。

  第二,透物见人。一般而言,上述玉器和青铜器研究,常常属于考古学基础研究或文物学研究范畴,也常常就物论物——类型源流、文化属性、时代考辨、工艺技术,大致如此。王青教授则并未止步于此,而是把目光投向了玉器、铜器背后的“人”——思想观念、社会形态、文化交流,使其文物价值陡然高升。

  第三,融会贯通。习惯上,人们通常把二里头文化青铜牌饰归为青铜器,其实,此类文物更为重要的应是绿松石和玉石(在勾勒神灵形象、反映神灵神态方面,绿松石和玉石至少与青铜起到同等作用)。因此,如果将其归为宝石器也说得过去。王青教授对古代玉器、陶器上面的神徽与嵌绿松石青铜牌饰的研究,归根结底都是对于古人之神灵观念的研究。因此,在他的文章中,从陶器纹饰,到玉器造型和纹样,再到青铜器造型与纹饰,从史前到夏商周,所见所论,统合归一,最终归结为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讨论。

  第四,逐步深入。无论是遗玉还是嵌绿松石铜牌饰研究,都有一个逐步走向深化的过程。王青教授对遗玉的研究堪称典范,从海岱地区商周墓葬史前遗玉入手,经过豫南地区商周汉墓遗玉研究,再到妇好墓遗玉,其研究方法、角度和力度,都在逐步提升。尤其是妇好墓遗玉研究,不但资料发掘细致,论辩入微,且眼界宽阔,多有创新。如他认为妇好墓遗玉中除了拿来主义的现成制品,还有利用旧器分解改制的旧玉新器,以及从遗玉演化而来的仿古复古作品,把遗玉研究推向新高度。

  关于嵌绿松石铜牌饰研究,他在《神秘精灵: 夏代镶嵌铜牌饰掠影》及其姊妹篇《海外遗珍——国外收藏的五件镶嵌铜牌饰》两文集中讨论了16件考古出土和传世品文物,开始了他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的系列研究。尔后的《发现解读——镶嵌铜牌饰的分类、年代和寓意》、《辨伪求真——纽约新见的两件镶嵌铜牌饰》属于跟进的考古学基础研究,及至《时代骄子——镶嵌铜牌饰所见中国早期文明化进程》和《移植汇聚——镶嵌铜牌饰的起源和传布》,则跃升为一个新的认识高度,从精神内涵透视了社会进化,大致描绘出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十分可能的一条演进脉络——从良渚文化经由大汶口文化、陶寺文化到中原龙山文化再到夏商周的一条文明因素移植与汇聚之路。

  第五,客观谨慎。在大胆探索与小心求证的结合上,王青教授做得比较出色,提出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但他对于这些见解采取了客观谨慎的态度,体现了一个严谨学者的治学态度。如《镶嵌神灵——西朱封龙山文化大墓出土玉冠饰纹饰的复原》一文,在过去我把神徽细分为冠、目、口、鼻、翼、珥六个组成部分的基础上,每个部分再进行饰纹复原,细腻而科学。但是他同时声明:“由于笔者没有亲自接触到这件神徽实物,所以本文的复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保守与大胆的双重色彩,这决定了本文的复原只能是想象复原,而非实测复原。”运用类型学方法对考古出土和传世玉器进行排比分期,现在也是考古研究的常见做法,但王青教授也指出,这种方法存在不确定性,“用纯类型学方法排比这些特殊用途的且是传世的神徽,而且玉神器本身的形制特征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它的原本演变脉络也不很清楚。这两点决定了本文关于神徽演变的认识尚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来检验”。

  关于这本书的学术创新和精湛论述,我觉得主要有以下一些表现:

  王青教授研究“遗玉”始于《东夷遗珠——海岱地区商周墓葬出土的史前遗玉》,此文资料翔实,梳理清晰,年代和文化性质判别有据,来源分析可信,是一篇很好的古玉研究论文。遗玉概念的提出和遗玉现象的确认,在文物及考古研究上有重要意义。尽管“晚期文物组合中可包含早期文物个体”是大家熟知的考古现象,学术界也早已关注到了商周时期存在史前遗玉,如林继来先生的《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墓的史前遗玉》明确提出了“遗玉”概念,但是比较深刻地揭示这种古代社会现象,应该是王青教授的《东夷遗珠——海岱地区商周墓葬出土的史前遗玉》、《玉传千年——豫南地区商周西汉墓出土的前代遗玉》、《巾帼藏家——妇好墓出土的前代遗玉》这三篇大作,由此彻底打破了部分人固守的什么时代的墓葬(及窖穴、灰坑等)出土文物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之观念,玉器(以及青铜器)作为一种特殊遗产,得到古人的特别关爱而得以传世,应该比较容易理解了。其实就连很容易破碎而不易流传的陶器,其幸运者也可以千年流传,我们在汉墓中发现仰韶文化彩陶罐,可以为证。这些都在考古研究中足以给我们一种科学启发。遗玉不仅是一种考古学现象,更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古代社会现象——这种爱玉惜玉的观念,至今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心中!

