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月29日，离旧历新年还有7天，一辆属于西北公路局的汽车从兰州出发，在黄土高原的沟壑梁峁间向东南缓慢穿行，两天之后，才到达300公里之外的平凉。在这辆车上，坐着一位41岁的中年人，他就是后来著名的考古学家石璋如先生。

　　石璋如原是由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等三家机构合组的西北史地考察团的成员。考察团在考古方面的主要对象是敦煌，但冬天的敦煌过于寒冷，不便田野工作，于是他们拟定了一个新的计划，即由兰州出发，先向东北走，转个圈子，沿途调查泾河、渭河、汉水、洮河等流域，最后再回到兰州。原计划工作四个月，没想到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工作的一半，仅仅调查了泾河、渭河流域，而汉水、洮河两流域根本没去，即返回了因抗战而撤退至四川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到达平凉之后，本计划以平凉为中心，在陇东地区调查，借以考察其与宁夏旧石器时代遗址之关系，但天降大雪，山川尽白，短期内难以消融，遂于2月2日东行至陕西邠县。此时正值旧历年关，不便乡间旅行，仅在城关附近调查。

　　2月9日，春节过后第5天，即开始了田野调查。9日至龙高，11日转往公刘墓，14日至旬邑，17日转返坡头，18日至新民，21日至北极，23日至长武，27日至大佛寺，3月1日又返邠县。在邠县、旬邑、长武三县共得遗址24处。

　　3月13日至乾县，15日至礼泉，20日至西安，此行的目的是考察周秦汉唐诸陵墓，在遗址方面并无所获。

　　从年初以来，泾水流域的调查，仅石璋如一人单独从事，故工作进行诸多不便，为时短而所获少。目标以史前遗址为主，兼及周秦。泾水流域的古代遗址，相当稠密，凡汲水方便而无水患之处，几乎都能发现。仅通过调查的初步认识，感觉它是解决中国史前及古史问题的一个重要地带，其重要性，远在甘肃洮河流域之上。

　　此后雍渭调查，有王世民协助，测量绘图均较前容易得多，为时长而所获亦多。渭河流域，范围更广，上起渭源，下迄潼关，流经甘陕两省凡20余县。调查目标，拟以周都为主，兼及与其有关的遗址，并寻找经史所不载的先民居住遗址。足迹所至，仅限于长安、鄠县、武功、扶风等处。

　　5月间开始渭水流域调查，1日至斗门镇，9日至秦渡镇，18日至鄠县，29日返回西安，共调查遗址12处。渭水流域之遗址，较泾水流域更为密集，由长安沿渭水旧河岸而上，不论南北，凡有湾咀之处，几乎到处都有。

　　6月间调查雍水流域，4日至武功，12日至扶风，17日至岐阳堡，21日至岐山，29日至凤翔，7月2日至宝鸡，11日又返回武功。此行共发现遗址22处。

　　七八月间为陕西雨季，气候酷暑，正是非热即雨的时期，不便田野工作，遂暂居西北农学院，借以整理资料。在此期间，每于新晴之后，出外工作，在渭河沿岸发现遗址4处。

　　又于9月初再次开始考察，本计划择要发掘，做细致观察，因奉命返回四川，仅能做一些粗略的采集与探视。8日至岐阳，14日至斗门，17日至临潼，此行除结束各处工作外，又发现遗址4处。

　　以上三条河流，66个遗址。泾水流域者24处，渭水流域者20处，雍水流域者22处。遗物多由地面调查与采集，真正经开坑试掘者只有4处。　　

　　2　　

　　当石璋如即将结束关中的考察而为回川做准备时，陕西省政府在未充分征求各方意见的前提下，突然发布一道政令，径自决定裁撤由北平研究院和陕西省政府合组成立的陕西考古会，并将所有留守人员、古物以及办公用品一概归并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

　　自十年前成立以来，陕西考古会在陕西地区进行了许多重要的考古工作，特别是对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是陕西第一次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发掘，也是近代以来陕西境内开展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古发掘工作。

　　七七事变以后，日军相继占领华北、晋鲁豫等地，又将战火延烧至晋南以至毗邻陕西的黄河沿岸，西部门户潼关城隘随之遭受日军疯狂轰炸，故都西安亦陷于日寇飞机的频繁空袭之中。

　　在残酷的战争面前，延续三年之久的斗鸡台发掘不得不宣布暂行中止，主要工作人员被迫相继撤退西南、陕南，保存于考古会内的大量珍贵文物随之面临被侵略战火吞噬的危险，工作秩序已趋于紊乱。

　　为对抗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确保文物安全，在艰苦的环境下，陕西考古会留守人员与故都西安的其他相关机构同仁一起，受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京筹备委员会，以及陕西省政府等相关机构的部署指挥，勇敢地担负起千余件文物的移藏保护任务，并秘密对其实施了周密稳妥的转移埋藏。

　　1938年5月，陕西考古会委员长张扶万先生，临危受命，兼任碑林管理委员会主任一职。8月以后，日寇加快侵略步伐，西安空袭进入最惨烈阶段。在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与家人的反复催促劝告下，加之愈演愈烈的空袭，迫使张扶万决定携眷离开省城，迁回富平县老家董南堡。临行之际，张扶万将考古会中公事逐一安排，首先想到需要转移者，即为此前于右任特意委托他保管的熹平石经残石。

　　战时转运，困难重重。张扶万苦于财力、人力以及敌机肆虐，返乡之事一再拖延，直到1940年3月始得成行。

　　当裁撤考古会的函件送达时，负责留守的李印唐等人不胜愤慨，立即回函据理力争。可悲的是，考古会的满纸恳切陈言，并未能引起教育厅以及省政府的切实重视。数日之后，陕西省政府仍频发训令，命令考古会等相关单位照准执行，不得延宕。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绵亘十年之久、在中国考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曾经轰轰烈烈的陕西考古会终于在一片混乱中宣告结束。

　　消息传至富平县董南堡时，据说已经病入膏肓、不省人事的张扶万突然睁大眼睛，高高举起右手，费力地向西挥去，嘴里嚅动着含混不清的语言。弥留之际，他所殷殷挂念者，还是那个融注了他十年心血的陕西考古会，以及为老友于右任无偿保管长达8年之久的汉熹平石经残石。

　　半个月后的10月16日，这位博学敦厚、饱经沧桑的“关中淹博士”，陕西考古会委员长，终于走完自己横跨两个时代的艰难人生，撒手西去，终年77岁。　　

　　3　　

　　就在张扶万去世前的8月19日，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古团的夏子欣来访，拟借阅有关唐陵考证的文字记载作为参考。因张扶万病危无从得见，不得不遗憾离去。

　　与夏子欣同来富平的，还有留法归来的美术家王子云先生。他于1940年5月向国民政府教育部呈交建议书，要求迅速组建艺术文物考察团，开赴西北，运用各种较为完备的资料收集方式，抢救收集这一尚未被敌军占领地区的各种古代艺术文物资料。时值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教育部遂允许组建考察团，由46岁的王子云担任团长。

　　考察团前两年的活动，主要以西安地区为中心，兼及西府及渭北的古建筑、古寺庙、摩崖、窑址等。1943年下半年，始与西京筹备委员会合作共同考察唐代帝陵。除去中间因文物展览会而回西安的23天外，整个考察活动历时60天，若将其中因天雨影响以及中间行路所用时间扣除，则工作时间只有短短的36天，实际考察唐陵14处。