  在《镶嵌神灵——西朱封龙山文化大墓出土玉冠饰纹饰的复原》一文中,他提出史前玉器神徽的特征有“阴阳或雄雌的分别”,其中“把口生两对獠牙和臣字眼神徽看成是兽面或人面的形象”,而口无獠牙圆形眼之神徽“所表现的很可能就是‘鸟面’”。这是一个极其到位的发现和论述!日照两城镇出土的玉锛就同时装饰了这两种神徽纹样,而有些传世玉器上的神徽纹样,显然继承了两城镇玉锛神徽之精髓。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之神灵图像,有臣字目和圆形目之分,其身形也有相应区别,应该也是互相关联的——既有密切关系又截然不同,它们共同构成了当时人们神灵崇拜的主要对象或内涵。

  本书的开篇之作《北玉南史——莒县陵阳河出土小玉片背后的南国讯息》,从很不起眼的小玉片看到了太湖地区与海岱地区史前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很是令人赞叹。确实,陵阳河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小玉片,系三级神坛形象,与良渚文化玉器上面的神坛图像如出一辙。结合其他考古学现象,良渚文化曾经北上侵入原属大汶口文化地盘,形成两地人员及文化的交流、交融,从而为后来的早期中国酝酿、华夏文明形成打下了一根基桩。

  《匠心独运——早期中国组合式玉器上的神灵形象》一文以山西羊舌晋侯墓出土的一件组合式遗玉入手,将早期中国存在的神灵形象组合式玉器分为三大类共计六种,指出: 这三类组合式玉器应起源于良渚文化,后经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过渡,在龙山—二里头时期的山东和中原地区繁荣开来,有些组合形式又为商代所继承和发展,基本覆盖了早期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这些组合式玉器的寓意,则基本是以象形和转喻的思维模式,围绕鸟(鹰)崇拜制作出各种大小不同的神物作品,拥有这些神物作品就意味着拥有了通神法力,亦即拥有了统治社会的合法权力,这实际上就反映了早期中国社会不断走向复杂化的进程,王室贵族阶层就此产生。

  我在赞同王青教授观点的同时,也有一些不同意见。如王青教授指出,在早期中国的龙山时代、二里头文化时期,即已奠定了龙崇拜之民族信仰,可谓一语中的!只是,如果更进一步研究便可发现,在龙崇拜形成的同时,还有鸟崇拜的流行(尤其是在早期文明重要发祥地的东部沿海地区,即黄河下游至长江下游一带),无论良渚文化那娟秀的鸟儿,还是山东龙山文化之凶猛的鹰,均与古代文献所说东方民族为“鸟夷”(岛夷)相合。除了神坛上的鸟图腾,用鸟羽装饰的王冠,也充分说明人们对鸟的崇拜。到夏商周时代,鸟崇拜演化成凤鸟崇拜,中华民族之龙凤文化,终于定型。可以引出上述结论的考古资料,本书论文中多已涉及。

  目前,神灵考古和精神文化考古在我国只是初步发展,王青教授现在已经有了丰厚积累和深入研究,希望他今后能继续在这一领域深耕细作。为此我的一点建议是: 研究方向可进一步拓展,研究方法与手段可进一步提升。例如: 遗玉研究应突破考古类型学之单一手段,从材料的实验室检测分析、加工和使用的微痕观测分析等角度,就年代判断、文化定性、传承历史等进行更全面的研究;青铜牌饰研究,可把比较研究的目光投向商代动物形象。此外,可将研究范畴扩展至青铜铸造技术和宝玉石加工、镶嵌技术的科学研究。尤其是关于传世文物的辨伪,除了从考古类型学角度入手,更加有说服力的可能是以科技手段提取的信息进行相关分析。显然,这是跨学科综合研究,对于一个考古学者来说有些勉为其难,但也正是因为有跨界之难,才更具挑战性和突破性。

  总之,通观王青教授本书,给我的感觉是: 文如其人——老老实实,踏踏实实。一句话,学风稳重,视角独特,论述有力,值得一读。

杜金鹏

2018年5月识

(本文电子版由出版社编辑提供)

作者:杜金鹏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