　　8月17日，考察团由西安出发乘火车去富平。先抵咸阳，再到三原，再到富平，到达庄里镇时已下午4点整。考察团成员自早晨五时出发，除在永乐镇吃乾州烧饼两个外，到此时仍滴水未沾。18日，乡长梁君表示应有县府通知，才能派人领去唐陵工作，故考察队先去换取县府令函，再由乡公所代雇推车去简陵。等到简陵后，再找甲长商定食宿办法，住当地小学校。19日至26日，先后调查了懿宗简陵和代宗元陵。27日至28日，调查文宗章陵。因在前往章陵时，将乡公所开具的便条丢失，竟至食宿问题的解决颇费了一番周折，甲长经数次交涉后，才由马姓村民出面，设法找人做饭并暂借宿在堡外小学。29日至31日，调查中宗定陵。

　　9月1日至2日，调查顺宗丰陵。3日，经美原镇，赴桥陵。4日至8日，调查睿宗桥陵及陪葬墓。9日至10日，调查宪宗景陵。夜间阴雨，11日下了一整天，紧接着12至16日又接连5天下雨，调查队成员不得不滞留景陵小学。17日天气放晴，开始调查穆宗光陵。晚借宿于陵前的关帝庙小学，并请为代烧晚饭，处理好这一切，即解决了考察团的大事，所以团员何正璜在日记中兴奋地写到，“幸得允许，这一比较困难的问题又得解决”。18日午饭仍由小学代烧，每人仅吃荞麦面条一碗，勉强充饥，晚饭在一村民家吃荞麦面及黑面馍。当晚夜宿泰陵小学，“晚间大风起，气温骤变，同人此来均着夹衣，颇感难以御寒。据云此地常年多风，尤以秋冬为厉”，整夜大风怒号，第二天早晨仍未稍止，气候骤寒，水已结冰，山野中飞沙扑面，无法出外工作。而“吃饭亦成大问题，因乡间无处购买，结果由保公所为向乡民派饭。昨晚今晨均如此，尤以今晨更感困难，由乡农两家冒风送来面馍若干，硬冷如铁，不易下咽，然余等总觉于心不安”，中午又“自煮荞麦面条充饥”。而接下来的三天，每天只吃两顿荞麦面和小米饭，且须考察团自行炊烧，耗费掉不少的时间和精力。23日晚狂风又作，第二天早上仍未止息，因泰陵小学房屋少，男女4人挤在半间厨房中，食宿均成问题，故不得不转往蒲城，而放弃原定的泰陵拓印工作。24日至25日，访圣母寺遗址，驻蒲城。26日至28日，由蒲城经富平转三原。29日至30日，调查高祖献陵。

　　10月1日，回西安，处理西北文物展览会事。24日，返三原，驻大成镇。25日至26日，调查武宗端陵。27日，调查敬宗庄陵。28日至31日，调查太祖永康陵。

　　11月1日，整理永康陵资料。2日赶往德宗崇陵，借宿麻惠村小学。3日准备早饭后出发去崇陵，无奈“西北风起，天气忽变，今晨风雨交加，有雪花可见，气候骤寒，山地尤甚。余等五人被困于一小窑洞中，洞外朔风凛冽，大有欲工作而不可能之势，且以身边少参考书籍可看，故更感苦闷寂寞，如此竟日，风雨仍不见停”。直到4日下午雨才稍停，调查队即“跋涉傍泥登陵踏查”。5日调查陵前石刻，6日再度到陵前从事拓印华表装饰图案及定界碑，并测量各石刻距离，绘制平面图。7日，调查结束，返回西安。　　

　　1943年，正是中国抗日战争进行得最艰苦的日子，也是二十世纪前半期陕西考古史上特别重要的一年。在全国其他地方的田野考古工作均已陷于停滞的状态下，一些学人却在陕西关中的黄土地上默默寻找民族文化的根脉。凄风苦雨中，他们以渺小的身躯，在危难时刻担负起发现历史、保存国故、激励民心的重任，擎起了传承历史文化、复兴民族伟业的希望。（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本文刊登于《中国文物报》2020年2月7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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